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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強，1957年出生。1990年6月，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金融、銀行與金融、經濟發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亞洲開發銀行東中亞部能源處，主任能源經濟學家。2005年至今，山西大學客座教授。2006年6 月至今，廈門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4月9日-4月1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林伯強。----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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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源消耗需要做什么     4月13日  星期五

　　林伯強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間將實現降低能源消耗20%的目標，降低能耗已逐漸成為共識，上升到國策的高度。

國家發改委表示能耗指標將成為今后項目審批的強制性門檻，將實施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節能評估和審查工作，完善主要工業能耗設備和產品能耗范圍，出臺有關的能源價格政策和財稅政策。節能在中國是一個時髦但不好解決的問題。當然政府還可以做很多，但如果不進行相應的改革，許多節能措施因與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可能有沖突而收效甚微。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投資推動和高增長。近三十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年均為9.5%；在大部分時期，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于40%；現在接近50%。中國經濟中最為重要的是重工業。在1985年，重工業比重占國內工業總產值的55%。1990年降到50%，2000年回升到60%，2005年高達69%。在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引起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推動下，重工業在近幾年經歷了最快速的發展。

　　為何中國需要這么多高耗能產業？預計到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3000美元，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的一個主要特征即城市化進程。根據目前中等收入國家城市化的要求來估算，如果中國要在2020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大約3億人口將遷移進城市居住和工作。據估計，城市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費量是農村居民的3倍；此外，推動城市化進程要求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住房供給，這同樣需要大量在國內生產的水泥和鋼鐵， 這些產業都是能源密集型產業。因此，只要中國快速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愿望不變，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持續增長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中國還需要充足的就業作機會來支持城市化進程，這就導致另一個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即中國生產的消費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廉價消費品要求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資源成本。在目前大量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低勞動力成本不是問題。事實上，盡管幾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勞動力成本仍然相對低廉。低能源價格卻需要政府利用低資源稅、高能源和運輸補貼，以及控制能源價格上漲等手段來實現。這不僅影響到能源行業的效率，還影響中國的整體能源效率。

　　中國的能源行業中，大部分是國有壟斷企業，再加上能源問題常常被社會化和政治化，導致市場改革進展緩慢。包括石油、電和煤在內的能源價格改革，迄今尚未完成，并且在未來一段期間內可能仍然無法到位。例如，始于2002年的電力市場改革至今進展甚緩。多數能源投資仍然需要經過政府批準，電價、石油產品價格和一定程度上的煤炭價格都由政府制定。由于國有企業高度集中，以及政府對能源價格的控制，能源工業事實上還是由國家壟斷。

　　為什么與其它部門的改革相比，中國能源市場改革進展如此緩慢？能源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它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如果要對二十多年來中國9.5%的年均增長率總結出一個最有價值的經驗，應該說就是社會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可預測的商業環境。一方面，社會和政治穩定支持了中國高速度經濟增長；反過來，又通過經濟的高增長來保證社會和政治穩定。因此，對中國政府來說，社會穩定絕對是頭等大事，其它都次之，包括效率。能源的社會特性決定了能源市場改革進展緩慢。

　　目前的經濟增長結構和能源消費是經濟發展目標和過程的必然，調整經濟結構不是中短期能做到的，能源需求巨大，與能源相關的環境問題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節能就是一個發展的首要問題。中國政府清楚地認識到了上述問題，在2006-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能源強度”目標，要求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這是規劃中很少的具體量化目標中的一個，表明中國政府已下定決心真正來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雖然人們已經意識到目前的能源消費和污染不可持續，并且對降低能源強度給予了高度重視，但是，調整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可能需要較低的GDP增長和較慢的城市化進程。即使中國愿意這么做，期望在五年內實現工業結構調整仍然很難。政府積極促進節能，然而在目前低能源價格政策和能源市場缺位的情況下，所有的節能活動都將收效甚微。而且，所有現在倡導的降低能源強度的措施都需要時間去實施。因此，“十一五”規劃的能源強度目標可能很難實現。事實上，2006年萬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能源消耗比上年僅下降了1.23%。實現五年內降低消耗20%的目標，任重道遠。

