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范一 邱力生

　　傳統經濟學基于精確的計算或衡量的方便，往往以貨幣數量來衡量效用和福利的多少，但金錢的多少往往無法判定人們是否幸福和快樂。而快樂經濟學是以整體價值觀、實證方法論、直面社會生活為基點，融合了經濟學、行為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發展，其研究無疑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鑒于近年來我國城鄉差距仍在擴大，“三農”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農民的“快樂指數”沒有得到相應提升的現實。這里，我們試著用快樂經濟學的一些原理來研究其中的“農民”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時農民揚眉吐氣，可以說，其快樂程度達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高峰，但以后快樂指數便逐漸下降。關于快樂的研究表明，快樂形成是有參照的。社會學家默頓的群體參照理論指出，人們對自己幸福快樂及生活好壞的評價，并不總是依據客觀條件，而是更多地與周圍環境進行比較，滿足的獲得不是通過自我反思而產生的，當被比較的參照系發生變化時，人們的感覺也會隨之變化。由于快樂來自于滿足，滿足來自于比較，農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勞動成果與個人的勞動付出密切聯系，生產經營的決策、管理都是農民自己決定，自主權大大增強。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收入增加，自由度增加，而當時的所謂城市居民在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質供給匱乏，收入差別嚴格限制，工作崗位不得輕易變動，更談不上行業間的流動，信息極度封閉，人們活動空間狹窄。所以，與當時的城市居民比，農民快樂感就很高。

　　然而，1985年以后城市體制開始改革，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擁有自主權的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生產和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大幅度上漲，分散的家庭聯產承包力量就顯得單薄，農民快樂感逐漸下降。20世紀90年代后，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城市發展迅速，農業長期徘徊，農村經濟無法與城市經濟競爭，農民失去了改革初所獲得的優勢。同時，科技和信息在城市得到空前的發展，城鄉差別日益加劇。應該說中央政府近幾年的政策措施確實使農民得到了實惠。但要使農民增加快樂感，使物質條件的改善所帶來的效果密切與精神生活相結合，就需要研究一些其他方面的問題。因為快樂程度并非隨著經濟實惠的增加而正比例地上升。

　　國外一些學者，如阿萊西那和克拉克等人用數據表明公平和快樂、失業與快樂之間存在密切的正向關系，而這兩大問題恰是“三農”的核心問題。以公平為例，在我國城市，勞動社會保障部門對城市社會保障進行統籌管理，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范圍已基本覆蓋養老、醫療、生育、失業、工傷、貧困、病殘各個方面，此外，還有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和優撫安置等。城市的人均社會保障支出近些年占人均GDP的15%。與之相比較，農村社會保障就欠缺得多，社保體制相對滯后，多頭管理、無人管理依然存在。保障覆蓋面狹窄，失業、工傷基本沒有，養老、

醫療保險只有少數條件較好的地方才有。而且社會福利、社會救濟也沒有統一標準，農民的生、老、病、孤、就業、醫療、上學成本不斷攀高，社會保障難度不斷加大。農村社會保障主要依靠家庭自保和親友資助。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相對城市偏少，人均支出只有人均GDP的0.18%。這使得許多農民暫時還是不快樂。

　　我國城市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城市就業機會，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創造了條件。但我國農業人口數量實在太多，雖然每年數以億計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到發達地區打工。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絕大多數又苦又累又臟，而且待遇低，還面臨隨時被“炒”的風險。這種狀況使農民很不快樂。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身份是有區別的，這種歧視性政策使農村勞動力不能與城市勞動力在市場中進行公平競爭。城鄉沒有同樣的就業機會，即使就業了也不能同工同酬，許多農村勞動力付出多，收入卻低于城市勞動力。此外，有不少根本不簽訂勞動合同，業主隨意延長工作時間，不繳納

社會保險，忽視勞動者安全保護。這也大大影響了農民的快樂感。

　　近年來，中央政府為農民做了大量工作，農民也得到不少實惠，但要使農民整體都能在獲得物質利益的同時，在精神層面上得到更多快樂，就必須繼續改革，運用制度創新工具來提高農民的快樂感：

　　首先，制度安排上要有體現公平的政策。擴大公共財政可以增進公平，改善宏觀制度安排會增進人們的幸福感。制定城鄉公共管理政策的出發點應從過去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轉變到追求建立并維系一個公平正義的宏觀制度環境上，使得全體社會成員能最大限度地擁有平等、自由的感覺，在此基礎上，人們快樂和幸福的感覺也就會增加。此外，還需要制定關心農民在農村生活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如農民(工)的失業、養老、病殘救濟、教育醫療文化等，各級政府要進一步重視農村中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并關注公共投資的效率。此外，堅持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運用市場的力量，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

　　其次，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實行“國民待遇”。農民進城身在現代化城市，周邊的“城里人”是他們的比較對象，耳濡目染的是城里的現代氣息，城里人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補貼、公共設施、文化娛樂等無不對其快樂感受產生深刻影響。因此，應盡量保障他們的“國民待遇”，至少讓他們感覺到黨和政府在盡最大努力達到這一目標，并給予階段性的期望。

　　第三，各級政府要加強文化事業建設、。快樂經濟學認為，世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快樂，即高尚的快樂和低級的享樂。在發展市場經濟、尊重個人選擇和弘揚個性的過程中，教育人們追求高尚快樂、摒棄低級享樂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和諧共進、互樂互惠、寬容包含、勤儉節約、誠信知禮的風尚。(作者單位：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