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劍

　　內需由三個部分構成，即消費、投資和政府購買。其中，政府購買主要是作為財政政策手段，用來“填窟窿”的，即在需求不足時增加而在需求過旺時減少，因此不能作為政策調控和作用的對象。所以，擴大內需就只能針對消費和投資。

　　那么，就我國目前而言，政策的主要調控對象究竟該是消費還是投資，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我們先考慮消費。目前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消費者的消費傾向過低，也就是說，老百姓在拿到收入后，更傾向于把其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存起來，而不是用于消費。為什么消費傾向過低呢？原因有好幾個。

　　首先，雖然我國經濟從整體上說在不斷快速增長，但預期支出也在快速增長。這主要與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有關。應當承認，這些領域的改革是無法回避的，因此這些改革本身并沒有錯。但是，正如任何藥品都有副作用一樣，任何改革措施都對社會經濟的某些方面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這本身也是改革的成本之一。因此，在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的時候，我們也就不得不承受隨之而來的副作用。這種預期支出增加的結果，就是老百姓不得不多儲蓄以應付未來的支出，從而降低了消費傾向。

　　其次，這些改革措施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居民戶的預期收入和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上升了。與從前相比，老百姓的收入可能增加了，但失業的概率也同時上升了；由于我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特點，連改革者自身對各項改革的最終模式可能都不清楚，何況普通老百姓？因此，居民戶的預期收入和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就上升，這種不確定性上升的結果，就是消費傾向下降。

　　鑒于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消費者的消費傾向過低，通過調整可支配收入的方法來擴大消費的傳統政策的效果因而就不會好。要擴大消費，就必然需要消費傾向的上升。然而，上述改革的任何一項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消費傾向過低就是我國經濟將要長期面臨的問題。雖然我們采取了“新農村運動”來刺激農村消費，但這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奏效的。因此，消費在擴大內需方面的作用就不會大。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是必要的。而經濟增長要求總需求與總供給同步增長。當消費在短期內難以擴大的情況下，投資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國擴大內需的主要調控對象。在我國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這也完全是可行的。

　　但是，在用投資來拉動經濟時，我們應該注意幾個問題。首先，投資的質量應予保證。刺激投資的常規方法是降低利率，但這種方法的后果就是使得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被投資了，其結果，一旦經濟面臨不利局面，這些項目就很可能失敗，從而導致銀行爛賬的增加，為金融危機的出現埋下隱患。

　　其次，用投資來拉動經濟的結果，就是以資本過快積累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方式。由于資本本身是用自然資源和

能源生產出來的，在使用資本的過程中又要大量消耗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因此，與此相對應的增長方式就必然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說，粗放式增長將是我國相當長時期內所不得不采取的增長方式。這也就是我國最近20年來雖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來轉換增長方式，但增長方式卻依然如故的原因。(作者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