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輝清，數學博士，循環經濟專業博士后，副研究員，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處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產業經濟與證券市場分析研究，發表經濟分析文章500多篇。出版專著一部，合著十幾部。

　　3月19日-3月2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高輝清。----編者按

未富先老：中國經濟一道邁不過的坎     3月23日  星期五

　　文/高輝清

　　在近代史上，中國幾乎所有的現代科學都是引自于西方，學者們所做的大多數工作也是跟蹤西方科學的發展，力爭別掉隊太多。然而，大多數研究循環經濟的人都知道以下一個事實：從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熱情似乎比誰都高，帶來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就是，在循環經濟的研究領域中國事實上成了國際社會的領頭羊，不少的西方學者都是來到中國以后才對循環經濟有了一個較系統的了解。

　　應該說，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驕傲，但是這是一個“被迫產生”的驕傲。這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國正處于世界產業鏈條中的加工制造環節，而在這一環節經濟、環境與資源的矛盾最容易凸顯；二是中國具有全世界最大規模，而且其結構可能也最不合理的人口。經濟、環境與資源的不和諧，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不和諧。

　　從某種意義上講，循環經濟的出現都是“人多惹的禍”。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以土地為例。通常的情況下，最先被開墾的總是那些最肥沃的土地，開墾的土地越肥沃，數量越多，則糧食收獲量越多，能供養的人口越多。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對食物的需求也隨之增加，人們不得不就只能開墾那些肥力低又不適宜于耕種的土地，以至于超過了土地的邊際條件，產量的增長逐漸下降，并落后于人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只有以更大力度，來對那些不適宜耕種的土地進行更多的開墾，從而就出現了一個惡性循環：越窮越墾，越墾越窮。

　　資源消耗不僅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而增多，而且也隨著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而增多。據有關資料表明，公元前一個人平均每天大約消耗l2升水，到了中世紀人均耗水量增至20～40升，到18世紀又增加到60升；到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每人每天耗水量則升至為500升。除了居民生活用水之外，人類社會的工農業用水也與日俱增。據統計，每畝農作物生長期內的用水量，小麥為345-506立方米，棉花為333～400立方米；平均生產l噸谷物大約需要400立方米水；每生產1噸人造纖維要耗用1 200～1 800立方米淡水。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現在世界的用水量每l5年左右要翻一番。

　　正因為如此，研究循環經濟必須研究人口變化，研究人與經濟、資源、環境的關系。否則的話，永遠只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從這一意義上講，人口政策是根本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然而，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人口政策正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困境，原因來自于我國人口著面臨著 “二大危機”。

　　第一個危機是人口總規模過剩危機。應該說，人口的快速增長是一個世界現象。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出，世界人口從公元初的2.5億左右人口增長到5億足足用了1500年。而由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30億上升到本世紀初的60多億只用了35年。

　　正是由于人口與經濟的快速增長，世界環境資源出現了急劇惡化。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的資料表明，在大約35%的地球陸地表面上有沙漠化現象，其中特別嚴重的沙漠化地區占6%左右。沙漠化過程影響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尤其以南美洲、非洲以及亞洲干旱地區的危害最為嚴重，大約有l8.5%的可耕地嚴重沙漠化。而且，這一過程還在以全世界每年600萬公頃的速度推進，每年則有2100萬公頃土地由于沙漠化擴展而毫無經濟收入。

　　在這一問題上，中國顯得尤為突出。從歷史上看，我國人口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都保持了相對穩定。根據古籍記載，公元2年即西漢王朝的平帝原始二年，我國人口已經達到了5900萬人。然而，1391年之后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我國人口也為6054萬，只增加了100多萬。其間，南宋為人口的高峰時期，南宋加金國人口合計達到了6000萬外。除此之外，絕大多數時間內我國人口都未超過6 000萬。由于人口穩定，盡管人均資源消費水平也在緩慢上升，但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資源開發的種類在不斷增多，資源的利用效率也在不斷提高，人與自然始終能夠處于一個相對和諧的狀態。

