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有化的事實面前，國有企業是否應當改制或私有化的問題失去了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規范改制和私有化

　　——訪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教授胡景北

　　◎文／本刊記者 柯浪

　　爭論是否需要改制已無意義

　　《法人》：目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的形式主要有哪些？

　　胡景北：主要有四種形式：第一，國有企業上市，通過證券市場出售一部分國有資產給個人。這一做法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開始了，但到九十年代才形成高潮。盡管在上市過程中，一部分企業同時增發股票以融資，但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原有的一部分國有資產以股票形式出售給私人，實現部分的私有化。國有企業在證券市場上上市并且分階段出售國有股份，是國際上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國有股減持給個人。它和第一種形式相聯系，是分階段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國政府雖然在前兩年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但實際上各上市公司減持國有股的現象始終沒有停止過。

　　第三，MBO，管理者購買自己管理的企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個重要方式是直接出售給特定的購買者。中國出售的大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沒有用MBO的名稱，但政府強調企業出售時，管理者要得大頭，尤其是原國有企業的法人代表要持大股，所以，中國出售國有企業的主要方式雖然是向企業管理者和職工出售，但由于企業管理者占大部分股份，所以它是一種變形的管理者自購企業MBO。

　　第四，出售給他人。這也是中國出售企業的一個方式。但它的重要性比較小。一般情形下，政府為了宣傳，或者企業確實無人肯買，才會采用這種方式。

　　《法人》：現在對于國企是否需要改制以及如何改制爭論非常激烈，你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胡景北：在私有化的事實面前，國有企業是否應當改制或私有化的問題失去了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規范改制和私有化。私有化是好事還是壞事，已經是第二位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不管它是好事還是壞事，只要它已經出現并達到一定規模，社會就需要對其加以規范。舉一個例子。搶劫是無法消除的壞事，捐獻是無法阻止的好事，但社會對這兩者都同樣需要規范。一個對搶劫和捐獻不加規范的社會是混亂的社會，同樣，一個沒有規范的私有化改制是危險的。如果私有化是類似搶劫的壞事，它便需要法規來抑制和處置；如果私有化是類似捐獻的好事，它也需要法規來鼓勵和規范。而一個沒有規范的私有化，不但可能把私有化變成少數人侵吞國有資產的過程，而且可能使在中國建立健康穩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任何希望落空。

　　《法人》：你如何評價當今中國國企改制的現狀？

　　胡景北：中國現在已經處于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的狀態，但由于缺乏規范，目前的私有化狀況可以用三個詞來形容，就是無名、無法、無序。

　　無名，中國媒體至今不愿意面對中國的私有化趨勢，這就使得中國的私有化“師出無名”。媒體用不倫不類的“民營化”來替代，而這又使得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極左派有了口實，從而增加了私有化的困難以及現在的私有化被推翻的危險。

　　無法，中國至今沒有任何立法公開規范私有化，立法機關沒有對私有化趨勢發表過任何聲明。目前規范中國私有化的最高文件應算國務院所屬的國資委于2004年1月頒布的《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但國資委不算立法機關；同時，根據《行政許可法》，國資委的行政管理需要有法可依，國資委可以而且應當在法律范圍內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條例、辦法。但我國立法機關還沒有對國有資產大規模出售發布過任何法律，所以國資委的“暫行辦法”就成了無源之水。再次，在這么大規模的私有化面前，僅有一部“暫行”辦法是遠遠不夠的。最后，這個文件還非常粗糙，無法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出嚴肅的規范。

　　無序，在無名、無法的情況下，大規模的中國私有化便由中國各地政府、各國有資產主管部門、各國有企業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方法在實施，而缺乏任何秩序和透明度。由于沒有規范，補償嚴重不當、定價嚴重不當、購買人嚴重不當等現象自然“公開”地大行其道。