　　市場改革特別是能源價格改革不充分，導致了中國的能源需求增長過快。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較低的能源價格或是有效率的能源消費。然而這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并且還需要很快地確定。對于尋找一個與中國能源和環境實際情況相適應的、合理的工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無論是理論還是發展的經驗都證明，市場的無形之手要比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效得多。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念，那就有必要加速能源各個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讓能源價格能夠反映出能源的稀缺性和環境成本。如果沒有真正切入到能源市場和價格問題上，促進節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只能是一句空話。

　　在工業結構一定的情況下，能源強度問題可以通過供給和需求兩側的節能來解決。三億人口的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重大的機遇。如果在城市化進程中能為這些人口提供能效更高的住房和交通設施，將有利于節省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按照國際最好慣例來提高和加強建筑設計和能效標準方面，政府應該可以起主導作用。將住房和公共交通能源效率納入到城市和郊區建設規劃中，就是一個很有前景的領域。在節能領域，政府還有很多其它事情可做。比如，鼓勵各級各部門提高能源效率，制定和實施嚴格的工業技術標準、建筑標準和污染排放標準，以及加強監管和實施機制。

　　在能源消費水平一定的情況下，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利用清潔能源技術來解決。但是，高煤炭消費、對煤炭生產和運輸的巨大需求，以及眾多煤炭基礎設施，仍將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由于石油和天然氣儲量有限，進一步開發水電資源的潛力也有限，中期內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可能。但是，中國遠沒有發揮利用清潔能源的潛力，包括核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

　　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也依賴于人們對能源和環境問題的理解和意識。在樹立共識時，有兩個方面需要重視。第一，建立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有效機制。在1980到2000年期間，中國實現了每年以4%的速度降低能耗。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工業化，絕大多數行業已經完成了傳統工業的現代化。因此，與之前的發展階段相比，現在要降低能耗更加困難。有效的節能必須包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好在現在人們已經對能源危機和環境保護的含義能夠更好地理解。因此，首先需要建立一個能使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恰當機制，嚴格執行環境標準，讓那些造成環境破壞的人在法律上和財務上負起責任。第二，要避免走先經濟發展后環境保護的道路，這種觀點在地方上仍然盛行。表現在當討論GDP的時候，地方政府的目標一般都很明確。然而，一談到能源強度，目標常常就比較模糊。雖然中國還有貧困問題，但貧困已經不是發展的主要問題。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貧困不應該還是推遲環境保護的借口。

　　中國的能源需求仍將繼續增長。如果按照預期9%的經濟增長率，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低水平人均能源消費、交通部門出現的高比例的機動化、每年約兩千萬鄉村人口涌入城市等等，這樣一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預示著中國能源需求將持續強勁，而且這種狀況將可能延續到2020年。因此，積極的對話和和合作將有助于形成正確看法。負面宣傳和缺乏合作態度只能影響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正確解決。同樣，認為中國政府沒有認真對待能源和環境問題是不對的。由于能源的特性，在沒有弄清楚改革可能導致什么后果的情況下，要政府做出選擇是很難的。例如，燃煤電廠污染了環境，但是，為了保持低能源價格以確保9%的經濟增長率和維持社會穩定，中國政府還有其它能源選擇嗎? 提高能源價格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 假設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和人均收入35，000美元以上的發達國家的人們同樣看待環境是不現實的。

　　假以時日，中國應該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這些問題。然而，問題是到那時是否為時太晚? 如何想象中國每年燒30億噸煤的能源環境影響? 國際社會不可能告訴中國在經濟發展中不要燒那么多的煤，但可以幫助中國以更有效、更清潔的方式來燒煤和提高能源效率。煤是中國的主要能源，并且這種情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改變。因此，通過提供技術和其它援助來鼓勵使用清潔煤技術很重要。煤炭清潔利用在技術方面沒有障礙，但有必要從行政和政策上去促進它們的使用。在尋找清潔能源方面，國際社會有必要提供財務激勵，這肯定是一個高回報的投資。

　　其他國家還有必要提供更多技術援助，以成功的國際經驗來說服中國政府：更好更快的能源市場改革并不一定導致社會不穩定。能源市場化改革使政府能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的宏觀方面，例如能源體制、規劃和資源優化配置，讓市場在微觀的能源投資決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因為共同擁有一個地球，幫助中國應對能源和環境挑戰也是幫助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