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

　　-　本刊記者 林鐵鋼

　　記者：近兩年來，我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引起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也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帶來很大的壓力，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樊綱：人們常常談論國際收支失衡產生的消極影響，但我們也要看到它有積極的方面，目前的國際收支雙順差畢竟是錢多帶來的問題，英文里稱其為a happy problem,是一個幸福的問題，而不是錢少的苦惱。它有好的一面，反映了我們的成長和進步。

　　但是，持續的雙順差也給我們的國內經濟，尤其是央行的流動性管理造成很大壓力，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突出。2006年外匯儲備增加近2500億美元，就是相當近兩萬億元的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這對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政策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外國有人說我們采取的是固定匯率政策，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限制。我總是強調我們不同于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我們可以收回貨幣，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對沖流動性。這幾年

人民銀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非常積極的措施，比如：大規模地發放央行票據，多次提高準備金率等等。應該說，目前還是有余地的，還沒有到危機、過熱的地步，通貨膨脹率還比較低。總的來看，中國的貨幣政策堅持了自主性，而且還是有效果的。

　　任何經濟失衡都是問題，盡管是錢多帶來的問題，但也是問題。長此以往，一定會帶來經濟的過熱，要引起重視，積極采取措施實現“十一五”規劃所提出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使我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有利地處理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爭取一個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

　　記者：國際收支雙順差并不是這幾年才出現，其內在的經濟原因是什么？

　　樊綱：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的格局是我們經濟發展特點決定的。我們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時候，就開放市場、吸引外資。一方面資本流入，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市場小，居民收入低，外資生產的產品基本不在國內市場出售，主要是出口賣到國際市場，我們吸引的外資基本都是從事加工貿易，只搞生產。這些年積累下來，目前我們大約58%的出口都是外資企業的出口，這種狀況反映了

中國經濟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色。所以在國際上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總是強調雙順差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出現國際收支失衡是因為我們采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

　　進一步來看，首先需要分析我們的貿易結構。中國不僅大量出口，同時也在大量進口。中國現在實際上是亞洲生產鏈上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對美國有大量順差，但對所有亞洲經濟體(包括澳大利亞)都是逆差。中國對美國的順差，不是由于對美國出口太多，而是由于從美國進口太少，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對許多高科技產品禁運。中國的出口中，生產資料、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一大批東西是在國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國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貼上一枚“中國制造”的標簽。大量的“中國制造”其實是“亞洲制造”。結果就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貿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對美國的貿易是順差。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逆差問題，至少要與整個亞洲的貿易“總順差”相聯系加以分析，而不能僅與中國的順差相聯系。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資本的流入。造成我國美元儲備大幅增長、美元大規模流入的，不僅僅是貿易順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資本的流入。2004年2/3的外匯儲備增長是由于資本項目的增長， 2005年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只占到1/3，2006年近45%的外匯儲備增長是資本項目的增長帶來的。這種狀況不是匯率因素導致我們的產品競爭力高，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我認為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生產效率的改進，市場條件的改善，外資大量進入實體經濟部門。此外還有大量的股權投資、

證券投資。再有，許多中國企業增長前景好，在國外融資后也帶回大量的外資。有觀點認為，我國大規模外資流入是因為國際市場爆炒人民幣升值。我認為2004 年可能是這樣，但2005年我們恢復有浮動的匯率制度后就不是這樣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我們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各種優惠政策很多，大家都到中國來投資。

　　還有一些具體的技術、政策層面的問題。比如，過去我們對外資的管理，基本的思路是進來的歡迎，出去的管住，采取了各種管制措施。管理應該是對稱的，管出就應該管進。我們一方面要進一步放開對資本流出的管理，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入也要進行適當的管理。這樣在資本流動方面建立均衡對稱的機制，實現收支的平衡。

　　大量的外資流入，導致資金過剩，貨幣供給過大，使經濟很容易發生過熱。但是我們這幾年雖然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一直較低，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也是提高的，這種現象則只能用體制改革、技術進步導致生產效率提高來解釋了。另外，貨幣當局有效地進行“對沖”，回籠貨幣，也是解釋因素之一。問題在于，如果事態一直這樣發展下去，是否還能靠效率的提高和貨幣的“對沖”來緩解矛盾。

