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新論 -劉煜輝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結構失衡日趨嚴重。對內看，表現為“高儲蓄、高投資”，儲蓄始終大于投資；對外看，表現為順差、外匯儲備激增，國際收支失衡，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

　　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根本癥結所在：資源要素價格扭曲

　　中國20余年的市場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終產品部門，通過在最終產品部門引入市場機制，改善了對各經濟主體的激勵機制，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并促進了技術進步。現在看來，產品部門市場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少數重要產品之外，絕大部分產品已經形成了有效的市場供求和價格決定機制。

　　然而，中國要素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則明顯滯后，主要表現為政府對要素配置與定價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國生產要素的價格與國外相比普遍較低。要素市場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個經濟的生產成本，增加了中國經濟的短期

競爭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為地加快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創造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格局。與此同時，這些扭曲也導致了一系列的結構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國經濟中長期的風險。

　　資源要素價格的扭曲，有稟賦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對經濟的主導性過強

　　造成資源要素價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因素。

　　其一，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存在稟賦的因素。

　　在一個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經濟體中，工資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發的通脹似乎很難發生。勞動力市場充分自由的特征沒有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就不可能有顯著的和過快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速增長并持續超過工資水平的增長率的狀態中長期內難以改變。

　　此外，繼續保留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實行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進一步壓低了勞動力的成本，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乃至全球產業鏈轉移提供了一個相當可觀的“租”(有關研究表明，如果將中國勞動力成本與人均GDP的比例設定為100，那么馬來西亞的比例則是114，韓國為132，泰國為157，菲律賓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政府對經濟主導性過強。

　　客觀上講，近年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的主導性均呈現明顯上升態勢，大量的經濟資源要素配置權還集中在中央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手中，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要素，市場化程度很低，此外還有稅收、市場準入等各種花樣翻新的優惠政策所制造行政壟斷，導致整個資源要素價格被人為扭曲。

　　在中國，土地是國有或集體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決定土地的使用價格。提供廉價土地使用權，是各級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資”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嚴格執行的環境保護政策也降低了企業的直接生產成本。在經濟改革的初期以及當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工業企業很少考慮污染治理，目前的發展通常是以延后環境治理的成本為代價的。換句話說，目前企業的盈利中包含了本應由子孫后代享受的好處。

　　問題的復雜之處還在于，由于政府對各種資源擁有強大的掌控權，企業被資源控制權所“挾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業生存下來是難以想象的，大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不得不以變異的行為尋求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機會；銀行同樣被政府的資源控制權所“挾持”，因為土地、稅收、市場準入等各種花樣翻新的優惠行政政策，是當下銀行最值得信賴的抵押物和政治擔保，故此，在這個層面上，金融資源自然就服從于行政權力而配置，達成了資本與權力的結合。

　　簡單核算一下，2006年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3.9萬億，預算外財政收入5000億，加上國有部門企業當年盈余近1.1萬億和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6000億，政府可支配的財力高達6萬億，接近占到GDP的30%。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我們現在常講的中國的“高儲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政府部門儲蓄在大幅增長，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在高達44%的儲蓄率當中，政府部門的占比高達21%，也就是，有9個百分點的儲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門的高儲蓄導致政府及政府主導投資趨勢近些年明顯上升，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政府直接進行和通過企業間接發生的投資目前已經占到整個經濟中總投資份額的1／4左右。可以預知的是，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為驚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國的“高投資”問題遠非規模之憂，實則政府主導的體制之虞，因為這關系到一個投資效率的問題。

　　資源要素價格扭曲下的經濟失衡

　　其一，投資成為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驅動方式。近年來企業和項目微觀盈利飆升，盡管這里面不乏宏觀景氣因素、企業管理改善因素，但資源要素價格扭曲所制造的“經濟租”顯然是帶來“超額利潤”的最為基本的因素，這更多反映為一種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在加速深化。這是中國投資持續高燒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會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也會增加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產業鏈向中國轉移，使得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造成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的扭曲。因為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產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由于金融生態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民營資本融資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著大企業、大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故此，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國內消費啟動不起來，資源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不了，過剩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來平衡。

　　其四是內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資規模的宏觀調控越來越陷入一個“死局”。

　　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出現貿易順差，過剩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當在投資受到抑制的時候，國內的龐大儲蓄就轉化成了巨額的貿易順差。也就是說，在高儲蓄率既定的情況下，投資和貿易順差是一對蹺蹺板。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貿易順差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信貸投資擴張、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貿易順差激增等等所有這些矛盾的因果都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獨立存在，內外失衡之間相互交織、相互轉化。

