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

　　中國匯率低估問題討論，從2001年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章開始，至今已延續5年多。我國單個經濟政策在國內外引起如此廣泛關注，分析觀點和意見在學術界出現如此大分歧和爭論，在我國經濟政策史上也屬罕見。匯率作為調節開放經濟與外部經濟聯系的基本價格變量，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影響，對這個經濟發展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確實需要把理論和現實結合起來進行深入探討。

　　我認為對這一問題需要從比較長期和理論分析角度進行研究。我的看法可概括為兩點。一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爭論集中在名義匯率調整問題上，但是從分析角度看實質問題在于實際匯率是否失衡，因而需要樹立實際匯率概念。二是可以中國經濟發展為視角，分析在經濟快速追趕背景下人民幣實際匯率長期變動是否存在趨勢和規律，作為我們把握短期問題討論的參照。為此需要結合我國現實情況，重新研究國際經濟學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理論假說(下面簡稱巴拉薩效應)。

　　在匯率政策討論中建立實際匯率概念和分析視角，是國際經濟學理論的常識性要求。實際匯率是利用名義匯率調整得到的兩國相對價格。一個盒飯8元錢，這個名義價格還不足以顯示盒飯貴賤，需要與其它物品和服務名義價格比較才能得到顯示其相對稀缺度的實際價格信息。依據類似道理，開放經濟體調節內外經濟關系的基本價格變量是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影響需要在實際匯率基礎上加以定義和闡述。

　　從長期分析思路看，

人民幣匯率爭論實質在于要回答一國經濟快速成長并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追趕過程中，其本幣實際匯率是否存在某種變動趨勢？如果存在這方面趨勢，如何在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比較經驗基礎上闡述其發生機制和經濟學邏輯？如果這方面趨勢能在一般理論層面得到解釋，如何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經驗證據現實分析人民幣近年是否失衡？

　　國際經濟學巴拉薩效應理論構成從這一角度討論的起點模型。名稱有點生僻，然而經濟含義很簡單，是要解釋國際價格比較領域的一個司空見慣現象，就是如果把100美元用匯率兌換為不同國家貨幣，在窮國能夠買到比富國更多的物品，也就是窮國物價比富國低，或者說窮國的市場匯率平價高于購買力平價因而二者比率即實際匯率小于1。以我國現階段情況為例，2005年匯率轉換人均收入1740美元，用PPP轉換人均收入為6600美元，說明我國物價比美國這類富國便宜三倍以上，相對價格即實際匯率不到0.3。

　　巴拉薩效應通過引入兩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等假說解釋這類現象。假設反應各國產出或消費品中包括“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兩部門商品，假設可貿易品部門國際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大，即窮國生產率遠低于富國；不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國際差異較小。國際貿易使可貿易品價格大體可比，窮國相對國外很低的勞動生產率，導致該部門相對國外很低的工資水平。然而一國內部勞動力部門間流動性對兩部門工資產生趨同性影響，結果不可貿易部門雖然生產率與國外差距不大，由于工資與可貿易部門大體均衡也遠遠低于國外水平，從而使該部門價格也相應低于國外水平。由于一籃子產品價格包含兩部門產品，窮國非貿易品價格相對國外較低，導致一般物價相對國外較低，因而實際匯率并不像購買力平價假設得那樣等于1。這個理論簡潔清晰，對國際相對價格差異提出了一個邏輯一致并且得到廣泛國際經驗證據印證的解釋。

　　把這個解釋運用到經濟發展過程，可以獲得對我們研究問題具有重要認識參考意義的推論。如果巴拉薩效應對給定時點處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國家相對價格差異具有解釋力，把它運用到一國經濟追趕動態過程中對其實際匯率變動也應具有解釋力。依據巴拉薩效應基本邏輯，一國經濟如能發生持續追趕過程，其生產率提高的結構屬性會內生出本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由此可見，巴拉薩效應并不是一個全面解釋實際匯率決定因素的理論，但是對不同國家實際匯率差異、或者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實際匯率變動，提供了一個長期供給面因素的理論性解釋。