　　記者：人民幣升值能夠有效解決我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嗎？

　　樊綱：國際收支失衡不是一個簡單的匯率問題，它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使是貨幣的問題，也首先不是人民幣的問題，而首先是美元的問題。匯率是兩個貨幣之間的比率。

　　從貨幣關系的角度看，當前的全球不平衡的根源，主要不在我們這一邊，不是人民幣被低估的問題，而是美元要貶值的問題，是“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國際貨幣體系，戰后基本上是美元為中心，叫“美元本位”。美元最初還有一個黃金本位制約它，其他貨幣對美元掛鉤，美元對黃金掛鉤，35美元兌1盎司黃金，各國可以拿美元去美國財政部兌換黃金，那時美國印票子就多少還是有個硬約束的，但是也沒能阻止美國搞大量的財政赤字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就是美元要貶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對黃金脫鉤，發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兌換黃金。當時黃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兌1盎司黃金。接著在70年代美元又進一步對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貶值，80年代對日元貶值，就這么一路貶下來，現在輪到了中國。美國的財政赤字、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美國人的低儲蓄率、高負債率。根據美聯儲自己的報告， 60%的美元鈔票在美國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資產由外國人持有。對于美國人來講這是一個軟約束的貨幣體系，可以任意發放貨幣。美國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買東西。正是這個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斷貶值的傾向，而且貶值從來是對美國有利的。美元是國際本位貨幣，它要貶值直接表現為要求其他貨幣升值。今天人民幣面臨的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就是這個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特點。

　　所以我一直強調，我們的國際收支失衡不僅僅是貨幣的問題，即使是貨幣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人民幣的問題，而首先是美元的問題。

　　但是，美國是超級大國，美元做為本位貨幣的局面現在一時難以改變，美國也絕不同意改變，甚至它可以拒不進行任何政策上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就會產生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人們就會對人民幣進行投機活動，美國國會還會因為我們不升值而對我們實行貿易保護措施。為了避免這種損失，我們也需要適當的升值，即通過適當升值來使各種損失的總和最小化。從長遠來看，一個高速成長的、通貨膨脹率又較低的的經濟，必然要經歷本幣升值的過程。早一點小步調整，漸進式地實現升值，比長期不動最后問題積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風險，更少震蕩。

　　記者：目前許多學者認為，外部失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內部失衡，您認為從國內方面分析，造成國際收支失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樊綱：從國內方面來看，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國內勞動成本增長速度低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從統計數據上看， 1994年到2005年，我們在制造業當中的勞動生產力平均每年提高 11%～12%左右，而我們的職工貨幣工資每年提高10%左右。這一統計數據還主要反映的是正規部門、國有職工、外企職工的工資變化情況，而占中國勞動力主要部分的大量的民工的工資，過去20年基本是停滯的，增長幅度很小。這是市場經濟本身、是競爭造成的，不是人為壓低的結果。我們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需要轉移，勞動力市場激烈的競爭會把工資壓得很低，這種趨勢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盡管近期有報道說我們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勞動力短缺，但我認為這都是局部的，是這些地區土地成本、生活成本提高很快，而工資水平20年沒有變，這肯定是不行的。我們還有大量的勞動力沒有轉移，如果往內陸走幾百公里，勞動力依然很多。中國有局部的問題、有結構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壓低了勞動力價格。

　　外國政府和企業的一些分析家們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正是通過人民幣升值提高我國勞動力成本在國際上的相對水平。但是，如果通過提高貨幣匯率來提高勞動成本，我們的成本在外面提高了，在內部卻并沒有使農民工獲益，民工不會從匯率的變化中得到任何的好處。相反，如果匯率升值過大，導致出口增幅下降過多，還會減少就業機會的創造，使得農民工的境況更差，收入差距也不會因此而縮小。

　　勞動工資是由勞動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政府不能干預，也不應該加以干預。但政府可做的一件事是強制推行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使社會保障在農民工當中的覆蓋率在近期內就獲得大幅度的提高。這樣勞動成本提高了，外貿不平衡緩解了，農民工的實際收入總體上也提高了。

