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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國收入分配中非正常成分的價值估算
高輝清，數學博士，循環經濟專業博士后，副研究員，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處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產業經濟與證券市場分析研究，發表經濟分析文章500多篇。出版專著一部，合著十幾部。
3月19日-3月2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高輝清。----編者按
2004年我國收入分配中非正常成分的價值估算 3月22日 星期四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課題組
執筆人:
高輝清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博士后)
陶長高 (光大銀行發展部 博士)
劉小剛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 2004級博士生)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雙軌制下的尋租活動迅猛發展，經濟學家胡和立先生在其《1988年我國租金價值的估算》一文中指出1988年我國商品、資金和外匯的雙軌差價高達2000億元以上，約占整個國民收入的20%；1988年價差、匯差、利差以及其它租金總額高達4569億元，約占當年國民收入(11738億元)的40% 。然而，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1997年前后，隨著分稅制的改革和匯率的并軌，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舊的雙軌制由此淡出。但是，租金價值并沒有因此而下降，反而呈上升趨勢，究其原因是“新雙軌制”下，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以及在國有企業的產權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中尋租等等，共同形成了巨大的租金價值總額。
課題組對2004年我國包含租金在內的全部非正常收入分配規模進行了估算,初步計算的結果是，我國非正常收入分配規模為56952.9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價比重為35.64%。這一規模相當于當年國家財政的1.8倍，大約可以造就570萬個百萬富翁。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許多數據并沒有權威的統計，盡管我們力求保證引用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和數據處理方法的科學性。但毋庸置疑，這其中不太精確的地方依然會有不少。本文真正的意義并不在具體數據的大小，而在于其反映出的租金來源的大體分布和租金規模的量級概念。
一、雙軌制下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成分的構成
經濟學家鐘偉將“新雙軌制”定義為：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他解釋說，中國經過多年來的市場化改革之后，商品價格是由市場決定和配置的，而要素價格卻大體由行政力量決定和配置，兩個體系之間構成了“雙軌” 。
很明顯，為了更好地理解非正常收入的內涵，有必要對租金這一概念進行認識。租金最初應該產生于對特殊資源的占有。然而如今，租金的意義已經被拓展為擁有特權的人們的一種特殊利得。特權就是超市場的力量。一些人擁有的利用資源、處置資源的權力不是通過市場公平競爭、自主交易獲得的，而是外在力量賦予的，使得資源出現特權交易與市場交易兩種價格，而這兩種價格之間的差額就是租金。特權階層通過控制特權交易的價格來控制租金的大小。由于租金的存在，從而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很明顯，尋租機會在計劃經濟和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十分有限，而在轉軌經濟中則普遍存在，其主要是計劃經濟遺跡和市場化環境之間摩擦的產物。
根據租金的定義和特征，我們可以將租金理解成為收入的非正常部分，并且是我國非正常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根據不正常收入的特征，可以將其分為以下4種類型：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理也不合法和不合理但介于合法與不合法之間。
三、2004年我國國民收入非正常分配成分規模的估算
在對不合理收入進行明確的分類的基礎上，我們盡可能地在可獲得資料的基礎上對2004年的國民收入非正常分配成分進行定量分析。
(一)合法，不合理
1、商品差價
1997年，隨著分稅制的改革和匯率的并軌，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但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形成的初步，仍有少數價格不是由市場來調節。這里我們采用萬安培所采用的方法 ，利用財政補貼來大致估算。據統計，2004年各地區政策性補貼支出為378.47億元。
2、利率差
正常的情況下，銀行存款利率應該高出物價上漲率高1個百分點左右 。2004年全國居民消費物價總指數為3.9%，正常存款利率至少應為3.9%＋1%=4.9%，然而，銀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前11個月為1.98%,10月29日則上調為2.25%。因此，正常市場的存款利率與銀行的年實際平均貸款利率的利差為在前11個月為4.9%-1.98%=2.92%，最后一個月為4.9%-2.25%=2.65%。
2003年年末，各項存款余額為208055.6億元應全年收息。在2004年形成的利差為208055.6×（2.92%×11+2.62%)/12=6023.2億元。
2004年，前11個月各項存款額為239788.5億元,與2003年末相比，新增31732.9億元，從一月到十一月陸續存入，“平均”意義的存入時期為5月中旬,形成利差為31732.9×2.92%×6.5/12=501.9億元。2004年年末，各項存款額為241424.3億元，其中最后一個月新增1635.8億元,“平均”意義的存入時期為12月中旬形成利差為1635.8×2.62%×0.5/12=1.8億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6526.9億元。
3、進出口許可證
我們根據進出口的實際情況，選擇了進口關稅配額、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的商品共計12種，出口許可證管理商品25種。自動進口許可管理并沒有起到限制進口的作用，因此沒有選擇其中的商品。因此，合計選擇了37種進出口許可證管理的商品。
