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7年4月15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廣州論壇”在廣州鳴泉居凱旋宮會英殿隆重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論壇的盛況。本次論壇的的主題是“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回顧與反思”。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經濟學界部分有識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間學術組織。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并且致力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經濟學家。以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致辭：

　　非常感謝。剛才謝平先生就如何防范金融危機提出了非常好的以意見。

　　最近一段時間，在全世界特別是在亞洲都在反思亞洲金融危機，反思的目的是朝前看，防止未來再次出現危機。

　　最近國際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放銀行都在組織研討探討這個問題，前兩天我在新浪網直播訪談時也談到這個問題，近年來各國采取一系列的方法防范危機，出現了一系列措施。

　　我認為，短期內亞洲國家再次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應該不大，但是我們經常說人無近憂必有遠慮，因此在國際組織里更多是討論遠慮的問題。歷史上證明，危機都是不同的，不可能都是簡單重復過去的現象。未來亞洲國家的風險在什么地方？最近提出一個新的研究題目，跟我們現在研究亞洲金融危機和未來的危機非常有關系，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討論危機。如果說金融危機是這些國家在發展中可能會遇到的陷井之一的話，那么再發展下去還有更多的陷井，之所以目前很多國家不能夠很快發展起來，跟前進中的陷井是非常有關系的，因此我們在討論一種長期值得關注的遠慮問題。這個問題對亞洲國家是有現實意義的。

　　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大部分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按照世界銀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當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以后，東亞和東南亞，將會有95%以上的人口已經跨入了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在一個新的平臺，是在一個新的戰場上的搏斗，它的風險、它的問題，將會是全新的，我們要以更長遠的眼光，更復雜的一些思路來對待我們未來能會遇到的問題。

　　今天我就想講三點問題。第一，什么是中等國家收入國家的陷井？第二，陷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們怎么躍過陷井。

　　首先，什么是低收入、什么是中收入、什么是高收入？按照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些國際組織的定義，人均GDP九百美元的國家，我們定義為低收入國家，從九百美元到一萬一千美元左右，都是叫中等收入國家，那么在中等收入國家里，又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在三千五百美元左右，從九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左右，這是低的中等收入國家，然后在三千五百到一萬一千美元左右，是稱之為高的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的區間跨度是非常大的。

　　現今社會上，低收入實際上是少數的，只有54個。高收入也是少數的，絕大多數的國家實際上是在中等收入國家這個層次，世界更多的問題，更多的挑戰，而是出在中等收入國家，其實這不奇怪，一兩百美元到九百美元之間，只要稍微干一點、稍微努力一點，政治上沒有很多的動亂，吸引一點外資，一個國家經濟很快就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國家，九百美元到一萬一之間，競爭才是白熱化的，才是在較高層次上的競爭。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國家范圍內徘徊。

　　拿我們周邊的國家來看，我長期關注的，菲律賓的人均GDP五是671美元，26年過去了，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貨膨脹計算進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東南亞國家做的比較好的，像是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GDP是2022美元，跟我們現在已經是一樣了，26年以后，現在是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時候，它已經達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它只是4369美元。智利，1980年已經達到2835美元，到現在是6574美元。二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國家幾十年的努力，一直沖不過一萬一千美元的高檻。從兩千美元到一萬一千美元似乎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我們現在不用著這個急。但是大家不要低估了，如果我們做的好，情況可能不同，我們看看我們的鄰居韓國。

　　韓國在1980年的時候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的時候跟我們現在一樣是2074美元，但是過了12年，1995年韓國的人均GDP就已經達到了11469美元。短短的12年之后，就從兩千美元到了一萬一千美元，如果能夠像他這個速度，還沒有到2020年時，我們就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這么大，也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可能25年、30年，但是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也就是說，在當今世界里，確實少數國家，當政策對了、路線對了，在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是有可能在一個不長的時間里，二三十年的時間里，是從一個很低的中等收入國家，最后到達高收入國家。

　　那么對于我們來說，一種可能是不斷的在陷井里跳進跳出，這樣再過幾十年呢，我們可以找出一條快速穩定增長的道路，經過二十年左右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為了使我們不掉進陷井中，首先我們就來看看前面有哪些陷井，這些陷井可能很多很多，可以找出一百、一千個，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我個人提出五個陷井。

　　第一個陷井是收入分配陷井。中等收入國家的長期徘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后果，如社會動蕩、社會不公平等。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的內需不足，增長乏力。在一些國家里，包括東南亞國家，長期依賴出口。這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找出一種新的增長模式，一種共享式經濟增長模式。所謂共享式的經濟增長模式，指的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的情況在不斷的改善。這樣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可持續的。是我們所追求的。然而這樣的增長模式存在不存在呢？大家經常可能會聽到的倒充理論說，增長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的，當經濟快速增長時，難免會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較高收入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漸減少，確實從歐洲、美國的歷史來看，很多國家是有這么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在世界上確實還有另外一種的增長模式，它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收入分配是在不斷改善的，當然這是少數的國家，在我們的周邊，日本、南韓，包括臺灣省。在這幾個國家與地區的二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時間里，它經濟增長速度是在8%以上，而且收入分配是在不斷的改善，日本一直在二十一世紀收入分配才開始有一些惡化，在南韓，在臺灣省，都是有這樣的現象。因此倒U形的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不是鐵律。世界上存在著增長比較好分配又做的比較好的國家與地區，打破了所謂倒U形的發展規律，才能避免陷入最大的陷阱中，能從一個低的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了高收入國家和地區。這是我們爭取要越過的，起碼要跳出的一個發展陷阱。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這個陷阱里了。