　　記者：消費與儲蓄比例不協調是否也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樊綱：過去幾年GDP中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不是因為消費的增長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資增長過快，使投資在GDP 當中的比例擴大，把消費的比重擠小了。現在國際、國內有一個流行說法，中國人消費品買的太少，不像美國人消費得那么多，似乎只要中國人多消費一點，政府采取政策鼓勵人們多消費，就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了。可是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國達到人均接近4萬美元，消費水平怎么可比？中國人消費水平低是因為中國人沒錢。在國內，人們現在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中國農民的消費水平太低，因此中國的消費水平太低。可是農民消費水平低不是因為農民有錢不消費，而是因為農民沒錢，是收入水平低而不是消費水平低。中國農民是中國消費傾向最高、儲蓄率最低的群體，中國農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來消費了，孩子上學、醫療還沒有著落。因此中國消費的增長絕不可能靠刺激農民的消費。而農民收入的提高，則是就業增長的問題，是整體經濟的增長，包括投資的增長，城市化的深入，而顯然不能靠政府補貼來實質性地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消費。從另一角度來看，中國 40%左右的儲蓄率確實有其原因的。現在人們經常提到的有社保體制不健全，資本市場效率低，是導致人們儲蓄率過高的原因，這都是對的。但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可不是一個短期的事情，在任何國家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發展與改革，所以不可能指望在近期內通過解決這些問題來提高消費。

　　人們總是籠統地說，中國的消費率低，但仔細研究可以發現，中國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消費率并不低，多年都保持在20%～25% 的水平。現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居民可用作消費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從過去的67%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60%左右，而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政府從不到 9%上升到目前的20%多，企業從10%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8%。

　　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稅收制度存在問題。另外，從企業方面來看，企業效益好，利潤率高，這是好事情。但我們仔細分析會發現，企業的利潤率有大量虛高的部分，這是我要強調的問題。高的部分是應該繳納的資源稅或者是租金沒有繳納，我們的資源是白給企業使用的。在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國家，要開采全民所有的資產，首先必須通過競價交一筆特許權費，另外要繳資源稅。而我們的資源稅很少，主要用于調節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根本稱不上是資源稅。我們現在增長比較高的行業主要是石油、煤炭、電力、電信等等，有統計說60%的增長來自這些部門。如果嚴格按照經濟學的概念，這部分溢價應稱為租金，而不是稅，這不是企業的利潤，而是外部因素造成的。我們現在很多資源價格比國際市場低，這樣既造成資源浪費，又造成這些部門的壟斷利潤。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者的資源成本提高了，可我們企業的成本沒有提高，還是那么多，這樣造成利潤率高，這實際不是企業競爭力強導致的，而是企業該繳的租金沒有繳。這部分如果繳給國家，政府就可以減稅，比如降低所得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會提高。所以現在存在機制扭曲，在資源稅這個問題上，導致企業利潤虛高，企業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結果導致消費儲蓄的比重失調，儲蓄太多。現在總儲蓄中，企業所占的部分已經基本上與家庭所占的部分持平，大概居民占40%，企業占38%。個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費。企業的收入如果不進行投資，它的儲蓄就會變成了外貿順差，形成凈儲蓄。

　　記者：這樣看來，國際收支失衡不僅僅是經濟的外部失衡問題，也反映出國內經濟發展存在的許多問題。

　　樊綱：是的。我們在分析國際收支問題時，要從內外兩方面來思考，要把外部失衡和內部失衡結合起來考慮。我們內部的問題，比如資源利用率低下，投資率過高，勞動力成本低,消費率過低，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等等這些問題，都跟我們的外部失衡問題是相關的，我們只有解決了這些內部問題，外部問題才可以得到根本上的化解。這些問題要綜合考核，同時采取措施。解決外部失衡是一個綜合的問題，是一個一般均衡的問題。國際收支平衡、投資、消費、儲蓄等等這些問題不能分開說，它們是統一的，最好的辦法是幾方面同時著手。

　　要消除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外部失衡，實現基本的國際收支的平衡，顯然不是一個部門、采取一方面的措施所能夠實現的。它需要我們從多方面入手，各個方面相互配合，在體制和政策上進行綜合的調整，才能實現。除了在外貿、外資、外匯等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外，我們還要擴展思路，在一些看起來不相關的領域進行調整，用國內經濟體制上的改革或經濟變量的調整，來促進外部經濟的均衡。

