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

　　由于經濟體制的不成熟，企業在產業選擇上發生的“潮涌現象”，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的博弈，導致我國目前相對頻繁地進行宏觀調控，既有客觀需要，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我國的宏觀調控為什么比較頻繁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國的宏觀調控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要頻繁得多，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大大小小的調控已經有五六次之多，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頻繁的

宏觀調控是經濟體制不成熟的表現。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其經濟體制的顯著特點是：在價格信號的誘導之下，各市場主體能盈利的時候就進入，不能盈利的時候就自然退出；各市場主體有強烈的產業升級沖動，因為只有率先的產業結構升級，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獲得更為豐厚的回報；企業具有社會責任意識、追求企業與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則遵循政府本身的優勢所在，創造公共產品，提供良好環境。

　　然而，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不可一蹴而就，決定了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的不成熟，這種不成熟表現在國有企業的產權約束尚未充分硬化，地方政府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事實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國有企業不僅存在著盲目的擴張沖動，而且對于各種調控信號不能作出敏感的反應。只要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沒有最終建立起來，這種由于產權約束軟化而產生的沖動就會一直起作用。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調整一輪盲目擴張沖動以后又會產生新一輪的擴張沖動的深層次的原因。

　　中國企業在產業選擇上更容易發生“潮涌現象”。所謂潮涌現象，是指絕大多數企業幾乎會在同一時間選擇幾乎相同的產業，于是很快在某一領域發生產能過剩。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各種產業選擇都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軌跡前進。例如，家用電器、汽車、手機等等，一個產業高潮緊接著另一個產業高潮都是跟在人家后邊，大家都沒有明確的預期和走向。這種現象通常在發達國家是不容易發生的。因為他們處在產業鏈的前端，對未來的產業走向的把握各個企業是不一樣的，重合的比較少。這種產業選擇上的潮涌現象，導致重復建設，一擁而上，產能過剩，就迫使宏觀層面不能不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博弈。無疑，中央政府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高瞻遠矚、統攬全局。而地方政府則從本地情況出發，更著重于本地利益，強調本地特殊情況，更有的則從以往的經驗中悟出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必須在新一輪宏觀調控到來以前迅速地超越，于是就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的發生。當然，積極地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會迫使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更為完善，更為穩健。

　　以上分析說明，我國目前相對頻繁地進行宏觀調控，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有著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個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過程只能是“走鋼絲”，太“熱”了，適當地壓一壓，太“冷”了，適當地促一促，并最終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成熟，過渡到一個穩健的發展狀態。

　　現階段宏觀調控中的行政手段有其必要性

　　規范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是針對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的缺陷而言的，正是因為市場的缺陷，才有了第二次調節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是相對“被動”的，是對第一次調節不到位的補充。如果宏觀調控過于積極、過于頻繁，就會干擾正常的經濟運行――因為適當的波動正是經濟運行中自我調節的一種表現，誠如馬克思經濟學所講的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是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形式一樣。

　　目前我國還不是成熟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宏觀調控中就會出現許多問題。例如，微觀層次的先天不足，就不會對宏觀調控的信號做出積極的、靈敏的反映，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又如，宏觀層面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使宏觀調控政策的設計并非僅僅從裁判員的立場出發，如此也必然影響到“賽場”上的正常秩序。這些情況在經濟轉軌期的中國都有體現。

　　宏觀調控手段是與經濟體制相對應的，有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就有什么樣的調控手段，例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是行政手段，而市場經濟則主要是經濟手段。現階段我們的宏觀調控應當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但不能排除行政手段，原因在于我們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一些主體，例如約束軟化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等還不會對經濟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由于產權方面的原因，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資格對擴張的消極后果負責。因此必須有行政手段，甚至包括對嚴重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

房價狂漲的問題實行問責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奢談經濟手段，并且從根本上反對行政手段，那實在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從一定的層面上我們肯定行政手段，但同時必須強調行政手段作用的方向是最終最大限度地淡出，建立起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總之，調控重要，但改革更重要。(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來源：《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