　　第二個陷阱，就是城市化的問題。在中等驟如向高收入國家的進程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城市化的過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個巨大的陷阱。中國的市場化相對我們同等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是比較差的，我們城市居民在全體人民中的比例連蒙古都比不上，落在印度尼西亞、蒙古、菲律賓城市化之后。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大規模貧民窟的出現。這在很多國家都出現過。一旦城市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出現大量的城市貧民，城市發展的過程就會相當的痛苦。貧民窟在大部分的國家都出現過，而且現在都還是非常頭疼的問題，但是確實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說在日本、韓國、臺灣省，大規模的貧民窟并沒有出現，也就是說這也是可以避免的。目前我們有大量的農民進城，是城市化過程的一部分。但是現在的一億五千萬的農民工，是很難真正的成為城市居民。因為他的收入不能負擔在城市居住下來的成本。種模式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怎樣讓農民逐漸成為城市的居民，真正實現城市化的過程，我們的政策、房地產政策、教育、衛生等等怎么設計，來避免形成一個巨大的貧民窟。

　　第三個陷阱，當然就是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在一個國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階段，資本賬戶要開放了貨幣在一個高的發展階段之后，就會逐漸的自由可兌換。資本就會有可能大進大出，特別是在未來，全世界資本市場開放，而這是容易產生陷阱和危機的地方，亞洲金融危機我們都看的很清楚。

　　這種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大部分長期在中等收入徘徊的國家，都經歷過，而且不止一次的經歷過。很多國家正式反復的出現金融危機才使自己的收入上不了高收入國家的臺階。金融改革不僅是要防止金融危機，而且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有關系，怎樣設計我們在新形勢下的向高收入國家進軍的金融結構一定是未來非常巨大的挑戰。

　　第四個陷阱是產業升級。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一定會出現不斷的一個產業升級的過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就有一部分的產業要轉移過去，甚至是轉移到別的國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資，就是別人轉移過來的記過。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也有相當大的規模產業可能要轉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轉到越南、柬埔寨、到孟加拉、印度等地方。在轉移的過程中可能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順利轉移，企業可以賺兩筆錢，就像香港、臺灣的企業家一樣，一筆錢在國內發展新的領域，新的產業，再賺一筆錢。另外一個可能性，當地產業的空洞化，產業都轉移出去了，當地的企業更新換代不夠，我們的金融對這種升級換代支持不夠、我們的創新不夠、我們的人才儲備不夠。

　　第五個陷阱就是社會服務滯后的風險。我們的大眾教育能不能不斷的更新換代，我們現在普及了初中教育，我們的大學、職業教育，能不能不斷的適應這種發展的要求，要知道如果要從低收入的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至少要增加五倍以上，這是一個教育不斷提高的過程。我們的衛生服務怎么設計，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扶貧線也要提高。一般來說中等收入國家扶貧線是兩美元一天。如果按照兩美元一天的標準，中國還有三億到四億人屬于貧困人口。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國家和社會應該如何投入，這些都要重新考慮。沒有一個很好的社會保障，社會不可能很好發展。

　　我們還可以找出很好多很多這樣的陷阱，每個人都會列出自己認為最危險的陷阱。現在我們找出怎么樣越過這些陷阱的方法。

　　怎么越過這些陷阱呢？我提出幾個看法。第一，我們要從追求高速經濟增長到追求共享式增長。因為僅有的單一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是一個在增長的過程中，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各方面都可以兼顧到，這個增長既能高速，又能夠長期可持續，這是東亞幾個國家和地區已經證明了的。第二，抓住和諧社會建設，從關注二次分配轉移到關注一次分配中來。我們一談到收入分配，就會講稅收講轉移支付，但是從其他國家的發展好的經驗來看來，過多的注重二次分配還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把國民收入在勞動者、企業和政府的分配機制設計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實有效的多，效率高得多，而且造成社會的動蕩和影響會小的多。第三，推進金融與資本市場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轉換政府的角色，政府去關心，創造足夠的體面就業的機會，而不僅僅是就業，并且要有一定的不斷增加的收入，然后有很好的社會保障。最后，一些國家之所以沒有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因為過早過快的構建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會福利體系。在當前，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一定要防止陷入這種福利社會的陷阱。

　　最后我想講一下廣東、廣州的角色作用。廣東、廣州都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先富起來了，廣東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就有了基礎，廣東有條件先沖入高收入地區。，老百姓有這個需求，也有這個能力，但是因為我們走在前面，廣東也有可能要率先掉入陷井里，因為我們走在前面，稍微不注意，就要先于其他的省份首先掉入陷井里，一旦爬不出來，我們就有可能要吃大虧。 對廣東來說，陷井在哪里？首先第一個是金融問題，廣東實際上在亞洲金融危機里，已經嘗了一次苦頭了。盡管從全國來說，總體上沒有掉入陷井里，但是廣東是掉進去了，起碼是掉了一半。未來的金融應該怎么改？廣東是躲在別人后面，讓別人掉入陷井、或越過陷井，還是繼續跑在前面，如果我們想繼續的長期快速發展的話，是避不掉的。對廣東省來說，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要保持原來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廣東在金融領域改革方面，沒有真正走在全國的前面，這個落后也是危險的。廣東現在還面臨著非常嚴峻的產業升級問題。我跟珠江三角洲的一些老板談過，他們現在都面臨著非常痛苦的升級過程，我們的金融能不能支持他們，也是擺在廣東面前非常大的挑戰。 廣東在這個問題上，不成先驅就會成為先烈，是先驅還是先烈要看下一步發展采取的政策了。在這一點上，廣東應該先于全國的其他省份，率先去研究超前性的問題。在廣東不但在實踐而且在理論上要超前。 總結一下，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轉變的過程充滿了陷井，作為中國來說，當務之急，還不是先進入高收入國家，而是先沖入高中等收入國家，三千五百美元。最后希望，廣東應該再次為天下之先。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