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雷

　　經濟增長能否相應地提高公民的福利，是與經濟運行模式密切相關的。在一個開放經濟體系中，凈出口、資本形成、最終消費這三大需求要素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最終消費是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環節，是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2006年和2007年初，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的人代會都提出了“富民強省”的發展戰略，2007年全國“兩會”上，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是“民生”。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07年主要任務時，強調必須把握好五個政策原則，其中包括“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在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四年達到或略高于10%的情況下，民生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一個熱點，這固然可喜。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與民生改善似乎還不夠協調。事實上，經濟增長能否相應地提高公民的福利，是與經濟運行模式密切相關的。在一個開放經濟體系中，凈出口、資本形成、最終消費這三大需求要素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最終消費是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環節，是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

　　現階段，中國經濟表現出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經濟規模較大(2006年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居民消費率低下、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緩慢這樣一種格局。據統計，2006年，中國GDP比上年增長10.7%，而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1.5%。這種所謂的“高增長、低通脹”現象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1.經濟增長粗放，生產成本和經濟運行成本很高，GDP的高速增長并未帶來人均收入及國民財富的相應增長。統計顯示，2006年全國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6.0%，帶動了生產資料價格全線上漲，2006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1.5%。從經濟運行看，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成熟，尤其是資本市場、金融體系不健全，加之民事司法制度尚不健全，致使經濟運行成本較高。所以，盡管GDP增長強勁，但大部分GDP并未轉為收入和財富，而是轉為經濟增長的成本。收入和財富增長緩慢直接制約了消費增長。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社會總消費占GDP的比重)在50%上下。據資料，197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62.1%，“六五”期間平均為66.2%，“七五”期間平均為63.4%，“八五”期間平均為58.7%，“九五”期間平均為59.4%。2000年至2005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6%、55.5%、53%、52.1%，2006年將創歷史新低。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一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最終消費率逐年遞減使得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投資需求的增長。2000年至2005年，我國投資率分別為35.3%、36.5%、37.9%、41.0%、43.2%、42.6%，我國經濟成為典型的投資主導型經濟。在最終消費率低下、內需不足的情況下，為緩解產能過剩，必然極力擴大出口，形成依賴投資、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

　　由于消費率偏低的約束，CPI的上漲空間非常有限，形成所謂“高增長、低通脹”數據對比。但真正原因是投資品價格上漲向最終消費品的傳遞因消費率低下而受阻。在生產系統，一方面是越來越高的成本，一方面是較低的消費率，致使競爭性行業中企業的利潤普遍微薄。據統計，2006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31%，但資源型、壟斷性行業占全部利潤凈增額的52.64%，大批競爭性行業的企業則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況。企業利潤是收入增長的來源，利潤微薄導致收入增長緩慢和消費低迷，經濟增長的基礎比較脆弱。

　　由于個人財產權利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財富和資產的積累及保全有限，收入預期和基本生活保障不確定性較大，由此所引致的“負財富效應”使得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消費率較低。據世界銀行近期一份研究報告，中國人均財富為9387美元，不到美國的2%，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但仍是一個窮國。經濟學理論已經證明，消費不單單是收入的函數。消費支出是由收入加上資產及財富來融資的。資產和財富的積累和增值會降低居民儲蓄率，提高消費率。所以，一些體制性、政策性缺陷可能是引致中國居民消費率低下的更深層原因。

　　2.在工業化發展階段及國際產業轉移雙重因素作用下，中國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份額較大。中低端加工制造業是資本-勞動密集型的，也是資源消耗型的，產品附加值有限。為了平衡成本和收益，這種產業結構唯有薄利多銷，需要巨大的產品市場。在國內市場有限的條件下，必然轉向國際市場。加之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外商直接投資廠商都是在國際市場上銷售產品，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極高，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靠外需拉動。中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1978年為9.8%，1985年為23.1%，1994年為42.3%，2005年為63.6%，2006年為65%。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1.76萬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23.8%。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在經濟對貿易依存度極高的狀況下，要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需要出口也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使得國際貿易摩擦難以避免，也使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潛在的脆弱性。一旦世界經濟增長趨緩，中國將出現巨大的產能過剩，經濟難免進入通貨緊縮周期。

