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安/文

　　從本質上講，解決農民工問題不僅僅是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實際上也關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是說，農民工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就業結構的變化、收入和社會保障的狀況等，都會對國民經濟的生產和消費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我認為，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保護農民工利益，改善他們的就業狀況，這其中公共財政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方面，打破戶籍制度的藩籬，構筑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需要真正體現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和“全局性”。從表面上看，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體系的原因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戶籍制度背后所隱藏的各種福利保障體系。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福利保障體系將農民排斥在外，因而逐漸形成了城市封閉的、只對城市居民提供服務的福利保障體系。

　　面對大量涌入的農民工，如果城市的福利保障體系向他們完全開放，必將在短期內對城市本身的福利保障支出產生巨大的壓力。而這也正是絕大多數城市依然對農民工實行分隔政策的根源。本來，“公平性”和“全局性”是公共財政的內在特征，但是，在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下，公共財政特別是地方公共財政出現了城鄉分布不均、本地利益高于外地利益的不正常情況。因此，回歸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和“全局性”的本質，對解決農民工問題就顯得格外緊迫和重要。

　　另一方面，消除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之間的知識與技能差別，需要公共財政發揮積極作用。從農民工自身來講，他們之所以只能在技能簡單、收入低下的職業中就業，關鍵還在于知識技能的缺乏。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糾正城鄉教育投入不平衡的現象，使農民工在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前就能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

　　長期以來，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不足、師資力量缺乏且素質不高、教學設備匱乏等問題遲遲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導致農村教育質量難以保證，輟學率居高不下。近些年來，中央開始注意并下大力氣解決這個問題。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今年要在全國農村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使農村1.5億中小學生家庭普遍減輕經濟負擔。這無疑是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一大利好消息。

　　培訓是提高進城農民工技能的有效手段。有些人提出，由于對農民工的培訓在很大程度上屬于“特殊人力資本”，因此農民工只能自掏腰包進行培訓。筆者則認為，對于農民工培訓的費用安排，應該從農民工收入低下和受到“前勞動力市場歧視”的角度出發，把農民工培訓當作一種“準公共產品”來看待，采取以政府公共財政和企業出資為主的做法，盡快提高農民工的就業素質和就業能力。這也是解決農民工與城鎮職工職業隔離的有效辦法。

　　近些年來，我國的財政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為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公平職能奠定了物質基礎。統計數字顯示，近10年來，我國稅收年均增速高達近20%，幾乎為GDP增速的一倍。而2006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37636億元，比上年增收6770億元，增長了21.9%。這個數據同樣超過當年GDP增長的一倍。不過，值得提醒的是，財政能力雖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卻不是絕對因素。比如在一些財力不是十分雄厚的地方也建立起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財力不變的情況下，如

　　目前，農民工在我國的許多產業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一些行業中如建筑業、采掘業、加工制造業甚至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讓農民工充分享受公共財政的“普照陽光”，也是我國提升產業競爭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公共財政的使用就能夠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雙贏”的目標。

　　李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