　　現在，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通過電視電話向世界宣布：“中國大陸總人口到今天達到13億。”按照每年新增1200萬人計算，到2010年，中國總人口將達到13.7億。而再過22年(2033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5億的峰值。

　　這一規模毫無疑問是太大了。從各主要資源的占有量來看，中國的人均水平大概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10～1/2之間。而按照現代生態世界自然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和美國發展重定義組織(Redefining Progress)這兩大世界非政府機構發布的最新測算結果，2001年相對自然資源的支撐能力而言，全球人口已經過剩了21%。如果從這兩個數據進行簡單推斷，中國人口應該過剩了60%以上。即使將一些不可比因素剔除，根據有關專家的測算，中國人口至少也過剩了30%！

　　與人口快速增長想對應的是，我國廢水排放量已超過環境容量的82%，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兩成的城市居民飲用水沒有達標。農村里則有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在開展環境監測的522個城市中，有200多個城市空氣質量低于國家二級標準。其中，山西省甚至沒有一個城市達到國家二級標準。

　　面對著龐大的中國人口規模，全世界甚至都因此為而擔心。1994年9月，美國生態學家萊斯特·布朗發表了一篇報告《誰來養活中國?》，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強烈，轟動一時。自那以后，各種各樣的有關中國未來糧食供求狀況的預測模型或假說層出不窮，至今余波未了。一個現實的例子就是，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已經三年連續豐收年，但是糧食價格物價卻還在上漲，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人口增長幅度遠遠快于了糧食增長，這由引起了一些人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

　　第二個危機是“未富先老”的危機。前不久，國家人口發展研究戰略課題組發布《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少生了4億人。從控制人口規模來說，現行的人口政策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由此而來的另一問題卻同樣讓人不省心，那就是老齡化的問題。

　　有關統計顯示，200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7%，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年型。而且有關預測表明，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將上升到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開始步入老齡化嚴重階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9個百分點，步入超高老齡化國家行列。

　　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是相當顯著的。老年人的實際收入一般較低。據1992年美國人口統計，如果以55歲的準老年人的經濟收入為l00計算，那么55～64歲初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為158，65～74歲的低齡老年人為99.1，75～84歲的中齡老年人為67，85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只有52.7，高齡老年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與55歲的準老年人相比，降低了近一半。收入偏低帶來的兩個不利的效應：一是消費水平下降，二是儲蓄水平下降，三是社會負擔加重。一項調查表明，政府支付老年人口的撫養費用是青少年人口的3倍。另外，花在孩子身上的大部分支出是投資形式的人力資本，而老年人口的撫養費用則屬于純消費性的，因此有可能降低未來的國民收入增長率。

　　正因為如此，日本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曾經因為人口的老齡化而進入了“失去的十年”。但是，在這十年中日本居民依然保持著較高的生活水平，社會安定也未出現太大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因素在于，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候，經濟已經高度發達，足以應對來自老齡化的挑戰。

　　相形之下，我們的問題在于當我國進入老齡化的時候，在經濟實力還不夠強大，從而陷入“未富先老”困境。別的國家都是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的時候進入老齡化社會，但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對一個老齡化的國家而言，經濟增長乏力，同時還足夠的財富積累做儲蓄，其結果會如何實在難以想象。

　　上述兩大危機實際上相輔相成。如果繼續保持現行人口政策不變以進一步化解“人口過剩”的危機，則“未富先老”的危機必然如期而至。相反，如果為了緩解“未富先老”的危機而放松人口計劃生育，人口過剩危機又會加強。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游戲，需要決策者的大智慧。

　　而在筆者看來，“未富先老”的危機是一個人類歷史從未出現過的現象，是一個冒不起的險。筆者認為，如果稍微放松人口生育管制，“人口過剩”問題只是從嚴重變得稍微更加嚴重，“未富先老”的危機則可能從“有”變成了“無”了。當然，這個課題需要有關專家進行嚴格的分析和測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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