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功成

　　“雙高”對“雙低”是一種非良性的發展格局

　　目前，人們均在關注我國發展中的高增長、低就業現象，我認為用“雙高”對“雙低”來描述當前的發展格局更符合事實。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創造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并且還在繼續著這種奇跡，國民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四位。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格局卻呈現出日益明顯的“雙高”對“雙低”的格局，即GDP高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高增長，對應的是就業低增長、居民收入低增長。GDP高增長并未帶來就業的同步增長。以近幾年為例，2003—2006年GDP年增長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業崗位卻每年徘徊在800萬—900萬人左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個就業崗位。而在上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提供240萬個就業崗位。在GDP絕對值膨脹數十倍的情況下，同一指標帶動就業的絕對數卻下降了2/3。

　　與此同時，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亦與城鄉居民尤其是鄉村居民的低收入形成鮮明反差。2003—2005年，國家財政收入增幅分別為14.9%、21.4%和19.8%，2006年更是高達20%以上，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卻長期徘徊在7%左右，其中鄉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3年僅增長4.3%，2004年為6.8%，2005年為6.2%，2006年達到7.4%。但總體而言，財政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的緩慢增長形成了又一個鮮明的反差。居民收入的增長緩慢，又直接與就業不充分及勞動報酬偏低相關。

　　目前的情形表明，支撐GDP與國家財政收入雙高增長的主要是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而低就業、低收入帶來的效應，卻是長期的消費低迷與城鄉居民尤其是鄉村居民及城市低收入階層的

　　導致非良性發展態勢的主要原因是發展觀片面與認識誤區

　　造成當前發展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就業問題的分析，當然離不開兩個大的背景：一是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嚴重過剩，解決就業問題絕非易事；二是經濟轉型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然持續不斷地對勞動力產生替代或者擠出效應。然而，上述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釋高增長與低就業之間如此之大的反差及其持續演變的進程。造成這種發展格局最主要的原因，是片面的發展觀與一些認識誤區。

　　一方面，在效率優先異化成效率至上的背景下，許多地方在發展思路上沒有統籌考慮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普遍存在著重GDP增長輕就業、重稅收增長輕居民收入提高的取向，GDP增長與財政收入增長在一些地方成為衡量甚至考核領導者政績的硬指標，而就業目標與居民收入增長目標卻成了軟指標。這種發展觀，必然促使各地只注重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大企業，不重視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和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對待就業問題上有一些誤區，如認為工業化能夠自動促進就業，勞動成本低才有利于促進就業，以及害怕城市化影響就業。這些認識誤區直接影響了政府在經濟或產業結構布局上的作為。而長期的低勞工成本，不僅限制了城鄉居民的購買力，更直接影響著產業結構與生產發展，進而對就業崗位的增長形成抑制局面。對城市化或者城鎮化的過分審慎，以及將流動人口尤其是以億計的農民工排除在城市正式居民之外，又直接限制著城市公共服務業等的大發展，進而對就業增長形成抑制效應。因此，我們看到的是勞工成本低與勞動時間長相對應，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卻并未直接催生發達的第三產業尤其是公共服務業。目前占GDP主體的第二產業形成明顯的高增長低就業態勢，重工業化與外商投資的制造業中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具有明顯的排斥勞動力傾向，而在吸納就業上具有明顯優勢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

　　高增長低就業是一條不可持續的發展之路

　　從理論上講，盡管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根本途徑，但現實卻證明了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地解決好就業問題，就像經濟增長不能自動地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一樣。可以肯定地說，對勞動力資源嚴重過剩的中國而言，高增長低就業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這種格局持續甚至惡化下去，就業形勢必然更加嚴峻，失業率必會持續攀升，正規就業崗位必然更加緊俏，非正規就業或者不充分就業將更加泛濫，勞動者地位將進一步弱化，貧困現象將加劇，最終必然是經濟結構發展失調、社會發展失衡并影響到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進程，進而對中國現代化進程造成影響。

　　應當強調的是，我們需要高增長。如果不能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本世紀頭20年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就可能喪失；如果喪失了這一戰略機遇期，再要重新奮起并趕上發達國家，可能需要付出更長時間與更大代價。然而，在保持高增長的同時，必須改變的是低就業現象。中國現實國情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業問題不僅是重大民生問題，而且是直接影響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改變高增長低就業的發展格局已經刻不容緩。

　　抑高扶低才能實現良性發展

　　針對現階段“雙高”對“雙低”的非良性發展格局，我認為總體的發展思路應當是適度地抑高扶低。換言之，就是要適度地抑制GDP的過高增長速度。只有抑制過高的GDP增長速度，才可能讓各級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來促進就業，一些雖然不能支撐GDP快速增長但能夠容納更多就業者的產業才可能受到重視，從而才有更大的空間來促進就業增長；只有適度抑制過快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才可能讓城鄉居民通過勞動就業等途徑來獲得更多的收益，進而促進消費、促進生產、增加就業。如將10%以上的增長速度調整到8%左右，將財政收入的年增長幅度控制在10%左右，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可能更加協調、更加健康。因此，

　　當然，在具體政策措施方面，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通過經濟結構或者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從源頭上治理高增長低就業，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中注重發展勞動力容量大的各種加工業等；二是通過相應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扶持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小企業，鼓勵企業多創造就業崗位而不是通過減員來增效，政府還要有組織地開發勞動就業崗位；三是要盡快改變勞工成本低的現象，通過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帶動城鄉居民的消費增長，進而促進生產發展，創造就業增長；四是加快城市(鎮)化發展步伐，改革開放以來以億計的農民進城務工的事實表明，城市(鎮)化是增加就業的根本途徑。

　　用

　　有人認為，高增長與低就業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我倒不這樣認為。應該說，中國現在的高經濟增長率是能夠為促進就業增長提供余地與發展空間的。中央政府對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問題是清楚的，中央的各種政策取向包括積極的就業政策等給出的信號也是清晰的。關鍵在于各級地方政府能否真正轉變重增長輕就業、重稅收輕居民收入的片面發展觀念，通過將就業增長提到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位置，將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到與財政收入增長同等重要的位置，真正落實好科學發展觀。就業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應當成為衡量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

　　在轉變發展觀念的同時，除在調整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等方面下功夫外，值得考慮的還要在就業之外下功夫。有三條重要的發展思路值得考慮。一是通過提高勞工成本，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進而擴張消費，刺激生產，創造就業崗位；二是加快城市(鎮)化步伐，既要適度控制特大城市發展，又要加快中小城市的發展，同時將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三是改變以往單純強調勞動者自謀職業和夸張靈活就業的功效的做法，由政府推動有組織的就業，實現勞動崗位正規化，用人單位守法化。

　　總之，就業是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也是他們及其家庭獲得尊嚴和福利的基本方式。政府應當確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同步發展的戰略，讓每一個有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就業，這應當成為政府重要且基本的職責。

　　(作者：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