　　這或許是當下以收縮流動性和限制流動性運用為目標的宏觀調控政策總是難以持續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準備金率起作用的情況下(當然目前更為直接的效果是通過行政措施，如信貸控制)或許短期內能將過快的投資增長控制下來，但顯然消費需求在短期內是無法形成內需替代，而中國進口基本取決于國內的投資需求，因為進口的90%是投資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術等，消費品進口比例已經下降到很低(這是當下國際產業分工以及產業鏈不斷向中國轉移的必然結果)。所以投資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導致進口需求減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強勁的情形下，順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們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來，中國的投資增速與進口增速表現出極強的相關性，而與出口增速的關系不甚顯著)，此時投資消費的內部失衡就轉化為國際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

人民幣升值壓力。事實上，2004年宏觀調控以來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資過熱為核心的宏觀調控一個直接的效果是，貿易順差從2004年的300多億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億。這種效應在2006年的宏觀調控后愈發顯著，7月后隨著固定資產投資的逐步減速，貿易順差開始逐月擴大，當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化和貿易政策調整所導致的貿易部門企業行為的改變。

　　隨后必然是增加的貿易順差又形成基礎貨幣的供給，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的過剩，自我實現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使得熱錢更快涌入，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泛濫，貨幣市場利率低企，房地產、股票等資產泡沫開始急劇膨脹。中國的風險在于金融壓抑使得金融市場發展極其滯后，資金基本靠銀行體系，而當下中國銀行體系的信貸又主要是抵押貸款，資產快速升值意味著實體經濟信貸條件事實上的放松，實體經濟的利率事實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為無形，經濟中投資過熱局面又可能卷土重來。如此循環使得中國的所謂經濟周期因素已經越來越難覓蹤跡，每一次調控的效果保持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著力點在哪里？

　　理清中國經濟運行的深層次矛盾后，就需要為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重新定位。筆者認為，中國未來宏觀調控體系的定位應該緊扣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癥結，方能達成解決問題的根本。其核心內容應該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資源要素價格體系的改革。

　　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目標就是要切實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內在的價格形成機制。換句話說，只有當資源要素價格上漲能成為投資規模的“自動剎車器”之時，市場機制才可以說真正得以確立。當前最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稅收機制根據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嚴格管理資源行業，包括交重稅，利潤上交國家，限制資金利潤使用，服務于國家戰略，優化競爭，履行環保義務等，可以使其從名義上和事實上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來源，回饋社會，抵消生態環境與福利欠缺。這些配套的監管措施是放開資源價格促進經濟二次循環發揮效果的基礎。

　　當然，從深層次看，資源要素價格體系的改革最終必然涉及政府職能轉換、政府和市場的職能邊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能邊界等等，這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

　　二是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

　　要想辦法讓政府和企業的過高的儲蓄率降下來，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業順暢的價格調整機制方能構建。也就是說，資源要素價格上漲因素一定要能向下傳導，否則如當下，資源價格的扭曲而根本無法傳導經濟過熱的影響，造成日常消費品價格不增，表面沒有通脹，而實質上是擠壓下游企業利潤，導致下游企業虧損面擴大，導致投資消費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三要注意資源要素價格調整與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次序協調。

　　對于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國內越來越傾向于讓人民幣以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國內要素價格不能反映其真實成本的情況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繼續用國內資源無償補償國外消費者的同時，主動通過匯率調整削弱了本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結果很可能是得不償失。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在市場經濟體中，通脹與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關系：一旦資源要素價格上升，對外銷售價格自然上升，從而抵消了匯率上升壓力，也就是說，價格與匯率乃是兩大互相制約的相反的點，而資源價格是根本，中國的資源要素價格的扭曲夸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

　　故此，穩定匯率，加快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實際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波動幅度。屆時，由于產品實際成本的適度上升，人民幣升值的實際空間有限。并且由于沒有持續升值的政策性預期，進入國內的熱錢總量會較小，相應的升值壓力也小，升值幅度也會更加科學合理。

　　進一步講，與其讓本幣升值提高我國商品的成本價格，不如讓國內的要素所有者得到這塊利潤(因為資源要素價格上升的利潤不是在外資手中，主要是中國企業受益)，最終同樣能夠達到倒逼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并且還有利于啟動國內消費。

　　我們認為，在一個以構建市場價格體系為核心目標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當下中國貨幣政策目標有必要在價格和匯率之間做出權衡——對于通脹目標的過分謹慎，并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決策依據，很可能是不合時宜的。

　　客觀上講，中國目前的價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資、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的相對要素價格調整。這種輕微的通脹反映的主要是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后的成本推動型價格調整，而非全面的市場供不應求。

　　“輕價格、保匯率”應是貨幣當局現階段的最為現實的選項：盡一切可能穩定匯率、平衡國際收支，為中國的資源要素價格的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爭取更多時間。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