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我們相信，對于國外的經驗和建議，我們對其思想、價值觀、話語范式、組織機制等等了解越深，分析越透，我們就越能夠有足夠的自信去進行平等的對話和商榷。

　　中國經濟的現狀究竟是什么樣？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未來又有哪些可預測和不可預測的因素在主導？這類問題不僅是國內研究者們天天爭辯的話題，同時也是國外許多研究機構，特別是許多國際組織關注與研究的重點。以德國權威的德國中央銀行研究機構為例，從2005年起不僅開辟了中國經濟研究專欄，同時還設立了“中國經濟過熱指標監控”，按季度數據評估中國經濟運行。一家國外研究機構如此熱心，并實時地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不僅反映了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在改變世界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同時也反映了原有利益格局下世界體系中的其他成員對于中國增長的迷惑、擔憂與不解，這種復雜、矛盾、焦慮的心態，最典型地暴露在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研究者的評論和研究結論中。以國外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經常引用的熊彼得1942年的創造性結論“資本主義毀滅性力量”的觀點而言，增長中的中國盡管還面臨許多棘手的、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但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制度所帶來的沖擊力，不僅重建了中國社會與經濟結構，同時持續的開放政策也使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不久前世界三大財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別站在自己的角度對中國的發展給出了不同觀點。如果我們把這些觀點稱為“第三只眼看中國”，我們可以得到什么啟示呢？

　　一、世貿組織預測中國將成世界“出口冠軍”

　　首先，我們來看世界貿易組織的觀點，根據世貿組織2007年4月12日發布的《世界貿易2006及2007展望報告》稱，得益于2006年世界主要經濟體良好的表現，全球GDP整體增長3.7%，2006年全球貿易整體增長8%，達到2000年以后的第二高峰值，以美元價值計算，2006年全球商品出口增長15%，達到11.76萬億，同時商業服務出口增長11%，達到2.71萬億。當然，如果從世界出口持續增長記錄來看，2000-2005年，中國作為加入WTO的受益國，其年均25%的出口，年均24%的進口增長幅度，不僅比世界和歐洲平均5年進出口貿易增長10%高出14-15%，同時將北美地區(日本數據同北美)年均6%的進口增長、4%的出口貿易增長遠遠甩在后頭，在新興市場里，如果扣除俄羅斯因為石油和天然氣貿易增長而獲得的2000-2005年平均18%的出口增長，那么中國無疑是近5年來的“世界進出口絕對領先冠軍”。而如果以2006年世界商品出口絕對值推算，2006年德國作為世界出口冠軍其商品出口總額為11120億美元，占世界出口份額9.2%，但其增長速度僅為15%，而占世界出口額8%的中國出口總額為9690億，假定中國在未來兩年內商品出口增長率保持在20%的話，那么2008年中國完全可以超越德國成為世界“出口冠軍”。進口方面，世界最大的采購國美國2006年進口商品19200億，中國排在德國9100億后以7920億位列第三，但中國在進口方面高于德國3個百分點的增長率，也使得中國不遠的將來可能超越德國得到“世界進口亞軍”的頭銜。

　　對于這樣出色的業績，以促進世界貿易增長和稟承自由貿易原則的WTO而言，一方面為全球貿易增長擺脫低迷而興奮，一方面又在擔心貿易不平衡而帶來的世界貿易風險(貿易保護和非關稅壁壘)，正如WTO總干事拉米在這份報告里所提示的那樣：“世界貿易風險可能就在眼前”。而就中國而言，無可比擬的勞動力價格、對于創造財富的熱情和改善生活的追求動力在使中國成為世界貿易重量級角色時，對于中國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許多海外研究者并不能恰如實際地給以評判，如對于中國進口商品的結構，包括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對于某些偏好型批評者而言，他們習慣于指責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獲取能源和礦產原材料，并將中國的正常貿易購買行為稱為“商品獵食者”。就WTO框架本身而言，今天中國貿易最易被攻擊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而從利益角度分析看，在今天的世界貿易框架內，中國盡管可以成為“世界商品出口冠軍”，但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2006年出口總值僅870億，位列世界第8位，不僅離世界冠軍美國的出口總額3870億差4倍之多，與服務貿易出口第三強德國相比也有1倍差距。分析出口服務貿易全球市場份額可以看到，在服務貿易進出口方面還是原來世界經濟強國、特別是OECD成員國擁有世界市場主要份額，而服務貿易的高附加值、知識產權特性，恰恰是發達國家要求在WTO談判中，堅持服務貿易自由化，并借此進入非發達國家市場攻城掠寨的主要武器，而這也是知識產權貿易爭端表象后的真實利益動機。

