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根本上消除戶籍紅利與城鄉隔離制度，必須讓這一制度運行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1)改變目前由城市居民決定整個社會以及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游戲規則的體制。賦予廣大農民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全面增加農民在整個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之中的發言權，從而使得農民能夠依靠人數上的優勢，逐步使城市與農村真正成為一個整體。(2)及早消除城市人為設置的就業、上學與文化、衛生、社保等行政壁壘。這是因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大致會在未來10年內消失，而現行的經濟體系是以大量的廉價農民工為基礎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導致勞動力價格全面提高，從而導致這一體系難以持續。

　　-學人新論 -黃興年

　　自2003年末“

民工荒”光顧沿海地區以來，到如今還揮之不去；可也有眾多的農民工找不到活干，尤其是找不到能勉強養家糊口的活，這說明民工荒僅僅是一種勞動力供求的結構失衡。為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采取了多種措施以提高農民工的待遇，諸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在企業中建立工會等，卻依然未能根除民工荒。論理，在價廉質優勞動力充裕的中國，這種供求失衡并不難解決，只要適度提高需求價格，就可以很快重新找到新的市場均衡。可民工荒多年未決，一定有支撐其運行的經濟利益作怪；否則，資本按照價格信號自由流動而追求最優配置效益的內在要求一定能將供求失衡的市場矯正過來。但為何沒有呢？

　　戶籍制度將農民工禁錮在受政策歧視的勞動力低端市場

　　在中國，農民工是一個身份與工作性質錯位的矛盾復合體：從身份上看，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有承包地，必須履行農民的一切義務，諸如交納各種稅費與完成義務工，接受戶籍所在地基層政府或集體組織的直接管理；但其又不是真正的農民，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已經完全徹底地脫離了農業與農村，早已在城市成家立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以后也不會回到農村生活。但他們又不是城市正式居民，因為其沒有任何制度化的資格與條件享受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就與福利，其子女也不能正常地享受當地教育服務，必須交納所謂的自愿贊助費，少則幾千，多則上十萬，甚至還必須每年為能夠繼續留在城市里打工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實質上就是城市政府與居民集團允許農民在城市“合法”打工的許可費。盡管如此，農民工在城市里所能從事的基本上都是當地居民不愿意干的“臟、險、累、苦、毒”等特征的工作，勞動時間長、環境惡劣與福利待遇極差，拖欠工資更是家常便飯；而福利待遇好、工作環境舒適安全的崗位則被城市政府用政策性規定強制性地留給了當地居民。這種情況表明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兩個互相分割的獨立市場，高端市場被城市居民用行政手段壟斷，也就是城市居民被保護起來了；低端市場則成為資本可以自由采取措施支配農民工的地方，血汗工廠成為其最好的載體。

　　這種分割市場存在的根源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始于1958年1月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公民在常住地市、縣范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的，以暫住地的戶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內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暫住登記，離開前申報注銷。這一規定便是城鄉二元分割的始作俑者，此后50年，為化解矛盾，各地雖相繼發明了一系列新的執行制度，諸如暫住制度，要求境內非當地戶籍人員在城市作短期或長期居住時，必須申請辦理的一種表明暫住地位的許可制度，相關證件稱為暫住證；否則，會被處罰或遣返。這種制度賦予了城市政府對外來人員歧視的特權：只要是外來者，就必須額外交納費用以購買許可證，這就為公安、衛生檢疫、文化教育、工商等部門找到了亂收費的制度依據與途徑。僅此一項，每年就為城市政府部門的小金庫貢獻了幾百億，收費標準盡管不一，但多數城市長期維持在300-600元(不含亂收費與罰款)，即使是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之后的2007年，農民工的交費也在至少200元／年人，2億農民工每年至少需額外交納400億元的打工許可費。這激勵了有關機構隨意采取強制性措施加大對外來人員收容與罰款的力度，富了個人與小集體，為一些本該淘汰的機構與冗員找到了壯大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后盾，使其成了阻礙消除戶籍制度的主要力量。

　　而城市發展需要更多的人才，但當地居民難以滿足。為解決這一矛盾，城市就用集體戶口、藍印戶口等，同戶籍居民的紅印戶口區分，目的僅在于用一個若有若無的糖葫蘆吸引外來人才為當地建設服務，卻從制度上讓外來人才不能平等地分享城市公共服務；否則，也得額外交費，只不過比農民工交納的費用低一些而已。

