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文

　　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有必要嚴格區分發明和創新。發明是技術上的突破，而根據熊彼德的原意，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化應用。斯氏的政策建議或許對促進發明或基礎研究有一些作用，于創新卻無法收到其宣稱的效果。今天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不是發明，而是創新，是如何將技術應用于生產與生活，如何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斯氏認為應建立獎勵制度以及由政府支持創新活動，但他沒有想到，如果是事后獎勵，市場其實是最有效的機制。資本市場使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對于刺激創新而言，這樣的獎勵強過所有的高科技證書和委員會頒發的獎金。如果是事前獎勵，則必須回答“獎勵誰”的問題。在技術的商業應用未經市場檢驗之前，任何委員會或個人都無法確知創新將會出現在什么地方。汽車的大規模生產是一項重要創新，哪個委員會準確地找到了亨利福特并給予獎勵？

　　市場經濟中，創新的主體從來就是企業和個人，他們所需要的外部支持，不是什么委員會的認可或政府的資助，而是斯氏不以為然的知識產權保護。

　　斯氏正確地將知識和技術劃入公共品的范疇，卻錯誤地用邊際成本為公共品定價。科斯早就批評過這種生搬硬套是“黑板加粉筆的經濟學”，不是現實中的經濟學。不錯，蠟燭照亮別人的邊際成本等于零，但如果因此令蠟燭的價格為零，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人生產蠟燭。

　　同理，假如沒有專利制度的保護，技術免費使用，還有人投資開發技術嗎？專利保護過嚴的確可能阻礙技術擴散，但如果沒有專利保護，企業就沒有積極性從事創新。這里原創是第一位的，擴散是第二位的，兩者不是對等，而是源與流的關系。專利制度的設計必須在企業的原創和向社會的擴散之間保持平衡，而不是根據邊際成本等于零，取消專利保護以求最大程度的擴散。如何把握原創和擴散之間的“度”，要根據市場實踐并經過實證研究決定。

　　對于中國而言，最緊迫的任務是原創而不是擴散，這就需要建立起基本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目前的問題不是知識產權保護過度，而是保護不足。

　　至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問題主要不在TRIPS是否過嚴，而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們希望發達國家能夠放松對技術出口的限制，但也沒有過高的期望，根本之計仍在提高我國企業自己的研發和創新能力。-

　　作者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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