　　二、世界銀行更關注減貧和發展援助

　　其次，我們來看世界銀行的主要觀點。顯然，世界銀行從1981年開始為中國提供了300個項目，400億美元的貸款，同樣作為世界“千年行動計劃”主要執行者和國際上最大的減貧貸款金融組織，世界銀行的著眼點不僅更關注中國，以及其持續在中國的投入和援助是否有效幫助抑止了貧困人口的增長，同時還關心由于全球化和社會經濟結構快速變遷而帶來的許多伴生性社會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可以表現為：教育機會的平等，特別是小學基礎教育，艾滋病防疫，清潔水資源，農村交通便利性，地區發展不平衡，環境保護，甚至是反對權力濫用與腐敗。就這些無法用簡單數據評價的指標而言，中國在世界銀行眼中的確還是一個成長中的發展中國家，不僅反映在人均收入僅在1700美元，更重要的是以基尼系數考量，中國目前該系數已經超過美國、英國等國，更遠遠大于德國、瑞典、丹麥、法國等傳統社會保護型國家，反映出“增長中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不僅危及社會的凝聚力，減少社會認同，其最大的危險還在于阻礙社會困難群體和非經濟發達地區人口分享經濟高速成長的成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這種情況稱為“沒有分享的增長”)。就這點而言，誠如世界銀行在2004年世界發展報告《服務于窮人》所指出的那樣：“實現所有的千年發展目標，單純靠經濟增長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認識到給窮人以機會，并在最大程度上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使他們走上自信的發展之路。”因此，以建設性觀點而言，世界銀行對于中國減貧和發展援助的很多觀點值得中國思考。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促中國加大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我們再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在剛剛過去的華盛頓年度春季例會前，該組織公布了半年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07年世界經濟將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尤其肯定了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的繼續擴張。但由于該組織特別著眼于國際貨幣機制的合作與平衡，并強調成員國之間保持有秩序的匯價安排，避免競爭性匯價貶值，加上該組織采用董事會執行制度，最大股東單位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一貫持指責立場，所以該組織在這份報告中除了簡單指出美國應該加大私人儲蓄、歐洲和日本應該鞏固經濟改革外，還特別醒目地突出了中國應該加大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以此改善全球貿易的不平衡，并將中國國有企業獲得銀行的金融支持作為一個專題加以討論。

　　作為監管全球金融市場與金融體系、并向許多國家提供財政支持與金融技術幫助的國際組織，盡管IMF在很多場合和很大程度上被認為代表了經濟預測權威和正確政策建議者，但熟悉“華盛頓共識”及其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慘痛教訓的人們有理由懷疑，IMF一貫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多大程度在恢復國家經濟與社會可持續增長上真正幫助了所謂的“市場轉型”。

　　過去的十幾年間，在自由市場觀主導下，IMF的政策建議似乎超越了作為金融機構本身的功能，這不僅表現在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外債償還高峰期間，IMF對其開出的附加“政治條件”的緊急貸款權，同時在對待阿根廷經濟發展建議上，1991年IMF開出的一攬子藥方如私有化、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本幣與美元掛鉤等等，使阿根廷從1998年起陷入經濟困境，其后，阿政府再次聽從IMF的所謂“正確建議”，大量借債硬挺本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但三年以后阿政府公債壞賬超過1000億美元，經濟出現了-11%的增長，如果不是阿政府后來果斷地將本幣貶值30%，重組政府債務，并在一年后使經濟出現緩慢復蘇，那么過去的5年阿根廷經濟整體就不會有近50%的增長。目前整個南美地區與IMF關系疏遠的國家不僅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家也漸漸離IMF遠去，而這個地區恰恰是上世紀90年代稟承IMF建議快速推行自由市場制度的“實驗田”。

　　對上面三個國際經濟組織有關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政策建議，尤其是對它們的組織目標、利益立場、政策取向、價值觀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貿易組織偏向于貿易總量增長與公平貿易的實現，其政策建議不僅具有中性立場，同時還代表了多方博弈結果，因此，中國應該適應并利用該組織的多邊機制，充分利用規則，正確面對爭端，全面履行承諾，使中國在世界貿易增長中更充分地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在擴大世界市場份額中，努力提高產品附加值，改善商品出口與服務出口之間的不平衡，努力消除國內地方保護主義，注重國內外商品與服務的知識產權保護，使“出口冠軍”不僅贏在數量上，同時為未來可持續的增長而贏在結構上。盡管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的貸款必須通過IMF的評級，而世界銀行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金融帝國主義”的工具，但研究世界銀行的歷年報告不難發現，世界銀行作為國際性減貧和援助發展組織，作為當代國際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許多綜合發展觀點，尤其是強調民生、減少地區差距、注重教育對困難群體的終身影響、注重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對民眾的普遍服務等，與我們目前強調的和諧發展、科學發展、共建共享，還是有相當共同的價值認同。

　　因此，對世界銀行，作為地區、城鄉發展水平不平衡的中國應該認真、充分地聽取其政策性建議，利用其技術和資金優勢，為公平發展服務，為和諧增長服務。當然，對于IMF而言，其在美國意識形態主導下固執的商業自由主義和政治價值觀、并帶有政治傾向的許多看法和建議，已經在歷史上影響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穩定，尤其是經濟和政治主權的穩定，而中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帶來的1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已經使我們有能力和足夠的自信面對并拒絕那些并不合理的、甚至是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的所謂“政策建議”。

　　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我們相信，對于國外的經驗和建議，我們對其思想、價值觀、話語范式、組織機制等等了解越深，分析越透，我們就越能夠有足夠的自信去進行平等的對話和商榷。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霍普金斯-南京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