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應該重走發達國家所走的三次產業階段鮮明、依次推進的老路，而應當在發展第二產業的同時，盡可能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

　　郭樹清/文

    1992年，我在《經濟體制轉軌與宏觀調控》一書中就提出了設想一條“中國道路”的問題。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國的特殊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參照世界發展歷史；一方面要回顧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來的增長方式。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去設想一條中國道路。

　　我對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進步和世界的結構調整、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以及落后國家的“后發優勢”，中國不應該重走發達國家三次產業階段鮮明、依次推進的老路，而應當“三業并舉”；或者說“工業化和

　　這種構想遇到了現實的嚴峻挑戰。即使考慮統計低估，迄今中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也沒有明顯超過工業，也達不到其他國家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前工業化時期的水平。對此，基本原因或許有兩個，首先是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和總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其次是教育普及遠低于潛在可能的速度。更深刻的教訓在于，我們過分看重了特殊性，忽視了普遍性。其實，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著許多共同規律。

　　中國城市化之落后于工業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過去50多年里工業化道路非常獨特。在其他國家，工業一般首先在城市和礦山興起，達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區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鎮轉移。而中國的工業化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向廣大鄉村分散。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發展更如決堤之水。但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襲了“二元安排”，鄉鎮企業及其資源被擠到城市經濟體系之外尋求出路。以鄉鎮企業遍地開花為特征的農村工業化，對改革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也導致工業組織在空間上過度分散。

　　這種過度分散對整個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及內部結構平衡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來越嚴重地顯現出來。原來認為，農村工業是中國的特點，沒有想到在100多年前，這也是德國的實踐，而且德國也同樣壓低工人工資，同樣廣泛地興起過家庭工業、農民兼做工、廉價小商品、靠低成本擠入國際市場，甚至還有生產偽劣商品等等。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同樣重要的是，必須用先進的、科學的生產方式來改造農業，使之適應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多年來困擾中國的“三農”問題，其實質無非是工業化國家早已遇到過的城市化問題。離開城市化(特別是人口的非農化)，長久地增加農民收入和推進農業現代化都是無法想象的。

　　最近一些年來，城市化在政策上的認可程度日漸提高，但戰略尚有待清晰，法律和規劃尤其需要加強。改變城鎮化的自發盲目狀態，是

　　勞動力市場長期分割是造成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深層原因。在帶來嚴重的社會道義問題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率和國民福利可能達到的水平。然而，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甚至相當數量的外國經濟學家認為，工資水平停滯和就業保障缺乏是中國經濟的優勢所在。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道理，但那些言之鑿鑿的論據其實大都似是而非。

　　一是所謂“原始積累論”。強調資本的極端稀缺性，這顯然與中國連續多年資本凈流出的狀況有天壤之別。

　　二是所謂“勞動力無限供給論”。這違反了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資源都是有限的，勞動力資源更是有限的。在“民工荒”的情勢下，這種理論已經聽不到多少動靜了。

　　三是所謂“勞動力市場彈性說”。把勞動者區分為城鎮的和農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臨時的。但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風險，這種“彈性”決不是經濟生機和活力所需要的。

　　四是所謂“有利于城鄉雙向流動說”。實質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對外來務工人員不承擔任何責任，一旦經濟波動有人失業，他們能自動返回老家。這種說法沒有看到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的現代化過程。

　　五是所謂“保持競爭力理論”。現代經濟競爭靠的是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如果把市場優勢長期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這種經濟注定走向衰敗。

　　六是所謂“保護農民理論”。認為進城務工者的待遇好過在家務農者，會從根本上動搖農業基礎。豈不知

　　類似的高論還有許多。我們不能不提出一個最簡單的問題：1995年以后的十年里，國民經濟增長1.38倍，但數以億計農民工的工資幾乎沒有增長，那么多新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消費呢？所幸，這種狀況自2005年以來終于出現了好轉的勢頭。

　　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