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目前，隨著央行存款準備金率的輪番上調，貨幣政策的討論又趨于熱烈。我覺得，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為按照經濟學教科書上描述的，用總量的貨幣政策，就能緩解中國目前的流動性過剩，就能抑制資產泡沫劇增而導致的通貨膨脹發生。經濟學教科書上關于貨幣理論、政策和調節實踐的描述，首先基于暗含的假定是，存在著一個既定和合理的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金融體制。我們需要認清這樣一個邏輯：即“貨幣總量變動—金融體系—資金流入或者流出資金需求處或者提供處”，也就是說，如果將整個金融體系看成是水的供應和需求系統，利率、準備金率變動，包括公開業務操作等總量性的調節，要通過金融體系(資金流動系統)發生作用。而目前中國的金融體制，包括金融監管是一個導致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資金往資產市場沖擊過大、資金主要流向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和政府建設項目的系統。因此，用總量貨幣政策來調節資產泡沫和內需不足等問題，從治本角度看，是沒有用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居民、政府和企業收入和投資的流程及其問題。一般來說，居民收入分為消費和投資兩部分，而投資的部分在合理的情況下，主要分流到四大渠道：資本房產市場，銀行存款，投資辦企業，保險。而中國居民收入投資支出部分流向的重大缺陷是：資金主要集中沖向資本或者

房地產市場，而基本上不流入投資辦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流向保險領域的流量也非常小。政府收入也分為投資與消費，政府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對教育、衛生、社保等等的支出比例，間接影響居民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進而影響整個國家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但是，缺陷是，政府支出流向項目建設多，流向教育、衛生和社保少。企業收入在國家、職工和企業之間的分配如何，包括企業的再投資部分，是投資在資本密集程度高的領域，還是投資勞動密集程度高的領域，也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從目前企業投資的流向看，總體上資本密集領域流量大，勞動密集領域流量特別小，這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格局。

　　金融體系在集中和分流收入形成的資金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那么，金融體系怎么樣才是合理的呢？我認為，它既要有主干渠、干渠，也要有分渠和小渠；它既要有條條性的銀行，也要有區域性的銀行；既要有規模較大的銀行，也要有小型和微型銀行；既要有向企業資本權益部分注資的

股票市場，也要有向企業負債資產部分注資的債券和信貸市場；既要有向居民提供消費信貸的部分，也要有向企業和居民提供創業和經營貸款的部分。這樣的格局下，金融體系中的資金才能在企業資本權益與負債、居民投資與消費、資本密集領域與勞動密集領域等重大比例關系上合理地進行分配。

　　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一下發現，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只有主干渠和大渠道，沒有小渠道和毛細渠道；貸款流向中，建設和投資貸款比例非常大，而消費貸款比例非常非常小；只有全國性的條條銀行和大銀行，塊塊銀行不發達，并且區域性銀行也在做大做強，向省以下條條銀行發展，而微型和小銀行幾乎沒有，特別是沒有鄉村銀行、集鎮銀行和城市社區銀行。德國1999年時，8000多萬人口，有400多家銀行；美國2004年不到3億人口，有4萬家銀行；連尼泊爾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小國，其尤努斯因創辦和發展鄉村銀行和小額信貸幫助窮人、幫助農民、幫助擴大就業而獲諾貝爾獎；而中國13億人口的這樣一個大國，又有多少銀行呢，可能幾十家？

　　一個例外是，中國浙江、廣東和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地下民間借貸發達，加上這里的各級政府沒有聽有關監管部門的話，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才使這些“非法”地下借貸起到了給這里的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個體、微型和中小型企業融資的功能，才使這里的經濟吸收了以億萬計的大量的勞動力就業。試想，如果這些地方的各級政府老老實實聽有關金融監管部門的話，對其趕盡殺絕，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將是以億萬計的勞動力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將更大，全國總體上農民收入增長將更慢，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能力更為下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更為失衡！！我們要寬容和支持的的是服務于生產和經營的地下金融和民間借貸，要嚴厲打擊的是進行販毒、賭博、洗錢、詐騙等犯罪的地下金融活動。