　　記者：這幾年不僅是在中國，世界范圍內都出現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加上技術進步的影響，通貨膨脹作為衡量總供求平衡的指標已經不太靈敏。在這種情況下，央行應如何確定貨幣政策目標？

　　樊綱：從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出發，貨幣政策僅僅盯住單一目標是不夠的。不論是物價變化、經濟增長率,還是就業率，或者流動性，都不夠。我們的經濟還處于轉軌階段，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還不靈敏，沒有一個指標可以覆蓋所有的情況，很多指標之間是隔絕的。技術進步推動成本下降，同樣的成本下供給增加，貨幣再多通脹一時也體現不出來。也就是說，同樣的單位投入，增長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如果跳過這些環節僅僅看通貨膨脹的指標是不夠的。

　　我們宏觀經濟的很多問題不是體現在短期的通貨膨脹上，而是體現在過剩生產能力、壞賬增長、經濟周期波動上。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是財產的通貨膨脹，過去大家都比較多地關注產品價格，亞洲金融危機、日本的教訓都說明，僅僅關注CPI是不夠的，也要看財產價格，就是樓市、股市。

　　貨幣政策是一項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平穩運行，控制通貨膨脹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控制經濟不要過熱，不要有大起大落，物價變動、資產價格、經濟增長率、投資增長率等等，都需要關注，這些都應在貨幣政策決策者的視野之中。比如，過去半年來，因為股市高漲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提高，這一方面導致貨幣流動性問題更加嚴重，因為貨幣總量由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構成，另一方面可能形成資產泡沫，實體經濟產生過度投資，從而發生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美聯儲也不僅僅是看通貨膨脹的指標，實際上失業率、增長率都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

　　記者：國有銀行改革在過去一年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您認為銀行業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什么？

　　樊綱：國有銀行改革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建立了好的機制，改變了公司治理結構，銀行不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還要繼續向前走，目前只是改了大銀行，還沒有成立許多學者一直呼吁的服務于中小企業的中小型民營銀行、地區性銀行。現在在農村有了一個突破口，如果發展好，也不可小視，將為鄉鎮經濟發展提供服務。

　　金融改革應該盡可能為經濟發展服務。應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發展，不能光講問題不發展。世界上一些大的銀行都是私人銀行，都是民營銀行，都是從地方的中小民營銀行發展起來的，為什么我們中國不能搞。大量的中小企業指望不上大銀行為它們提供服務，我們的大銀行成本太高，不適合中小企業。應發展服務地方的產權清晰的金融機構。

　　記者：在金融改革發展中，風險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樊綱：銀行、金融部門就是風險高的部門，發展金融就包含發展風險監控體系。過去農村信用社、銀行出問題，是因為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再加上它自身也缺少約束機制，當然就會出問題。

　　在產權清晰、監管嚴格的前提下，積極發展風險控制系統，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從整個金融系統來看，現在的風險還是比過去小多了，最近幾年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銀行建立了風險控制體系，債券市場、資本市場都建立了一系列監控機制，比五年前好很多，現在股市運作與五年前相比也規范多了。

　　從未來看，必須認識到我們首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體制轉軌中必然存在很多風險，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掉以輕心。風險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消化，還需要公共機構，比如協會或者政府的參與，監管體系應該是立體的，有政府、協會、市場等等方面。

　　我要強調的是，民營企業自身也有很多風險，特別是第一代的民營企業家、第一代的投資者、第一代的炒股人，他們本身有很大風險，成功后盲目性強，沒有經歷過市場風險的教育和多輪的市場波動的洗禮。發達國家都是經過了多輪的市場波動，對市場風險有深刻的認識。現階段我們的市場波動大是正常的，我們大概需要經歷這樣的階段才能成熟。股市大波大動非常敏感說明市場有進步，投資者意識到有漲就有跌。我們的市場處于從風險較大階段向風險較小階段逐步過渡的過程中，我們要認識到初期階段的市場風險很大。市場的監管者和投資者對這種市場變化也要當作正常現象，當作發展的正常過程，減少干預。對發展的市場、發展的金融體系應該有一種更全面的觀點，用歷史的觀點看待短期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