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北京大學金融學博士，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參與多個國家級課題；主持多個城市、縣、開發區的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產業經濟策劃；參與寫作學術著作十余部。

　　4月6日-4月22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李健。----編者按

中國消費率持續下降的主因：國民收入分配失衡     4月17日  星期二

　　一、中國消費非正常持續下降

　　最近20多年來，中國最終消費率 一直處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續走低態勢，最終消費率從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下降尤其厲害，從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從圖1可以看到，“十五”時期中國最終消費率急劇下降，2005年降到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最低點。

圖1  1984-2005年中國最終消費率
（數據來源：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

　　過去10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個百分點。據世界銀行數據，19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基本穩定在77%～79%，在所統計的36個國家中，只有8個國家低于70%。以2002年為例，當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80.1%，其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消費率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2002年，中國當年的消費率僅為58.2%，而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當年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

圖2  2002年最終消費率國別比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

　　根據世界銀行發展指數數據庫數據，1970-2002年間，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費率由74.2%上升到79.6%。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消費率的逐年下降，投資率持續高企。2000-2004年，中國投資率分別為36.4%、38%、39.2%、42.3%和43.9%。中國消費率明顯偏低，并且其中五分之一左右是政府消費，居民消費率異常低下。中國的消費與儲蓄(以及投資)比例明顯失衡。消費率過低(與此相對應的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銀行存貸差)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過低的消費率以及與之相伴的高儲蓄率使得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經濟增長長期過度依賴投資的增長，在凈出口不能持續增長的情況下，投資增長最終會受消費增長制約。此外，投資受到企業對消費增長的預期以及政府宏觀調控等影響而極易波動，由投資增長驅動的經濟容易大起大落，機會成本高昂。毫無疑問，消費率過低已經越來越嚴重地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協調、健康和可持續高速發展。

　　二、中國消費率連續下降的主要原因：猜測與驗證

　　一個非常直觀的邏輯是，由于不同主體(包括組織)有著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不同的國民收入分享結構將極大地影響社會的消費率(以及儲蓄率)的高低，并由此決定宏觀經濟的運行態勢。

　　更進一步，現實經濟中，家庭是最重要的消費主體，在國民收入流一定的情況下，政府稅收收入相對于居民收入增長過快，企業利潤相對居民收入增長過快，居民收入不平均程度升高，都會直接構成消費率下降的有力因素。我們猜測，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多層面的相對失衡，是中國消費率連年下降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并且中國消費率連續走低主要在于私人消費率(而非政府消費率)連續走低。

　　從圖3可以看到，從1979年到2004年，中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的增長率均分別與其消費支出增長率高度一致，過去15年尤甚。這也就是說，只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上去了，中國的消費自然上去，由于私人消費占據社會總消費的絕對比重，中國的消費(和消費率)也自然上去，因此，要找到中國消費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連年下滑的原因，應當主要從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不足方面去尋找原因。

　　1、財政收入增長過快，政府消費增長過快

　　Landau(1986)使用1960-1980年65個發展中國家的有關樣本分析發現，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Barro(1991)以98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5-1985年的數據，發現相同結果。Futagami，morita和shibata(1995) 、greiner和hanusch(1998)的研究也均支持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顯著負相關這一結論。(在這些國家中，消費對經濟增長有最重要、最直接的貢獻。)此外，Barro 和 Lee(1993)的研究發現，有5個重要因素可以將增長緩慢國家與增長迅速國家區別開來，政府消費對GDP的比例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有市場扭曲和政治不穩定等)。

　　在中國，由于政府經營性行為相對較多，常有類似財政向國有銀行注資這類特別支出行為，財政支出與政府消費 之間存在相對其他國家更大的差額，非消費性支出比例相對較高。另外，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GDP=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凈出口，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政府購買與消費存在此消彼漲的關系，而政府購買又直接受制于政府財政收入并且(長期地)與之高度正相關，這就是說，在中國，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增加往往會直接導致社會消費的下降。

　　從圖4、圖5可以看到，中國稅收收入從1992年的3297億元增長到2006年37636億元，增長為11.42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9%。其中，2005年全國稅收總收入高達30866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比2004年增長20%，增收5148億元；2006年全國稅收共入庫37636億元，比2005年增長21.9%，增收6770億元。2006年稅收占GDP的比重為18%，比2005年提高1.1個百分點。 過去十多年中，政府收入持續以平均超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兩倍以上的超高速度持續增長增長，如圖6所示。

圖4　1992-2006年中國稅收收入增長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稅務總局

圖5  1978-2006年中國國家財政年稅收收入
（數據來源：國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圖6 1999-2006年中國稅收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對比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及稅務總局公開發布數據計算而得）

