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既是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諧社會的內在因素。只有競爭才能不斷做大社會的大蛋糕，才能使得勞動力、資本擁有者和土地占有者獲得最大程度的回報

　　-馮興元

　　德國西部地區在二戰后，本來有機會選擇計劃經濟，但是，當時的首任聯邦德國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頂住社會壓力，竭力推行“社會市場經濟”，大舉清除納粹德國留下的中央統制主義經濟。他一度到了孤注一擲的地步。如果他當時奉行哪里的呼聲最高，政策就轉向哪里的民粹主義(populist)做法，而放棄堅持與市場兼容的經濟政策原則，德國就可能沒有20世紀50年代的“經濟奇跡”。

　　艾哈德在1957年撰寫了享譽世界的名著《Wohlstand fur Alle》，該書名也是其著名的政治口號。中文意思就是“全民富裕”，或者“共同富裕”。可惜許多中譯者把它翻譯成了“大眾福利”或者“大眾的福利”，而且成為約定俗成的用語。與其相比，1958年英文版的譯者對德文書名就吃得很透，兩人把它翻譯成“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也就是“通過競爭實現繁榮”。此可謂一語中的！198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版，因其譯自英文版，取名為《來自競爭的繁榮》，此為自然邏輯之所致，不可挑剔。

　　艾哈德是德國著名的弗萊堡學派思想的皈依者，堅信競爭是通往繁榮的必由之路，競爭可以帶來“全民富裕”。他恰恰反對福利國家理念意義上的“大眾福利”。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標。當時初期的改革路徑選擇也是引入競爭。在此意義上，鄧小平的理念與艾哈德是一致的。

　　可惜的是，德國在實現了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奇跡”之后，走上了福利國家的道路：社會福利開支負擔沉重，勞動力市場最為剛性。其當前版本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完全走向了原初的“社會市場經濟”設想之反面。市場經濟被穿上了福利國家的緊身衣，原來的“小國家，大社會”設想被拋棄。有趣的是，在德國，一方面市場競爭的自由度因為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和繁瑣的相關法規而大為弱化，另一方面，政府的自由度也由于同樣的原因而大受限制。

　　目前舉國齊聲高唱“再分配”進行曲。有幾人知道，近三十年來辛辛苦苦培育的、脆弱不堪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規則近年來已被蹂躪殆盡。更有幾人知道，多年培養的些許規則意識一旦被完全損毀，要重新培養這些非正式制度，可能得花費幾十年之久。民粹主義和經濟統制主義不是一條通往幸福生活和大國崛起的康莊大道。

　　我國正在大力創建

和諧社會。其基本內涵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初看一眼，競爭似乎與和諧社會水火不容。 仔細體味，競爭既是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諧社會的內在因素。競爭給人帶來心境的不和諧，此話貌似真理，其實似是而非。沒有競爭，才給人帶來心境的更大不和諧，就像一潭死水，屬于細菌大肆繁殖的溫床。社會也一樣，失去了競爭，就失去了活力。沒有一點競爭，社會就是死海，屬于繁殖寄生蟲的“天國”。競爭充分的社會，才是充滿活力的社會。沒有競爭，人不能盡其才，(財)物不能盡其用。

　　競爭帶來繁榮，經濟學家已經對此做了嚴格的證明。競爭與市場是難兄難弟。只有競爭才能不斷做大社會的大

蛋糕，才能使得勞動力、資本擁有者和土地占有者，通過其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投入獲得最大程度的回報，也使得政府能夠在個人權利保護和公共選擇框架內長期獲得較多的稅收，用于再分配。而且再分配既要受制于“民主法治”的總體要求，又以再分配前后的社會成員相對收入結構不發生扭曲為前提。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和“安定有序”。

　　此外，競爭的社會和競爭的市場可以容納最大數量的中小企業，無論是國內國外，中小企業容納了最大部分的就業。我國近30年來的經濟市場化和經濟競爭使得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國更為關注環境保護，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已經成為可能。

　　競爭已經成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素。和諧社會需要競爭，競爭的社會才是波普所探究的“開放社會”，也是我們所應追求的社會。在中國，我們目前似乎還沒有建造好真正的市場經濟大廈，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強調“超越改革時代”是不現實的。大廈既然尚未竣工，同志還需繼續努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德國維藤大學經濟文化比較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