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呂鐵

　　根據工業化的有關理論和工業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事實，工業化的進程一般表現為輕工業化、重化工業化和高加工度化三個階段。具體到我國的情況，1998年以來的工業結構變化趨勢表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推進到了重化工業化階段。作出這個判斷的依據在于，與1978年以前我國重工業的發展主要由政府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并作為惟一推動力量的情況完全不同，1998年以來的重化工業化有著深刻的消費結構升級背景作為支持基礎。概括地說，這個階段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是由以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為主，包括城市化步伐加快、以信息化為代表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國際產業轉移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具有客觀必然性。

　　重化工業化現象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進入工業化新階段的標志，也表明了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的重化工業必然會進一步發展。因此，加強對重化工業化驅動因素的分析，深化對重化工業化必然性的理解，澄清與重化工業發展有關的一些認識問題，對于更好地明確推進工業結構調整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長期政策取向，是十分必要的。

　　重化工業化現象的必然性

　　工業化的歷史表明，產業結構的演進雖然受到多方面復雜因素的影響，但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需求結構變化的作用。1998年以來重化工業在我國工業和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日益突出，其增長機制和驅動因素也不例外：1978-1997年20年間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累積性效應引致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進而導致最終需求和中間需求發生一系列有利于重化工業發展的方向性變化。更具體說，包括機械、電子、電氣、鋼鐵、化工和建材等產業在內的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是由于消費、投資和出口等最終需求以及中間需求的增長和結構性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來看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影響。消費需求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其結構變化是引導和促進主導產業發展的首要因素。進一步看，消費結構變化又是由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的。1998年，我國的人均GDP為6796元，按當年

匯率計算折合為822美元，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已超過1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或接近1000美元時，居民的消費結構就開始進入加快升級的階段。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呈現出如下規律性的變化：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和衣著的消費支出比重不斷下降的同時，與生活質量提高相關的交通通訊、居住、醫療保健和娛樂教育文化服務的消費支出比重持續上升；特別是在1998年前后，上述趨勢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就表明，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開始由過去的以“吃、穿、用”等基本消費為主的階段向以“住、行”及其提高生活質量等消費為主的階段升級。在新的階段，居民基本消費品的滿足程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而新一代消費品，尤其是對汽車和住房的需求則進入快速增長期。統計數據顯示，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底汽車擁有量僅為0.34輛，2005年提高到3.37輛，6年間增長了近9倍；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則由1998年的18.7平方米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長近40%。從投入產出關聯的角度看，汽車和住房等新一代消費品的發展，又將對鋼鐵、機械、電子、化工和建材等重化工業產生很強的需求拉動力量。由此可見，新一輪重化工業化趨勢具有堅實的消費結構升級背景。

　　再來看投資需求增長的作用。相對于消費需求，近年來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增強，這是與目前我國工業化所處的階段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現實相適應的。一般而言，由固定資產投資的性質決定，投資需求的增長將更多地拉動重工業的增長，而對輕工業增長的拉動作用則較弱。根據由最新公布的2002年全國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固定資產投資對各部門的生產誘發系數和各部門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度系數可以看到，受固定資產投資需求的增長影響較大的部門主要是設備制造、采掘、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非金屬礦物制品和化工等重化工業部門，以及與重化工業具有很強關聯性的建筑業和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等部門。所以，投資需求的快速增長自然成為促進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的重要原因。從發展趨勢看，未來10-20年內，我國城市化進程仍將處于加速發展時期，預計城市化率將年均提高1.5-2個百分點左右。城市化進程加快必然導致社會對住房、道路、交通通信、水電煤氣等公用基礎設施的投資大量增加，進而為鋼鐵、建材、化工、設備制造和

能源等重化工業提供巨大的增長后勁和發展空間。

　　出口需求結構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比較優勢的不斷變化，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也經歷了從初級產品向紡織服裝等輕工產品，再向機電、化工等重化工產品為主的更替過程。目前，除了傳統的紡織、服裝和食品行業外，電子通信、電氣機械、設備制造和化工等重化工業部門的出口額在出口總額中已經占有很大份額。出口產品結構的這種趨勢性變化既是工業結構變化的一個結果，也將反過來進一步增強工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趨勢。

　　以上討論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均屬最終需求，它們的增長和結構變化對工業結構的演變和主導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除此之外，中間需求變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研究表明，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后，技術進步和專業化趨勢加深會使得生產的迂回化程度增強，進而導致中間需求的增長。結合當前我國產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國外一些產業特別是機電產業的產業鏈分解及其向中國的轉移也進一步對我國相關產業中間需求的增長起到迭加作用。更具體看，中間需求的增長對重工業增長的影響又要大于其對輕工業和其他產業增長的影響。如果用增加值率的變化來近似地衡量中間需求變化的影響，那么可以發現，1998-2005年我國輕工業的增加值率從26.6%提高到28.9%，而重工業的增加值率卻從30.3%下降到28.6%。雖然影響增加值率的因素有多種多樣，但是，與同一時期輕工業增加值率的上升形成對照，重工業增加值率的下降與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機電工業的增長更多地受到來自中間需求的拉動是有密切關系的。例如，近年來電子通信產品就表現出作為最終產品的性質不斷弱化，而作為中間產品進入其他行業產品生產過程的趨勢持續增強的特點。因此，中間需求的增長更有利于重化工業特別是其中的機電工業的發展。