　　伴隨著稅收收入的連年高速增長，加上年國債發行規模的不斷增加，中國的財政支出、政府消費和政府消費率自然持續上升，私人消費率持續下降，私人消費增速逐年減緩, 私人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不斷降低，政府消費增速則逐年加快,占總消費的比重不斷提高。以2001—2004年為例，政府消費在整個消費中占的比重由20.6%上升到22%，居民消費比重則由79.4%下降到78%。這一現象與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和制約,以及由此必然發生的行政管理費用高速增長密切相關。2000—2003年，中國行政管理費由1787.59億元高速增長到3437.68億元，占政府消費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3.2%。

　　伴隨財政支出經過連年高速增長,中國的政府消費率已經與國際水平大體相當,但私人消費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01年為例,中國的政府消費率為13.2%,美國為15.1%,相差約2個百分點,差距較小(目前已經超越之)；但中國的私人消費率為47.6%,美國為69.3%,則相差約23個百分點,這是兩國的總消費率差異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根據周天勇(2005)的分析，美國州和市縣鎮政府2002財年的總支出中，用于教育衛生、各種社保和社會管理的支出比例高達70%多，政府本身行政公務費用只占16%；美國聯邦政府2004財年支出的45%用于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用于行政公務的費用只占總支出的10%；2003年，美國在行政公務方面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12.5%，而中國這一數字高達37.6%。根據財政部財政科研所副所長蘇明的研究，“近些年，國家財政收入每年增幅較大，但同期財政供養人口每年增加100多萬人，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資性支出就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區新增財政收入約有80%以上用于人員經費�！必斦�供養人員結構復雜，規模龐大，管理失控，已經成為中國公共經濟管理體制中急待改革的一大痼疾。

　　在財政蛋糕飛速做大過程中，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2.6%提高到2006年的18%。與此對應的是，美國貴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2004年美國財政收入總計為1.88萬億美元，相當于其11.67萬億美元GDP的16.1%。中國這一占比已經穩穩地超過美國。

　　總之，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私人消費率連年下降，政府消費率節節上升，政府消費一定程度上擠占了私人消費，社會消費率總體逐年下降，這與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遠高于GDP增速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密切相關 。

　　2、企業利潤與居民收入非均衡增長

　　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GDP=工資及薪金+利潤+利息+租金＋間接稅＋折舊-國外要素收入凈額，在國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企業實現的利潤與家庭獲得的工資、薪金以及分享的利息和租金等收入，是此消彼漲的關系，同時我們在前面圖3中可以看到，中國居民的家庭消費水平(及變動)與其收入水平(及變動)高度正相關，城鄉居民的收入直接決定了占據社會總消費絕對份額的私人消費的大小和增速。在中國，由于仍然有相當多的企業屬于國有企業，并且一千多家上市公司歷年分派的紅利總和尚不抵國家征收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企業實現的利潤很難轉化為居民的消費，因此，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從國民收入中分享的利潤的比例越高，消費(尤其是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必然就越低。

　　過去十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企業實現利潤的總體水平呈現高速增長態勢。表1所顯示的1998年到2006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及年增長率情況，可以印證這一點。

表1　1998-2006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及年增長率

　　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企業利潤總水平的高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遠低于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如圖7。極端如珠江三角洲地區，有調查表明，該地區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工人的工資在過去的12年里只上漲了68元。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2005)援引一份調查報告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區進城務工者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00元左右。根據當地的生活水平，這樣的收入只夠一天吃四碗炸醬面�！�

圖7 1999-2006中國企業利潤與居民收入增長對比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年報整理）

　　如果說強制性課稅所對應的財政收入還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等途徑部分地轉化為社會消費的話，由于中國企業的絕對主體是依舊占據中國經濟近半壁江山的國有企業和一千多家分紅派現意愿和能力都極其有限的上市公司，中國企業獲取的利潤轉換為居民消費的比例實際上非常之低。企業利潤大多或繼續進行效率低下的投資，或留作企業儲蓄。對于非國有(控股)企業而言，企業以至資本所有者雖然分享了越來越高比例的廣義國民收入，但它們所連接的相關主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總體上卻相對非常低，有些甚至大比例地向國外轉移財產。這樣，隨著企業從國民收入大蛋糕中分享越來越大的比例，其后果必然是全社會消費率的持續下降。

　　3、財富及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過高

　　由于不同群體往往對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除了與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消費以及企業利潤(及其分享)密切相關，還與財富及國民收入在居民中的分配結構緊密相關。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課題組(2004)根據中國1985-2003年的收入與消費支出數據回歸計算城鎮居民消費函數，利用1988-2003年數據回歸計算農村居民消費函數，結果表明，城鄉居民當期消費主要取決于當期收入，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0.72和0.85，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顯著高于城鎮居民，并且城鎮不同收入組居民的消費行為呈現不同的特征：高收入居民(最高10%)、中等收入居民(中間10%)與低收入居民(最低10%)三者邊際消費傾向存在明顯差異，分別為0.66、0.89和0.90。