　　城市戶籍居民成了城鄉分割的受益者

　　調查表明：37.1%的廣州市民贊成農民工有權落戶廣州；28.2%的市民提出有能力買房、學歷高、有特殊貢獻、有廣州人擔保等有條件地贊成；此外，34.7%的市民明確表示反對，這就意味著70%的人主張對農民落戶城市設置壁壘。只有如此，城市居民才能輕易獲得額外的紅利。高輝清等人計算的農民工2004年僅勞動收入與社會保障支出兩項向城市貢獻就高達5311億元：(1)2004年全國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介于500元至600元之間，取中位數550元作估算值。根據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珠三角的民工工資在12年間，僅提高了68元。而全國各地民工工資差距非常小，可近似地將68元當作12年來民工工資的平均增幅，即1992年民工的平均工資為482元。這一水平明顯高于當時有些偏低的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數。從1992年到2004年，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91.36%。在保證民工實際收入不變的情況下，2004年民工的平均工資也應當出現與物價指數相同的升幅，達到922元。2004年，全國民工人數大約1億，全年收入損失為4464億元。(2)2004年全國職工平均年工資收入為16024元，若按農民工的收入僅為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60%計為9614元，低于11064元的“農民工合理年收入”。所以，按11064元計算企業和政府應該給予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支出，其規模為11064×0.85×1×（0.08＋0.01)＝847億元。而2007年全國農民工人數接近2億，若按同樣的水平計算，每年農民工的額外貢獻超過10000億元，這就是城市戶籍紅利的主體。

　　例如，廣州市2006年人均GDP按照戶籍人口計算為11000美元，依常住人口計算僅為7800美元。而其常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與實際人口分別為920萬和1350萬，戶籍居民為709萬。2006年廣州市的GDP約6000億人民幣，若以實際人口計算，人均收入為5900美元，兩者的差額為11000-5900＝5100美元，這5100美元便是廣州戶籍紅利的主要內容與物質基礎，總量接近GDP的1／2。按照現行制度計算，每個外來者至少向廣州貢獻3000元／年，廣州外來人口為1350-709＝641萬人，其中至少超過65%的人會在廣州工作1年以上。那么，外來者每年至少要向廣州貢獻416.65萬×3000元／年＝1248億元的收入。自然，其中絕大部分收入要進入廣州的經濟、社會與戶籍居民的日常生活。廣州70%以上(其他大中城市也基本如此)的居民不歡迎農民成為永久居民便不難理解。以此我們也可以大致估算出上海、北京、深圳等典型城市戶籍的經濟性紅利(不包括政策等非市場經濟因素帶來的額外利益)。

　　豐厚的戶籍紅利使得城市居民能繼續壟斷勞動力的高端市場，并將這種制度性優越感滲透到思想與行為選擇之中，以人為的理由反對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甚至影響孩子的思想與行為。

　　例如，在廣州市第六屆羊城“小市長”競選征文中，不少中小學生認為要限制外來人口流入廣州，甚至認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來人口。比如越秀區一名小學五年級學生在征文中寫道，要控制外來人口數量，定期遣返外來人口，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天河區的一名小學生認為，外來人口總體素質較差，難免不自覺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若被五湖四海的朋友看到了勢必會對廣州留下極壞的印象，所以“在特定的時間如亞運會期間及前后兩個月采取限制出入或限時出入本市中心是最佳方式”。而上海的許多中學生害怕不能留在上海，甚至不報考外地的全國重點大學，即使政府采取鼓勵措施，也沒有改變這種局面。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偏見和怨恨，孩子的心理世界其實是成人世界的映射，孩子們的歧視觀念和排外意識不可能來自別處，只能來自社會、學校和家庭。因為用行政手段圈養起來的城市居民壟斷了整個社會的政策制訂與執行，從而使得其能完全隔離與農民工的市場競爭，使其能對諸如賣菜的、擺攤的、上門通下水道的、企業中的打工者、家政服務人員等外來人口任意役使與斥責。孩子們耳濡目染，怎能不歧視農民工、排斥外地人？

　　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戶籍紅利與城鄉隔離制度，必須讓這一制度運行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1)改變目前由城市居民決定整個社會以及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游戲規則的體制。賦予廣大農民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全面增加農民在整個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之中的發言權，從而使得農民能夠依靠人數上的優勢，逐步使城市與農村真正成為一個整體。(2)及早消除城市人為設置的就業、上學與文化、衛生、社保等行政壁壘。這是因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大致會在未來10年內消失，而現行的經濟體系是以大量的廉價農民工為基礎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導致勞動力價格全面提高，從而導致這一體系難以持續。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