受各種因素影響，最后真正能夠計算的只有5種商品，即進口商品三種(分別是豆油、菜子油、食糖)和出口商品二種(煤炭和焦炭)。它們之所以能夠被計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品種分類較少，彼此之間價差不大，國內價格與外貿價格具有較強的可比性。計算結果顯示，2004年豆油、菜子油和食糖進口許可證的價值為69.66億元，煤炭、焦炭的許可證的價值為185.25億元。上述兩項相加，可知5種商品進出口許可證價值合計約為255億元。
下面，我們將根據上述計算結果，假設：(1)全部12種進口關稅配額、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商品的許可證價值與其進口總額的平均比例與豆油、菜子油和食糖的平均比例相同；(2)全部25種出口許可證管理商品的許可證價值與其出口總額的平均比例與煤炭、焦炭的平均比例相同。從而估算出：(1)總體進口許可證價值為309億元；(2)總體出口許可證價值為203.8億元。
進口和出口許可證價值相加，得到總計512.8億元。
4、地價差
目前，我國缺乏統一的土地交易平臺，供地價格實施雙軌制，即“土地招拍掛”和“協議轉讓”。前者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市場行為，其形成的價格可以認為是市場價格。后者則取決于地方行政長官意志，出于吸引外來資金的考慮，再加上存在著大量的權力尋租現象，協議轉讓價格往往明顯偏低。據《2004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全國共出讓土地面積17.87萬公頃，出讓價款5894.14億元。其中，招拍掛出讓面積和出讓價款分別為5.21萬公頃和3253.68億元，分別占出讓總面積和總價款的29.2%和55.2%。由此可知，平均的土地出讓價格為329.8萬元/公頃，其中，招拍掛的平均出讓價格為624.5萬元/公頃。
由此推算，協議轉讓的土地為12.66萬公頃,平均價格為208.6(=(5894.14-3253.68)/12.66)萬元/公頃。假設其中50%協議轉讓的土地本該通過招拍掛方式出讓，平均價格應該是624.5萬元/公頃，而不是208.6萬元/公頃。由此推算，在土地轉讓方面，租金金額為2632.70(=12.66×0.5×(624.5-208.6))億元 。
除了政府對外轉讓土地時出現租金流失之外，在政府向農民征地的過程，同樣由租金的流失問題。不過，在這一環節，土地租金流失的是農民，獲利的是地方政府。一般而言，我國征用土地占新增土地的50%，而且一塊農用地以5萬元/畝的成本征用，但出讓時可能達到每畝百萬元以上，增幅近20倍 。我們假設從平均意義政府出讓土地時價格為征地的10倍，因此而產生的租金為2652.4(=5894.14×50%×90%)億元。
合計上述兩項租金收入為5285億元。
5、農民工勞動力價格差
在計算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差之前，我們需要得到兩個數據：一是2004年農民工的實際平均工資；二是2004年農民工的理論合理工資。由于缺乏全國性的權威統計，我們只能根據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數據對2004年農民工的實際平均工資進行合理估算，結論是：2004年全國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也應當介于500至600元之間。在此，我們取中位數550元作為估算值。
根據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工資在12年間，僅提高了68元。由于全國各地民工工資差距非常小，我們可以近似地將就68元看成是12年來全國民工工資的平均增幅。換句話說，1992年我國民工的平均工資為482元。這一水平明顯高于當時有些偏低的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水平，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合理水平。
從1992年到2004年，我國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91.36%。在保證民工實際收入不變的情況下，2004年民工的平均工資也應當出現與物價指數相同的升幅，達到922元。2004年，全國民工人數大約1億，全年收入損失為4464億元。
當然，上述計算極其簡單的，它并沒有把缺乏社會保險、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以及工資拖欠等因素考慮進去。
據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以員工的月工資總額作為繳費工資。但員工月工資總額超過本市上年度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300%的，超過部分不計征養老保險費；員工的月工資總額低于本市上年度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60%的，按本市上年度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60%計征養老保險費。基本養老保險費繳費比例為員工繳費工資的13%，其中員工按本人繳費工資的5%繳納；企業按員工個人繳費工資的8%繳納。地方補充養老保險費繳費比例為員工繳費工資的1%。
勞動保障部2004年對40個城市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民工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12.5%。農民工醫療保險參保率為10%左右，養老保險參保率為15%左右。
2004年全國職工平均年工資收入的16024元，按60%計為9614元，低于11064元的“農民工合理年收入”。所以，我們按11064元計算企業和政府應該給予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支出，其規模為847(=11064×0.85×1×（0.08+0.01))億元。
兩項合計：農民工總共損失勞動收入5311(=4464+847)億元。
6、社會醫療保障
政府管制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余暉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召開的“2006年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上在談到醫療改革時指出：如果政府把高風險、低收入甚至沒有工作能力、沒有任何收入的人群保起來，可能只需要支出1500-2000億元。但是，我們無法知道這其中在2004年應該占多大規模，但估計水平可能相當。
7、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
我們下面以一個簡單的方法來計算壟斷行業的壟斷租金。即將壟斷行業高出平均利潤率的那一部分利潤視為行業壟斷租金。
根據《2005中國統計年鑒》，我們計算出，2004年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煙草制品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高出平均利潤率的利潤總計為863億元。
2004年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網通四大公司高出平均利潤率的利潤總計為566.5億元。
2004年，國內醫藥工業繼續保持穩定的增長態勢，全行業全年完成銷售收入3476.1億元。據業內人士估計，其中20%左右被用于不正當的公關支出。以此推算，醫療行業僅此一項的壟斷收入就有695.2億元。
