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成

　　又好又快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強調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在過去一個較長時期，我們一直把實現經濟又快又好發展作為重要方針，而現在，我們把“好”排在了“快”之前。這是經濟建設指導思想和經濟發展理念的重要變化，意義重大。那么，為什么提出又好又快發展？怎樣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我國已經具備支撐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生活發生了六大歷史性變化。這為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條件、必要的市場供求格局、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堅實的物質基礎、有利的國際經濟條件和新的發展動力，使我國具備了支撐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條件。

　　我國經濟生活的六大歷史性變化是：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供求關系，由長期短缺轉變為一定程度的相對過剩；經濟運行，由大起大落轉變為快速平穩；經濟總量，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外貿總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三位；人民生活，由解決溫飽到實現小康，并向全面小康邁進。

　　就經濟體制來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并進入不斷完善的新階段，市場在國家

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的引入，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了生機和活力；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利于克服市場自發調節的缺陷，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著強烈的投資饑渴和擴張沖動，在長期短缺經濟下商品供給嚴重不足，這就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供求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長期存在的短缺狀況基本改變，買方市場初步形成，并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對過剩。這就為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性基礎條件和必要的市場供求格局。

　　就經濟運行來說，我國從1953年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到現在，經濟增長率共經歷了10次上下起伏的波動。其中，從195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共經歷了5次波動：第一次，1953年—1957年；第二次，1958年—1962年；第三次，1963年—1968年；第四次，1969年—1972年；第五次，1973年—1976年。在這5次波動中，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率的最高點與最低點的峰谷落差分別為9.9、48.6、24、15.6和10.3個百分點，可謂“大起大落”。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又經歷了5次波動：第一次，1977年—1981年；第二次，1982年—1986年；第三次，1987年—1990年；第四次，1991年—1999年；第五次，2000年至今，尚在進行之中。在前4次波動中，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率的最高點與最低點的峰谷落差已縮小到6個或7個百分點左右。1999年是改革開放以來第四輪經濟波動的谷底年份，經濟增長率為7.6%。2000年、2001年經濟增長率分別回升到8.4%和8.3%，進入新一輪經濟波動；2002年—2006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1%、10%、10.1%、10.4%、10.7%。這顯示出近幾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突出特點，即從2000年到2006年，我國經濟已連續7年在8%—10%左右的適度增長區間內平穩較快地運行；其中，2003年—2006年，連續4年在10%或略高的區位上平穩較快地運行。我國經濟增長出現的這一高位平穩運行的新軌跡，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從總體趨勢看，我國經濟的增長與波動呈現出這樣一種新態勢：峰位理性地降低、谷位顯著地上升、波幅趨于縮小，也就是呈現出經濟波動微波化、穩定化趨勢。在經濟運行經常處于“大起大落”的情況下，是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現在，經濟快速平穩的增長態勢，為又好又快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

　　就經濟總量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總量不斷上升。1978年，我國GDP總量為3624億元人民幣。經過8年努力，到1986年，上升到1萬億元；這8年中，平均每年增加800多億元。又經過5年努力，到1991年，上升到2萬億元；這5年中，平均每年增加2200多億元。從1992年到2006年的15年期間，我國GDP總量平均每年增加11000多億元；2006年GDP總量突破20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2006年GDP總量是1978年的13.3倍；在長達28年的時間里，我國GDP年均增長9.7%。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與此同時，197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06億美元，排在世界第二十七位；2006年上升到17607億美元，排在世界第三位。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幅提高，為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有利的國際經濟條件。

　　就人均GDP水平來說，改革開放初期，1981年—1987年，我國人均GDP在300美元以下；1988年—1994年，上升到300至400美元；1998年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6年又上升到近2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動著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由一般吃穿用向高檔次吃穿用升級。這就為又好又快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值得高度重視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得到解決，經濟的快速增長將難以為繼。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發展中，不僅應在“快”字上做文章，更應在“好”字上下功夫。

　　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因素仍然存在。這些因素集中表現在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依然偏大，經常出現投資增長過快過熱傾向。雖然在每次宏觀調控中投資增幅都會受到一定抑制，但導致投資過快增長的體制性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一些地區投資擴張沖動仍然強烈，投資反彈并引發經濟較大波動的風險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連續多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快速擴張，使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這也有可能導致未來投資增速的較大幅度回落。如果經濟出現大的起伏波動，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產生重大影響。如何在經濟快速增長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經濟運行的良好的平穩性，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轉變。我國經濟增長雖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很大。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由于

能源和各種資源消費強度較高、污染排放較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資源和犧牲環境來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5年內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降低10%的目標，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這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必須千方百計地完成。在各種資源中，土地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資源。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根據“十一五”規劃綱要，到2010年末，全國耕地保有量為18億畝。這是一條直接關系13億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底線。節約集約用地，不僅關系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更關系國家長遠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問題上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歷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后代。

　　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主要是：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投資規模過大，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特別是廣大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不強；一、二、三產業比例不協調，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比重較大，服務業比重偏低，農業基礎薄弱的狀況還沒有改變，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加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協調；外貿順差較大，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和國際產業轉移不斷加快的情況下，國際收支狀況對國內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

　　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不和諧性。在人民群眾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還有一些低收入群眾的生活比較困難，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教育、衛生、住房、就業、社會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群眾反映比較強烈。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加快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實現社會和諧，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但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總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社會和諧。如果只顧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忽視人的發展，那么，就會加劇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終經濟發展也難以順利進行。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重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要求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經濟發展中著力解決上述四個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把“好”放到優先的位置上。著力解決這四個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也就構成了“好”的四個方面的內涵，或者說構成了怎樣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四個重要方面。概括起來，就是我們常說的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態勢的穩定性。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同時，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貫穿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當然，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宏觀調控會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驟、松緊力度和實施重點。當前，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不斷完善這些政策措施。在宏觀調控中，繼續堅持有保有壓、不搞一刀切的原則，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引導和規范經濟行為，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當前，要把節能降耗、保護環境和節約集約用地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應本著對國家、對民族、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精神，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在全社會大力提倡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同時，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善自主創新激勵機制，落實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購制度等。

　　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結構的協調性。處理好國民經濟中的重大比例關系，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是保證經濟正常運行的一個基本比例關系，應著力調整好。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為此，應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消費政策，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同時，繼續嚴把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規模，保持固定資產投資的適度增長。在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中，首先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發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詢、旅游、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振興裝備制造業，廣泛應用先進技術來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在地區發展方面，堅持統籌兼顧、合理規劃、發揮優勢、落實政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在對外開放方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進出口結構，努力緩解外貿順差過大的局面；注重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優化結構，更多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

　　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效益的和諧性。經濟增長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主要包括產品質量、資金使用效益、資源利用效率等。社會效益的內涵更為廣泛，包括促進社會事業發展、改善民生、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等。我們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而且要注重提高社會效益，也就是要使經濟增長有助于實現社會和諧。這就要求在經濟發展中堅持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更加重視教育、衛生、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妥善處理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堅持積極的就業政策，注重為農村和城鎮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積極改善民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