　　綜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國新一輪重化工業化趨勢是經濟發展各方面需求的集中體現，是工業化推進過程中無法逾越的階段。而且在未來較長時期內，這種重化工業主導工業結構和國民經濟增長的格局不會發生明顯改變。

　　發展重化工業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行不悖

　　圍繞我國工業結構變化中的重化工業化現象，近一段時期出現了不少討論甚至爭論。焦點在于：基于當前和今后的發展環境和條件，我國是否應該加快發展重化工業，或者說，我國是否必須經歷重化工業化階段。盡管以上的分析已經論證了我國重化工業化趨勢的必然性，但是，對于與此相關的一些認識誤區，仍然需要加以澄清。其中，關于發展重化工業不利于解決就業問題和緩解資源約束壓力的片面認識，尤其不應忽視，因為擴大就業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既是“十一五”及今后較長時期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面臨的主要任務。

　　持重化工業的發展將會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重化工業較高的人均裝備水平決定了其就業投資彈性通常會明顯低于具有勞動密集特征的輕工業的就業投資彈性，這樣，加快發展重化工業對于擴大就業的作用，自然不如發展輕工業來得更大。如果說在過去資本短缺構成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的階段，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話，那么在資本供求關系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的當前階段，影響經濟增長從而擴大就業的關鍵已經不是資本短缺因素，而是需求制約因素。這時，由于重化工業產品更加符合需求發展的方向，因而得以迅速擴張，而輕工業則因資本和技術進入門檻較低則更容易陷入生產過剩的境地。因此，就重化工業與輕工業的比較而言，前者創造的就業機會往往更大。如果再考慮到重化工業具有更強的產業關聯效應，其發展可以帶動眾多相關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和人才密集的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那么其對擴大就業的貢獻無疑將進一步增大。例如，根據2002年投入產出表計算，除采掘業外，重化工業各部門的影響力系數均大于1，而且位于前列的部門主要集中在通信及電子設備、儀器儀表、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通用專用設備和金屬制品等電子及機械加工組裝部門。影響力系數越大，表明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越大。在需求約束條件下，加快發展這些影響力系數較大的重化工業部門，可以有效地刺激經濟的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

　　怎樣看待重化工業發展與緩解資源約束壓力的關系，是另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加快發展重化工業會造成能源和其他稀缺資源的高度緊張，從而不利于緩解資源約束的壓力，并以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已取代重化工業成為增長動力的事例，提出在我國也要進行“減重”。這種觀點雖然貌似合理，但如果深入審視，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一是片面地將發展重化工業與資源的高消耗直接等同起來；二是對于資源約束問題缺乏全面思考，沒有準確地把握緩解資源約束壓力的正確途徑。

　　必須承認，相對于輕工業和其他產業，當前階段我國重化工業的資源消耗確實處于較高水平，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也是導致我國資源消耗總量上升的一個重要誘因。但是應該指出的是，目前我國重化工業對資源的過高消耗很大程度是由于生產技術水平低和增長方式粗放造成的，也就是說，關鍵在于重化工業的發展方式不合理，而不在于重化工業發展本身。另一方面還要看到，重化工業通常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和較大的技術創新空間，其生產率能持續地保持較高的增長狀態，因而從長期看，重化工業單位產出的資源消耗水平并不一定就比輕工業和其他產業高。近年來我國重化工業的資源利用效率不斷改善的事實也說明，重化工業對資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種階段性特征，其中蘊含著很大的提高余地。以耗能大戶

鋼鐵產業為例：2005年與1990年相比，我國噸鋼綜合能耗已由1.611噸下降到0.741噸，當年生產1噸鋼所需的能耗到目前已經可以滿足2噸以上鋼的生產需要。

　　對于已經邁入快速增長軌道的我國而言，資源約束壓力日益加重的確是一種客觀現實，但是，這并不是我國所獨有的現象。迄今為止的工業化歷史表現出來的資源消耗規律是：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的發展過程中，人均資源消耗迅速增長；而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變的過程中，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但人均資源消耗量的變化不大；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以后，在資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高的同時，人均資源消耗量又呈較快增長；即使是在最發達國家，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高資源利用效率與低資源消耗量并存的格局，至于將來是否存在資源消耗量下降的可能性，目前看得并不清楚。資源消耗的上述變化規律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對于如何緩解我國的資源約束壓力這個問題，關注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方面，而不是去設法減少資源的消耗量上。因此，為了應對我國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后資源消耗不斷增長的嚴峻形勢，現實可行的思路是如何通過技術、市場、法律和行政等多種手段和途徑，努力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那種期望通過抑制重化工業發展來緩解資源約束壓力的思路如果付諸實施，除了將影響到重化工業的正常發展外，必然還會由于抽掉了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支撐而給國民經濟帶來難以承受的嚴重后果，最終也將難以實現持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中長期目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