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7年4月15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廣州論壇”在廣州鳴泉居凱旋宮會英殿隆重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論壇的盛況。本次論壇的的主題是“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回顧與反思”。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經濟學界部分有識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間學術組織。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并且致力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經濟學家。以下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作主題發言：

　　我是最后一個發言了，時間也沒有多少了。我發言的題目是“金融弱國的應有思維”，副題目：關于亞洲危機的反思，對此，有大量的文章，我覺得國外的學者比國內的學者分析的原因、教訓深刻、全面。剛才我們講了很多外部原因、內部原因，外部原因還有日元和美元的匯率的變化。哈佛大學的教授還專門提到是國際游資不能辨別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好風險、壞風險等等。我在想，我們分析原因與教訓，就要總結出幾條東西出來，這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不是就事而事。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是結果。

　　這些國家目標都是一樣，可以說都是“華盛頓共識”體現的方向，但是為什么有些國家過不去？實際上都是在解決轉軌過程中的制度與政策，及制度政策的配合協調問題。更多的不是探討方向。我們要什么，其實我們都明白，1979年改革開放一開始，應該說方向就是明白的，不過手段有些朦朧而已。 對亞洲危機問題的看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反思的角度也有不一樣。我認為從經濟學理論意義上反思不大，我們要反思的是政策經濟學，而不是理論經濟學。我給大家念一段外國學者的話吧，哈佛大學經濟學有名教授邁昆在《比較》雜志有一篇文章，他說“世界上有兩種宏觀經濟學家，一類是應用工程，一類更傾向于科學”。

　　工程師更關注的是解決問題，而科學家們的目標是闡述世界運作的規律，宏觀經濟學的科學和工程這兩個部門存在的巨大鴻溝，對所有從業者而言都應該是令人沮喪的事實，最近以來有關商業周期的理論，無論是來自新古典學派，還是新凱恩斯學派，對實際政策操作的影響都幾乎是為零。美聯儲梅爾耶關于經濟政策和波動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是絲毫沒有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痕跡。“從宏觀經濟工程的角度來看，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陷入了歧途。”這是他對美國經濟學家的一些評價。

　　我講的第一個問題：金融強國和金融弱國的分析。我提出有沒有金融強國、有沒有金融弱國的概念？我認為有。從現象來看，用指標刻劃，因為時間關系，我點到為止，在座都是專家。(1)一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2)匯率的自由化程度；(3)國際比較下一國的資本市場規模及融資能力；(4)金融服務收入占GDP的比例；(5)對外金融資產的規模；(6)金融市場的彈性以及風險消化能力。如果從這些指標來看，我們能夠概括出，一些國家很強，有的國家很弱。但是就是按照這些指標來分析，有一些國家的指標很好，照樣是遇到了危機。因此就要深入分析了。

　　插一個事實。我們中國97年沒有發生金融危機，根本原因很簡單，就是門關著。國際金融組織和我們內部人都認為，如果開門，我們問題根本不比人家少，更多，我們是門關著的。另外，我們是在泰國經濟危機以后開金融工作會議的，我們是1997年初，原央行行長戴相龍向中央匯報，我們已經存在很多問題，四月份中央決定成立文件起草小組，來研究十一月份金融工作會議的內容。所以我們說，黨和政府是駕馭宏觀經濟、防范風險的能力意識明顯提高了很多。二月份匯報，四月份決定，十一月份開會，此期間爆發了危機，無非是危機爆發給我們有清醒的警示。

　　大家回去可重新學習江澤民總書記當時的講話，講了金融危機的嚴重性。有些國家在危機中，不打一槍一炮政權被更迭了。所以當時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97年的會議是黨史中央召開的。那次會議文件標題就是“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實事求是地說，重點是治亂，是防范和化解風險，重點不是改革。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經過了98年到02年的緊縮，慢慢認識到很多問題要徹底解決，仍要加快改革。就上面提到的“指標”，東南亞一些國家指標好，照樣出事，這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因此，到底什么是金融強國？我想也可以進行定性分析。我認為一個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資金配置能力，這個能力強就是金融強國，能力弱就肯定是弱國。你這個能力強，意味著你的門全面打開也不出事。門打開出事就說明你仍是金融弱國。所以指標好，又不出現危機的，就是強國，反之就是弱國。另外從市場資源的配置角度出發，指標很好這是最好，但是這是一個理想目標，我認為要達到這個結果，需要很多很多因素，有金融因素，有非金融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包括民主的進程和一國政府對危機苗頭的處置能力。這些東南亞危機中可以看出很多東西，我不細分析。