　　在上述中國特殊的金融體系中，其資金流的流動及其后果是：被全國性條條銀行和大塊塊金融體系所集中的資金(雖然這些條條和大塊塊銀行也有發達的毛細網點，但他們絕大部分只是用來吸收資金的，而沒有向外放款的功能)，絕大部分流向大企業和政府建設項目，而幾乎流不到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絕大部分流向資本密集型企業，而很少流向勞動密集程度高的企業；絕大部分流向生產建設領域，幾乎不流向消費領域；絕大部分流向城市，幾乎不流向農村和小城鎮。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總結呢？中國正規體制金融體系的特征是：積極服務于大資本增長，而不怎么服務于勞動就業增加；積極服務于政府建設項目，而不情愿給民間借貸；積極服務于大企業，而不情愿服務于個體、微型和小企業；積極服務于城市，而不太愿意服務于農村和農民；積極服務于富人，而不愿意幫助窮人謀生、增收和致富。這就在收入流程扭曲的情況下，更加導致了資產市場需求壓力大，資本密集領域發展快，勞動密集領域發展慢，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居民收入相對增長慢，國內消費需求相對不足，于是資產泡沫膨脹與生產潛伏過剩并存。

　　實際上，當央行實施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時，各商業銀行由于資金緊缺，于是要保重點，保大企業，保大項目，保資本密集型企業，這樣，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則更是貸不到資金，宏觀金融調控導致的保大壓小、保重壓輕、保資壓勞，使就業會更加困難，使消費會更加低迷，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會更加失調。于是宏觀調控和國民經濟在“膨脹—控制—低落—放松—膨脹”的怪圈中惡性循環。總之，目前的金融體制、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對國民經濟嚴重失調，某種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負作用。

　　分析到這里，我們不得不對金融體系、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等等進行反思：如凡是銀行，要上規模，才能有效益、才能抗風險，對嗎？貨幣政策的目的，除了促進發展、穩定貨幣、防范風險外，考慮中國這樣的實際，擴大就業，是不是其很重要的目標呢？當然，全國的銀行都合并成一家條條性的大銀行時，金融監管可能最為方便和最為省力，金融風險也可能最小，但是，如果能容納80%勞動力就業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勞動密集企業，都得不到貸款，高增長和高失業、低消費并存，資產泡沫和生產過剩并存，假如繼續下去，發生更大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其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結構決定功能。由于條條和大型金融機構與微型和小型金融機構在信息對稱性、分攤成本、風險性質方面的不同，其貸款的對象也是決然不同的。全國性條條銀行和區域性塊塊大銀行，因為信息不對稱，調查評估等成本較高，風險較為分散而不易集中控制，它們基本上不會給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這是由內在的經濟準則所決定，而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只有產權明晰的微型和中小型金融機構，由于小范圍的信息較為對稱，其固定成本和其他分攤成本較低，風險控制較為直接，它們才能對應地向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從孟加拉和其他國家的實踐看，范圍較小和人際關系較熟悉的地區，只要金融機構的產權是明晰的，其信貸的壞賬率很低。

　　綜上所述，可能比總量性的貨幣政策更關鍵的是，需要更加寬容和支持民間借貸的發育和成長，在農村大力發展鄉村銀行，在縣域大力發展集鎮銀行，在城市發展互相獨立的社區小銀行，打通社會資金向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流動的金融系統毛細渠道，這樣，無論在怎樣的宏觀調控格局下，資金都能流動到能增加就業的領域，分流集中沖向股票和房地等資產領域的資金，使得增長與就業、資本與勞動、投資與消費等等之間相互協調，走出高增長與高失業、投資強勁與消費低迷、資產膨脹與潛伏生產過剩等并存的兩難困境，使國民經濟步入良性循環和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