　　3.在國民收入分配環節，政府、企業、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有相當程度的扭曲。從初次分配看，居民收入增幅大大低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幅；從二次分配看，政府稅收收入增長快于居民收入增長。據統計，2006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0.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7.4%，分別低于GDP增幅0.3個百分點和3.3個百分點。與此相對應，2006年中國入庫稅款增長21.9%，比GDP增幅高11.2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31%，比GDP增幅高20.3個百分點。2007年1月，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聯合公布的全球納稅成本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以每年872小時的納稅時間、47項需繳納的稅種、繁瑣的稅務條目和落后的納稅手段，在175個受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納稅成本高居第八位。在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且還因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而負擔較重的生活費用，致使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非常困難。

　　4.對于現階段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不協調狀況，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全國人大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概括為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并指出要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要堅持擴大內需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為促進經濟運行協調及經濟結構優化，需要堅持加強和改善

宏觀調控。

　　根本的路徑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理論依據是存在著市場失靈。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存在著更大的缺陷，諸如市場發育程度低，缺乏有效競爭，外部性大量存在，公共產品供給障礙，價格體系扭曲等等，這些市場缺陷有賴于政府的干預去彌補。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處于轉型過程中。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社會經濟的市場性因素有很大增強，經濟發展的市場化導向趨勢已經確定。但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時間畢竟很短，市場體系的發育成熟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仍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劇烈震蕩，為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為了對經濟發展實行有利導向，就需要政府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統籌國內、國際各方面的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但是，我們在強調政府宏觀調控重要性時，還要非常強調對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關系的認識，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經濟的成長和市場發育是一個動態過程，政府干預應該與經濟和市場的發展過程相適應。另外，由于信息不完全，政府干預也存在著失靈的可能，而且政府失靈在一定程度上會進一步扭曲市場機制，放大市場失靈。所以，政府調控經濟的程度、范圍、手段就是一個重要問題。宏觀調控的宗旨應該是彌補市場缺陷，促進市場發育，即建立支持市場的制度，促進市場有效運行。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基礎和態勢決定了既要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有助于社會經濟的有序運行；又要注重調控方式、工具、手段的經濟性和市場性，有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成長。所謂調控方式、工具、手段的經濟性和市場性，就是要使調控意圖通過經濟參數(影響價格體系的變量)的傳導影響經濟主體的預期和行為，進而影響經濟運行。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應由各經濟主體依據參數變動與自己經濟利益關系的判斷自由作出決策；而經濟主體在自己利益的基礎上自由決策，則是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根本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決定調節作用的是價格機制。價格水平發生變動，各種產品和勞務的相對價格也發生變動。如果經濟主體能自由選擇(決策)并對自己經濟決策的財務結果負責，那么相對價格變動就能對他們的行為起調節作用，進而對資源配置起調節作用。所以，宏觀調控應該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影響經濟參數的變動，而不應該主要靠行政手段和政府直接干預經濟主體的行為。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無論是宏觀調控的加強和改善，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成長，都需要著力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2004年宏觀調控起因于投資需求擴張。中國現在投資需求旺盛的體制性原因是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大干快上，地方政府行為與企業的逐利行為相結合，借助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而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降低不良貸款比例，也有擴張信貸的沖動。這種體制性因素并不是宏觀調控可以化解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從2003年9月到2007年4月，中國

人民銀行9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從6%上調至11%，加上金融機構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加總的存款準備金率達14%左右。大量基礎貨幣沉淀在銀行系統，既是金融體系低效率的表現，也加大了銀行系統的經營風險。而且，抑制貨幣信貸增長并沒有解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支持、投資主要靠信貸支持的模式，反而將小企業貸款、短期流動資金貸款、票據貼現壓下去了。所以根本的路徑還是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包括企業制度、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及社會信用體系、經濟法律制度的建設，通過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財經研究所所長)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