　　可以用一個思想試驗進一步表達上述推論。假定得到“神力佑助”，我國經濟在一夜之間趕上美國，我國人均收入與美國大體相當，依據巴拉薩效應推測，人民幣實際匯率也會在一夜之間升值3倍左右，使人民幣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大體一致。對這個凸現巴拉薩效應實質含義的假設性推論，國際比較數據給出了確定無疑的經驗支持。對100多個國家相對價格與經濟發展指標回歸分析顯示，至少在人均收入大跨度變動分析場合，兩個變量由巴拉薩效應所提示對應關系顯著成立，把這類截面數據證據推演到時間序列場合也應當成立。另外對當代成功基本完成追趕國家相對價格動態變化軌跡也支持這一推論。

　　實際追趕當然不可能在思想試驗中完成，對于中國這樣大國即便能有幸實現追趕，也至少需要幾代人持續努力才有望實現，因而巴拉薩效應推論的實際匯率變動在現實世界會作為一種趨勢性力量逐步展開。然而上述討論說明，如果我們相信

中國經濟追趕有望持續，給定目前我國不到0.3相對價格水平，人民幣實際匯率遲早需要進入升值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是我國經濟發展成功帶來的問題，也是管理一個成功追趕進程所難以避免的問題。

　　問題在于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階段何時到來？對這個問題需要通過仔細觀察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證據尋求解答，而不能僅僅根據理論推論或成見加以判斷。觀察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觀察人民幣匯率爭論情況，可以看出最近幾年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開始變成重大現實問題。這一議題確實較早在外國媒體中提出，甚至被外國某些不懷好意政客和評論家借題發揮，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外國人首先提出，就認為這一定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偽問題。2001年《金融時報》那篇題為“中國廉價貨幣”評論文章，用日本果農面臨中國水果進口壓力作為人民幣低估證據，認定操縱匯率是日本和中國經濟追趕的基本戰略，邏輯和推論都錯得離譜！然而也不應否認，正是這篇短文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用錯誤的對象和推論，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對此不必因人廢言，也不必因言廢事，而應從我國經濟持續追趕目標出發，依據我國經濟發展現實情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背后的客觀規律。

　　如果發生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相對”追趕，依據巴拉薩效應假說本幣均衡實際匯率需要升值。問題在于這一升值是通過名義匯率升值實現，還是通過一般物價較快上漲升值，抑或通過二者某種組合實現。巴拉薩效應理論提出的1964年，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仍如日中天，固定匯率制是討論現實經濟問題的普遍假設，因而有關原始文獻沒有特別討論通過名義匯率升值可能性。然而從理論和經驗分析上看，可以假設由巴拉薩效應發生的實際匯率升值要求，有可能通過物價變動實現，也可以部分甚至完全通過名義匯率升值實現。

　　可以通過一個簡單修改模型對巴拉薩效應提出一個拓展表述，得出可以通過名義匯率變動實現巴拉薩效應派生的實際匯率升值要求。分析實際匯率升值具體方式，關鍵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同時，工資是否與勞動生產率同比例增長，即單位勞動成本是否變動。從理論上看，如果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同方向并且同比例增長，那么實際匯率升值通過物價變動實現。如果可貿易部門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該部門單位勞動成本下降，實際匯率升值則至少部分需要通過名義匯率升值實現。

　　由此可見，從巴拉薩效應角度觀察人民幣匯率長期變動趨勢，關鍵是要考察兩方面經驗證據。一是考察我國可貿易部門“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變動情況，觀察人民幣實際匯率是否發生趨勢性變動。我在研究中以制造業作為可貿易部門代表，服務業作為不可貿易部門代表，仔細整理估測改革開放以來兩部門勞動生產率數據，并與美國等13個OECD同類數據比較，發現1995年以來十余年間，我國可貿易部門“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增長接近一倍，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引入升值壓力。然而對照現實情況，雖然人民幣實際匯率在1994-1997年間明顯升值，然而1998年以后直到2005年匯改前反而呈現貶值趨勢，由此推論人民幣實際匯率可能存在顯著低估。