　　因此我想說，我們目前肯定不是金融強國，是金融弱國，雖然我們現在的經濟整個看好，但是仔細分析，是金融弱國。弱國如果說要更快的達到這些指標，我認為不能僅僅是徒有形式，用中醫的話來說“虛不受補”。這是我想講的一個觀點，就強國、弱國來分析，要先看清楚自己是誰。 第二點標題是，弱國轉強國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的不同階段應該有不同的開放思維。大家回憶一下，世界經濟近130多年來，已歷經二次經濟全球化。第一次1870-1914年45年。后來三十年兩次世界大戰耽誤了。

　　1945年二戰結束，到現在60年，上個世紀后25年，就是1975年開始全球化速度加快。各種資料證明，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國與國不平衡加劇，差別加大。世界銀行分析中等收入國家的三個陷井，也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世界的不平衡加劇。世界不平衡意味著什么？弱的國家越來越弱，強的國家越來越強。那么從常理出發，一個很強的國家、一個很弱的國家，兩個打仗，說一個共同的游戲規則來打行嗎？就是這么簡單。反過來說，中國人的三十年干的很漂亮，我們想崛起，我們必須有不同的思維，絕對不是按照已有的游戲規則來做。

　　我認為，不平衡下的金融弱國，用同一個游戲規則來競爭，不可能轉化強國，美國前財長魯賓，這個人很善于思維，很愛好哲學。他說，對于世界經濟來說，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是不是正確的政策選擇？國際社會如何才能最好的制止，或者對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做出反應——到目前為止，這些危機似乎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幾乎在發展中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避免金融危機。

　　咱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很多要解決的問題，影響群眾情緒的收入分配問題沒有很好解決，我們不有能簡單“闖關”，而是盡可能的不要發生危機。所以我們要從這種角度來反思亞洲危機。在美國的愛國主義學家經濟學家克魯修曼說：“亞洲經濟主要來自于汗水，來自于更加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聰明的工作，“你可以認為這些經濟體的規劃者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現在真相大白了，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根本瞧不起東南亞國家，他認為成績就是來自資本投入，就是汗水，不是靠創新等等。

　　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觀點，他判斷亞州三十年的發展，“無論我們是否稱之為奇跡，事實上本地區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總是受經濟波動，包括金融恐慌的困擾，東亞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經歷了1997年的危機，而在于在過去三十年中很少經歷危機，其中兩個國家(地區)沒有出現過一年的負增長，兩個國家(地區)只有一年的衰退，這個記錄遠遠好于任何應該是更為先進、管理得更好的OECD國家。

　　危機只是輕微的地淡化了東亞創造的記錄，就是連續三十年看東亞這些國家發展之快是從來沒有過的。我看了他們的一些書，也深思東亞為什么能趕上，東亞的成功就是政府和產業政策的作用，方法之一就是干預了金融市場集聚了大量資金推進了增長戰略，三十年中只有兩年的危機，或者說長期增長中間遇到了一些曲折，應該說是政府充分發揮作用的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同樣也可以看到正是政府在干預中間，由于改革的不徹底，也露出了一些負面效應，所以危機不可避免。

　　政府作用有積極的一面，三十年干的很漂亮。但是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在發展過程中，改革不能及時跟上，也不要出事。亞洲的危機只有兩年，99年馬上復蘇，世界對比馬上又是刮目相看，這又與有關國家政府積極主動推動有關方面的改革相關。我認為，弱國轉強國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經濟要遵守一般的規律，同時你要趕超，一定要有趕超時期特殊的制度安排，而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又要及時的適應本國經濟參與國際化的程度，有時要不斷的調整，如果不調整就會出事，調整就能避免。

　　由此看，弱國轉強國的過程中，金融開放與保護、金融開放與經濟安全，這是必然要考慮的重大問題，從歷史看，英國在抗衡荷蘭、西班牙的過程中，它是采取了民族保護政策。美元帝國在抗衡英鎊帝國過程中，同樣采取了民族保護政策。1816年定了第一個保護性的關稅條例德國在十八世紀崛起過程中更是明顯。德國某學者曾說，任何經濟的發展沒有經濟思想，只有經濟政策。哈佛大學專門從事發展問題研究的丹尼?羅德里克教授引用世界各國幾十年的數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比較好的國家，通常是那些能夠制訂出有效的國內投資戰略推動增長的國家，是那些能夠建立適宜體制來克服外部負面沖擊的國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貿易和資本流動限制的國家。”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是那些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與開放程度具體是指關稅和資本流動的控制程度，之間的關聯很低，甚至干脆沒有任何的關聯。跌入深淵的國家并不是什么開放不充分的國家，而是那些未能很好管理開放進程的國家。第三，如何思維？當前股市問題、流動性問題、內外均衡問題、內部的改革問題以及對外的開放問題，很多很多。今天，我就講一講金融開放怎么思維。我認為應該在保護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尋求不斷的開放。

