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雅玲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已經10年，全球無論金融市場或國家對策調整都以此作為深刻的教訓談論并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背景和教訓在于，一些國家金融開放過度、過急，超越國情發展階段，較為盲目地借鑒發達國家模式改革開放，給投機帶來了機會與條件，最終造成國家經濟問題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導致經濟金融災難性的打擊。

　　亞洲國家當年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創傷嚴重，但危機之后的恢復也相當迅速、有效，這一方面來自亞洲國家自身的改革發展效應，各國應對現實的改革機制有效，效率也很高；另一方面一個十分重要的背景是，外部經濟金融環境動蕩波折基本集中在發達國家或亞洲以外區域，進而給予亞洲改革發展的機會和條件。如歐元啟動，并引起美歐之間貨幣競爭擴大，國際貨幣體系變數引起國際關系的調整與重組。

　　美國“9·11事件”的發生，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急劇上升引起美國經濟變數，美國經濟衰退與爭論上升導致美元利率、

匯率演變發生變化，全球資本結構的大調整使亞洲成為投資新寵，而美國經濟增長周期發生變數，美元匯率政策與策略組合處于全面調整狀態，利率差別帶來的投資機會促進亞洲經濟金融發展空間和平臺，金融市場青睞亞洲成為亞洲發展的動力與條件。還有國際局勢動蕩急劇，前南地區、

伊拉克等戰爭與沖突有利于亞洲區域政治相對穩定，金融環境成為投資與對沖的首選市場。

　　從未來10年亞洲前景看，由于美國等主要國家金融競爭性擴大，而這些國家之間的不均衡或矛盾在逐漸擴大，但他們的整體經濟金融實力是不可抗拒的，他們的經濟結構性調整已經步入新的發展周期。因此，美國等主要國家的調整或競爭趨勢將會直接轉嫁或“設計”到亞洲發展的未來風險，因為亞洲是一個新興市場代表地區，投資吸引力和基礎實力具有競爭性，對發達國家而言是一個既有合作可能、更具挑戰性的經濟區域。如2006年5月的全球股市下跌風潮，針對亞洲主要國家的態勢是十分清楚的，而亞洲國家股市下跌態勢也十分突出。包括2006年底泰國所作出的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的舉措，不僅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認可，反而遭到國際輿論的指責，因為這些措施傷害了他們在當地投資和投機的利益。因此，我們不僅看到亞洲國家風險應對意識的提高，更看到亞洲國家風險壓力的擴大，即全球資本流動的數量、規模或速度已經遠遠超出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狀況。雖然現在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比較，亞洲國家相對充分的外匯儲備給予信心心理乃至實際基礎的支持是提高了，但是從金融資產規模、機構效率、產品數量以及金融市場影響力來看，亞洲國家將依然難以與發達國家較量，難以擺脫大國的控制，受控于大國壓力，甚至扭曲自身態勢的發展依然存在，而未來將會不利于自身均衡發展。在全球失衡中，亞洲依然是對沖基金或大國戰略的重要關注地區，未來投機或衍生產品形成的金融危機將是亞洲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其中包括價格周期因素、價格連接因素以及價格擠壓因素，即貨幣價格、

石油價格以及股市價格都可能成為引爆新危機的突破點或危機點。

　　亞洲國家需要居安思危，理智、冷靜面對國際環境。對于當前亞洲相對穩定和高增長的經濟趨勢以及金融市場高漲、旺盛的投資熱情，各國應該看到不是亞洲自身實力已經達到如此強大的地位，而是外部環境相對復雜，且在調整之中，比較因素的差別性給予利好預期，主要是發達國家經濟周期造成的亞洲環境調整和發展的有利變化，并非亞洲已經具備與發達國家并行的作用。亞洲國家依然需要繼續加強實力，增強競爭力，為金融危機的防范與規避儲備充足的基礎和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