　　二是考察我國可貿易部門單位勞動成本相對變動情況，觀察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是否需要通過名義匯率升值來實現。通過考察相關數據，發現1995年以來十年前后，我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相對發達國家呈現下降趨勢，不同度量指標累計下降幅度在30-40%上下。依據巴拉薩效應拓展解釋，這方面變動對人民幣名義匯率引入升值壓力。對照實際情況，人民幣兌美元以及有效名義匯率雖然在1994-1997年間明顯升值，然而1998年到2005年匯改前也表現出貶值趨勢，由此推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可能存在顯著低估。

　　巴拉薩效應并不是完整的均衡實際匯率理論，而是揭示一個經濟追趕過程國家貨幣均衡實際匯率的供給面最重要長期動態因素，因而僅僅利用巴拉薩效應并不足以解釋給定時期實際匯率具體表現。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還需要考慮巴拉薩效應模型沒有包括的其它重要變量。例如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為推行進口替代戰略而人為高估人民幣匯率，改革開放時期消化匯率高估扭曲一段時期內要求實際匯率持續貶值。另外研究晚近時期人民幣均衡實際匯率變動，還需要考慮經濟景氣周期變動以及東亞金融危機外部沖擊影響等方面因素。我在系列研究論文中分別考察這些因素，結果發現上述人民幣匯率低估判斷仍能成立。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高估匯率與低估匯率在面臨硬性約束方面具有某種不對稱性。維持一個低估匯率并非不可能，然而要承擔國際收支失衡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代價。與商品價格人為高估會導致供過于求和過量庫存的道理相類似，匯率低估即高估外匯資產價格，會表現為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過量增長。我國近年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超常增長，外匯儲備去年底超過萬億美元這一全球范圍創紀錄水平，一方面與當代產品內分工為微觀基礎的經濟全球化環境下我國經濟開放成長具體道路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人民幣匯率低估存在聯系。經濟規律作用意味著，你可以不接受匯率低估判斷，然而難以阻止通過外匯儲備激增表現的國際收支失衡；好比過去我們不承認匯率人為高估，但是沒法阻止外匯黑市交易一樣。

　　目前匯率高估和國際收支失衡的第一個代價，是外匯儲備占款機會成本太高導致負面福利影響。過去近半個世紀美國長期國債平均實際收益率大約在3個百分點上下，考慮管理大國龐大外匯資產實行組合投資在委托代理層面存在特殊困難和風險，考慮上面討論的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未來10-20年萬億美元規模外匯儲備資產用本幣――人民幣衡量的實際年均收益率期望值，可能接近于零，不排除等于零甚至為負值。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觀察研究組最近對我國工業資本回報率進行深入研究，經過仔細分析的數據顯示，我國資本回報率晚近時期發生趨勢性強勁增長，近年真實回報率大約在10%上下。匯率低估、國際收支失衡和過量外匯儲備，顯然對國民福利帶來不小損失。

　　從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角度看，匯率低估使得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景氣面臨約束和困難，因而不利于控制和改變宏觀調控微觀化傾向，對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不利影響。在我國經濟快速追趕階段貿易摩擦難以避免，然而匯率低估會使這方面壓力更為嚴重。相關政策需要在權衡利弊和比較損益基礎上做出選擇，因而我認為政府7.21匯改是一個明智而務實的政策調整。解決我國國際收支失衡需要采取綜合措施，然而允許實際匯率升值應當是其中一項必要而重要的內容。僅用匯率手段確實不行，然而在匯率低估背景下完全不用匯率工具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