王小廣

　　說經濟過熱必然發生高通貨膨脹就如同說人生病必然會發燒一樣，顯然是不當的。由于多數人仍用通貨膨脹這一已經不適宜的“溫度計”來測量經濟過熱，結果不少人否認經濟過熱的存在，使調控目標處于“迷蒙”狀態

　　眼下這一輪的宏觀調控與以前大不相同，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或新難題，由于環境與機理的不同，使調控政策實施的難度加大，效果也不盡人意。在我看來，目前宏觀調控至少有“五難”。

　　一難：判斷經濟過熱或投資過熱的標準缺失，造成調控目標不夠明確，甚至迷失，影響了調控效果

　　本輪經濟增長周期以來的一個新現象是“高增長低通脹”。長期性的低通脹現象伴隨著高增長，使許多經濟學家否認投資過熱問題的存在，一些人認證說，判斷經濟過熱的有兩個重要依據，一是是否出現高通貨膨脹，二是是否存在“煤電油運”的緊張，近幾年這兩者都沒有發生(或者講沒有持續發生)，所以，中國投資并不過熱。

　　20世紀80至90年代的經濟過熱可以用通脹的水平來測定，通貨膨脹像一個“溫度計”，可以度量經濟增長的熱度，但現在宏觀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貨膨脹這一“溫度計”明顯測量不到經濟過熱的程度。我認為當前判斷投資是否過熱不能用通貨膨脹率與“煤電油運”緊張這兩個指標。這是因為存在兩種經濟過熱。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理論告訴我們，經濟的長期增長過程既可能伴隨著高通貨膨脹現象，也有可能伴隨低通貨膨脹(或輕度的通貨緊縮)現象，這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和體制環境等長期變量的變化而造成的供給增長速度與需求增長速度的相對快慢。說經濟過熱必然發生高通貨膨脹就如同說人生病必然會發燒一樣，顯然是不當的。由于多數人仍用通貨膨脹這一已經不適宜的“溫度計”來測量經濟過熱，結果不少人否認經濟過熱的存在，使調控目標處于“迷蒙”狀態。

　　二難：是調控的靈活性與堅定性之間存在沖突

　　在經濟市場化逐步提高的情況下，宏觀調控操作增加靈活性和微調是必要的，但靈活性不能影響調控目標的堅定性，從而影響調控的執行力。如不能一會怕熱，一會又怕冷，一會怕發生通貨膨脹，一會又怕通貨緊縮，造成政策操作的不斷“搖擺”。

　　經濟或冷或熱的趨勢一旦形成，不可能短期內發生逆轉，如果經濟偏熱主要是因為投資過度和投資結構不合理，那目標必須堅定地控制投資過快增長和引導投資結構優化，如2005年二季度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均開始放慢，通貨緊縮壓力有所加大，產能過剩問題也開始顯現，但各方面開始擔心投資下滑過多、經濟調整過度，最后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全面松動，這是造成2006年投資再次過熱的主要原因。

　　再如對房地產的調控也充滿著“噪音”，打擊投機炒作、抑制房價過快增長是房地產調控的主要目標，但很多專家和官員都認為宏觀調控不是要壓房價，甚至認為房價不是主要問題，相反，努力保持房價適度增長，不能讓房地產出現明顯的調整，在這一思路主導的房地產宏觀調控自然難以見成效。另外，貨幣政策在利率和匯率政策的“搖擺”也是導致調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三難：中央的調控與地方的“逆向調控”博弈

　　中央提出防止經濟由“偏快”向“過熱”發展，避免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地方則解讀為主要是避免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回落，一旦投資增長回落，馬上全員“反擊”，從而使經濟增長持續處于“偏熱”狀態，使經濟結構矛盾繼續發展。比如一些地區投資增長一旦開始回落，地方政府馬上會采取各種行政、經濟等手段加大投資，人為地阻礙經濟的合理調整。在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經濟增長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胺来笃鸫舐洹弊兂闪酥醒敕馈按笃稹�，地方“永不落”。

　　反周期政策只有在兩個階段實施才是合理的，一是在過度繁榮期，二是在經濟蕭條或嚴重衰退期，其它階段都是以穩定政策為主，而不少地方政府卻經常逆市場調節,采取全程的反周期調控政策，明顯違背了經濟運行規律。經濟調整期是市場發揮效益的最好時期，落后的企業和經營不善的企業將在這一階段被淘汰，全程的反周期調節意味著繁榮期被人為延長,市場合理調整不能及時進行，生產過剩和低效率問題更難解決。

　　四難：宏觀調控除了調總量、調結構，更重要的是還要調整復雜的利益關系

　　用調整重要的經濟參數(利率、稅率、匯率等)對總量平衡進行調控是一種比較簡單而有效的辦法，當然總量調控都是“一刀切”，不存在什么區別對待的問題，只有產業政策是區別對待的。但中國經濟增長差異很大，結構失衡問題(或結構矛盾)比總量失衡(或總量矛盾)更突出，用“一刀切”的辦法確實不夠公平，因此，調控不搞“一刀切”，而是調結構，即政策要有選擇性，具體來講，就是“有保有壓、區別對待”。

　　這就難了，因為“什么行業該保什么行業該壓”、“哪個地方經濟過熱，哪個地方經濟不熱”，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各地方都希望“調別人、保自己”，因為各自都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場上。如講房地產熱，所有的地方都不承認當地的房地產過熱或有泡沫，但房地產熱或泡沫的區域性很強，發生房地產泡沫的地方經濟實力強，而政治上的話語權更強，結果調控找不到目標，即使找到了目標也會受責備，說你“行政干預”，說你“亂調”。這些矛盾或難處在“一刀切”的參數調控下反而不會發生。各種利益沖突使重視短期效應的宏觀調控難以應對，并大大地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

　　五難：對宏觀調控重點或過熱原因在認識上存在明顯分歧，從而使宏觀調控不夠精準

　　許多人指責宏觀調控過多地運用了行政手段，效果自然不好。我以為，這不是問題的根本，根本在于重點調哪里。先知道調哪里，確認哪里出了問題，然后才是考慮怎么調的問題。我認為，造成此輪投資過熱的根本原因是長期存在兩個“過度增長”問題，即房地產的過度增長和出口過度增長。

　　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總量增長水平并不是問題,主要是存在兩大結構性失衡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增長的嚴重不平衡，而投資 過快增長又主要是由于住宅投資持續過快增長，9年來住宅投資增幅比整體投資增幅快50%以上。投資與消費增長出現持續的不平衡可能造成兩個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方面，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將會加大資源消耗和環保的壓力，另一方面，可能導致長期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從而引起嚴重的產能過剩，最終導致投資和經濟增長“大落”的風險。

　　二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在不斷加劇。主要是由于出口持續過快增長所致。去年下半年以來，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越來越嚴重，今年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會加劇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摩擦，而且對貨幣調控政策形成較大的壓力。我們認為，造成這兩個結構失衡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發展政策對房地產及出口兩部門的過度依賴。要從根本上扭轉兩大失衡問題，并提高宏觀調控的效果，有必要下決心對房地產的發展政策和出口政策進行較大的調整，加快使經濟增長轉向主要依靠消費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相一致)上。(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來源：《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