　　一般的全部開放程序大家都知道，政府機關內也都明白，我就不說了。結合我們現在的一些具體問題，說一說怎么定政策，這是大事。一是在大國發展的過程中，資本時常建設問題。翻開大國興衰史，沒有那一個大國興起是借助人家的資本市場。我們怎么辦？是不是好企業繼續大量海外上市？香港的例子反過來證明，香港工業制造業方面實力較弱，真正的實力是金融服務和貿易，現在要背靠大陸，繼續大力發展股市背靠大陸支持。圍繞外匯流入的開放，外管部門很清醒，絕對不能太快。

　　這里面有沒有大國的發展戰略問題？又如證券機構和外匯資金進入問題，我認為外國銀行的進入和外資證券機構的進入有差異。證券公司是可以控制的，進來只是賺資本金的錢，只要不讓他帶境外游資進入，這是我們可控制的。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當然要有扶植盡快壯大自已機構的想法。又比如廣發行的持股比例的事，放多少為好？要不要有“抓大放小”戰略？若“放小”，如何作為政治、外交的談判籌碼？我想這這些問題大家都應該進一步去想,要通盤考慮。

　　另外，在對外開放中，長期的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去美元化”問題，我同意哈繼銘博士講的，現在我們有“人口紅利”的重大機遇，要抓緊發展，再過十到十五年我們不可能發展這么快了，因此目前貿易順差是一個難點，但也是一個機會，要賺錢，調控矛盾。怎么辦，這不是常規教科書的理論，絕對要跟上其他政策配套。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后的三十年到五十年，肯定是美元體系的矛盾在逐步尖銳，絕對不是單極世界，是多極世界。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政策肯定為他的經濟利益服務，不斷的交替玩升值與貶值，我們怎么辦？

　　這次中國有一家企業與伊朗石油交易，不用美元，用歐元了。在邊貿中，緬甸、柬埔寨、越南，已經用人民幣，香港也是大量的用人民幣來消費。錢出去了，怎么渠道回來？在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堅持逐步開放前提下，能不能建立人民幣債券市場？能不能做大？如何做大？這是我們能控制住的。要不要建立亞元？亞洲貨幣應該怎樣合作，實現自己的目標？理論上說應該有亞元，對的，但是如何考慮中國長期發展的利益？

　　我們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我們要充分的運用，全世界都沒有，我們怎么運用？如何在保證今后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不出事，充分運用香港？由此，三個交易所怎么安排，怎么做戰略布局的安排？由此，香港人民幣的回流機制，除了亞洲貨幣之外，能不能還能還研究一些其他東西。諸如此類吧。對于引進外資過程中，要不要有想法？四大銀行要牢牢控制，小銀行能不能放，廣發銀行放開外資持股比例沒關系，但是放的過程中能不能與政治、外交等其他領域統籌考慮，作為籌碼談判。

　　我們有時太簡單化、太善良了，似乎金融就是金融工作，跟外交沒有關系。另外有人說微觀金融搞好，宏觀金融就安全了，是這樣嗎？微觀金融搞好了，不見得宏觀經濟就安全了。在座每個人都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是全社會資源配置的中樞，貸款指向那兒物資指向那兒，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的民主政治還在逐步改革過程中，當前的兩極分化也很嚴重，不穩定因素很多，從此角度看，能不能從簡單的教科書理論出發探討大銀行的持股比例問題。要不要把全社會資源配置的中樞讓出去？反正我不是純從經濟來考慮的。

　　最后，我希望在座的媒體、專家，都要好好重溫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第五期《求實》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關于金融開放，監管部門也應該好好的宣傳這篇文章。溫家寶總理講了今后六大任務，其中第5大任務，重點思想我的理解，就是要提高全能開放的質量與水平，要積極穩妥。我把它引出來，提出要推行“以我為主”的開放戰略。我希望大家逐字逐句的讀。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