　　劉文斌(2000)的研究認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國總消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朱國林等(2002)的研究認為，中國的消費與收入分配(均勻程度)有密切關系，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現象嚴重，社會總消費就會不振。權衡(2002)的計量分析再次驗證，基尼系數與社會邊際消費傾向具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基尼系數逐年上升，邊際消費傾向則逐年下降。

　　中國財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達到危險水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據世界銀行相關研究報告，中國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數為0.28，2000年達到0.458。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所進行的城鎮居民財產調查，2003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基尼系數達到0.51，遠超過國際警戒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12月發布《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很可能已經達到0.45，不同群體之間發展差距過大，該報告提出一攬子的政策建議，建議縮小存在于中國不同收入階層、不同性別、城市和農村以及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發展差距，建議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等。

表2   1993-2005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年內增加額及其增長率

數據來源：年末余額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年內增加額及增長率經計算求得

　　在中國財富分布越來越不均衡以及消費率逐年下滑的同時，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每年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見表2)。綜合上述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可以推斷，過去十多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高速增長，絕大部分為高收入人群所享受。

　　更深入一步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是導致社會整體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導致中國消費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導致城鄉收入擴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速的持續差異。在農民收入基數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基礎上，在1986年到2006年的絕大多數年份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遠低于城鎮居民的增長速度。如圖8所示。在整個“九五”期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速為5.0%，遠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7.2%增速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趨勢在“十五”期間進一步惡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3-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已經分別高達3.231∶1、3.209∶1和3.224∶1。

圖8　1986－2006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比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3　1998-2004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及消費支出對比（單位：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需要說明的是，一些研究者根據城鄉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同核算口徑，計算得到“城市居民消費傾向高于農村居民”的“佯謬”(劉建國，1999)。雖然有農村居民一定比例的自給自足，貨幣收入比重低，收入不確定性大，流動性約束大，農民被迫進行強制性儲蓄以及傳統觀念制約等諸多因素，但事實上，并沒有證據支持中國“城市居民消費傾向高于農村居民”這一命題。相反，如前文所述，國家統計局課題組(2004)提供了相對更具說服力的反向證據。即，不同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水平增加而遞減這一經驗規律在中國是成立的。并且，通過對表3的簡單計算即可進一步看到，中國農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則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呈逐年小幅下滑態勢。

　　在支出結構方面，過去十多年來，伴隨中國城鄉居民收入不同步的高速增長，社會恩格爾系數也逐年下降，但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顯著高于城市家庭，如表4。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的差異也側面說明，合宜地提高農村家庭收入和強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對于中國消費惡化狀況的扭轉和改善具有重要意義。

表4 　1994年－2004中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比較(單位：%)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農村	58.9	58.6	56.3	55.1	53.4	52.6	49.1	47.7	46.2	45.6	47.2
城鎮	49.89	49.92	48.6	46.4	44.5	41.9	39.2	37.9	37.7	37.1	37.7

　　此外，我們還可用“人均消費剩余” 指標來考察城鄉居民擁有的財富的差距。從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間，中國農民人均累計的消費剩余為5464元，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累計的消費剩余達到12346元，二者差距為1∶2.3。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并且增速緩慢，顯然也是造成我國消費率整體不高并且連年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

　　順帶指出，雖然僅僅從消費支出結構方面來分析中國消費率下降這一問題難有好的效果，但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城鄉居民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的硬性支出超高速增長，出于謹慎考慮以及中國人先儲蓄后消費的行為慣性，城鄉居民被迫強制儲蓄，這應該是造成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的一個原因。這方面的研究頗多，由于篇幅之限，不在此贅言。

　　三、政策建議

　　綜上分析，中國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的不利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享結構(包括居民與政府之間、居民與企業之間以及居民之間的收入分享結構)造成。對于中國國民收入的分享，相對于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和國民收入(如GDP)的增長速度而言，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相對過快，企業的利潤增速相對過快，少數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相對過快，這種國民收入分配的相對失衡正是造成中國消費率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這種不利狀況已經直接而有力地牽制中國內需的有效擴張，進而制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可持續性。本文謹提供以下幾點相應的政策建議：

　　1、參照國際標準，將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長速度限制在經濟增長速度附近，并優化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預決算，尤其是財政支出的預決算，提高財政預決算的透明度和民主性。

　　2、強化勞動者權益保護，不斷優化和改善最低工資法、勞動法、個人所得稅等相關法規的制定和執行，穩步提高工資收入(尤其是城鄉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壓減以低工資為代價的暴利行業。

　　3、采取切實而合宜的措施，尤其是充分把握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新農村運動”等重大歷史機遇，持續而顯著地提升廣大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縮減城鄉差距，強化個人所得稅法的執行(尤其對于超高收入階層)，增加轉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圍，改善和強化社會救濟(尤其是規范并促進民間慈善救濟的發展)，有效縮減社會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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