　　國企私有化需立法解決

　　《法人》：那么怎么才能改變這種無名、無法、無序的狀態？

　　胡景北：為了改變目前私有化過程的無名、無法、無序狀態，中國能夠做的，首先是立法，用立法的方式帶動無名、無序狀態的改善。我在這里鄭重建議中國首先制訂“國有企業出售法”。用這個名稱倒不是非要避免“私有化”或“民營化”的名詞之爭，而是因為，中國很多國有企業屬于地方國有。如果這樣的資產要在各地方政府之間轉手的話，例如一家上海地方國有企業要轉手給湖南省的話，那就不是私有化，而是國有企業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間的買賣。顯然，這樣的買賣也是需要規范的。不過，我要強調，這里提議的“國有企業出售法”首先規范的是向私人部門出售國有企業的過程。

　　首先， 國有企業的大規模出售，是一件大事，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本來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中，它更是一件大事。這樣的大事本來就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決定，由它立法來決定。

　　其次，國有企業是中國全體公民的資產，它的大規模出售自然要由全體公民來決定來規范。政府負責管理這些資產，正像國資委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表明的那樣，政府作為管理者不具有改變企業所有權的權限。他們的權力所及，最多也只能夠在管理的范圍內小規模地出售一定的國有資產。而大規模出售，顯然遠遠超出了政府的權限，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所有者的明確授權。

　　第三，正常的規范企業出售的商法、民法不足以規范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出售：目前的大規模國有企業出售是一次性的，它的許多重要特點不是規范正常企業買賣行為的法律所能夠涵蓋的。另外，國有企業和通常的私有企業不同。國有企業在出售申報、資產評估、購買人資格認定、國家權益保護、該企業職工權益保護尤其是就業保證或失業補償、企業后續投資或者經營的許諾、出售過程的公開化程度、以及最后它的定價和對這一過程的追溯等方面，都遠遠不同于私人企業的出售。

　　《法人》：國有企業千差萬別，怎么可能用一個法律來規范？

　　胡景北：我完全認識到國有企業的千差萬別。實際上，每一個國有企業的出售都是一個特殊的事件，需要特別的方式方法。而且，確實有許多國家為大型企業的私有化一個一個企業地立法。然而，這些國家也有統一的私有化立法。因此，每個企業的特殊性不但不否定基本立法統一的可能性，而且更增強了基本立法的必要性。因為只有在基本立法，比如這里提出的“國有企業出售法”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避免對一個一個企業私有化時的嚴重不當，我們才能夠有基本的準繩來判斷一個一個企業的出售過程。

　　其次，國有企業盡管千差萬別，但在出售時，他們都存在著和私人企業出售的重大差別，就是私人企業出售可以不公開、可以贈與、低價相送，也可以不考慮企業管理者和職工的就業及其他利益。但國有企業的出售不同。而這些共同差別就使得國有企業的出售可以統一地規范。

　　第三，國有企業出售的立法，不是要達到某種理論上的最優化，而是要把國有企業的出售規范到一個大多數人認為合理的合法程度。所以，這里所談的不是國有企業出售的最優還是次優方案問題，而是規范每一種出售方案的制度框架的問題。這和刑法類似。一個其犯罪行為被認定的人被判刑5年。這個5年可能是刑法規定的對他的犯罪行為量刑中的最低限。而另一個犯人的5年刑罰，也許是對他的量刑中的最高限。第三個被判刑5年的人，對他的犯罪行為的量刑在4到7年之間。所以，每個被判5年刑罰的人的情況極為不同。就第三個被判5年的人的犯罪行為而言，類似的行為可能在另一個法庭被判4年或者6年。然而，這樣的差別不但不是不要刑法的理由，反而正是需要統一的刑法的理由，因為統一的刑法正好避免了對那個犯人量刑過輕(如無罪或者僅僅判1年)或者過重(如判10年甚至槍斃)的嚴重不當情況。

　　(胡景北，前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現為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