以上壟斷行業壟斷利潤合計為2125億元。
8、國有資產流失
去年底以來的央企清產核資工作結果表明，181戶央企申報處理各類資產損失共3177.8億元，占資產總額的4.2%，占凈資產的9.9%。其中，按原制度清查出的損失1500.3億元，按《企業會計制度》清查出的預計損失1677.5億元。加上財政部已核準的近千億元資產損失，央企不良資產占總資產的5.4%。但是遺憾的是,我們暫時沒有辦法知道,在這4000億元左右的國有資產流失中有那些是在2004年中形成。
據2006年3月5日國家審計署2006年第一號審計公告披露，2004年審計署抽查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5544億元，共查出各類違規、管理不規范問題和案件線索資金715.49億元，占審計資金的13%。
9、國有企業應交而實際未交給國家財政的稅金
國有企業的股東是國家，國有企業的紅利和改制收入應該上繳財政納入正規的預算程序。但是，從1994年以來，我國數目龐大的國有工業企業，包括一些處于壟斷行業、擁有高額利潤的企業都不上繳或少上繳政府。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1998～200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億元，下略)依次為525，997，2408，2388，2632，3836，5311。這些稅后利潤，大部分是作為企業內部投資或福利在企業系統內部消化。參照國際慣例，我們按平均七三分成比例計算，2004年國有企業應交稅金3717.7億元。
10、教育經費
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說，對學費有兩種核收方法，一種是按實際成本，一種是按日常運行成本。專家認為，考慮到中國國情和成本計算的復雜性，選取了后一種辦法較為合適。而有關部門對高校學生年均日常的運行經費進行過調研，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元左右。綜合一下，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合理學費應定在3500元。然而，2005年08月11日《南方日報》發表文章《中國貧富差距已超合理限度》指出：全國高校生均學費已經從1995年80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2004年，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1333.5萬人，每人每年多付出1500元左右，總計為200億元。當然，這其中還沒有將雜費計算在內。
至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政府迄今沒有公布2004年的數據，只公布了2003年小學生和初中生的學雜費共計225.6億元。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以下一些資料的信息進行大致估算：“財政部有關負責人2005年12月27日說，國務院提出了從2006年開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2007年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這一惠及百姓的舉措實施后，全國農村中小學每年可取消學雜費達150億元，分攤到每名小、中學生身上，分別為140元和180元。” 而2004年全國小學在校生和初中在校生分別為11246.23萬人和6527.51萬人。 由此計算，200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為274.94(=140×1.12+180×0.65)億元。以上兩項目相加共475億元。
需要說明的是，資源稅偏低帶來的國有資產流失幾乎全部體現在了煤炭、石油等資源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中去了，所以，我們沒有對這一項進行推算。
(二)合理，不合法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企業偷漏稅是這部分非正常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我國稅收收入實現新的歷史突破，稅收流失額也在趨于擴大。據專家保守估計，2004年我國稅收流失額至少4500億元，稅收流失率在15%左右 。
顯然，以上估計應該是屬于保守型。另外，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室主任、教授、中國社會學學會常務理事吳忠民2005年在《瞭望》雜志撰文指出,近年來全國平均每年流失的各類稅收為5700億-68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修訂后為159878億元)的3.5%-4.4%。
(三)不合理，不合法
1、腐敗收入
2004年全年依法嚴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審結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和瀆職等案件24184件(含舊存)，上升5.21%，判處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罪犯772人，其中省部級6人，地廳級98人。
曾有媒體報道稱，中國國內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錢約為700億元人民幣，官員腐敗收入洗黑錢超過500億元人民幣。其中，為疏通關系放松管制，一般收入中的10%左右被用來送禮，初步估算在這方面金額應在200億元左右。
2、違規使用財政資金
2005年9月14日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對此指出，財政監督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2004年共查處問題資金超千億元。
(四)不合理，同時介于合法與不合法之間
1、公款消費
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在《學習時報》透露國內“三公”消費高達9000億元，被國內外媒體紛紛轉載。該報文章引述的數字稱，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與公車消費相聯系，據各種資料顯示，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二者相加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干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2000年以后，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風愈演愈烈，公費出國有增無減。三者相加，總共高達9000億元。
另據《中國改革》(2006年第一期)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億元，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合計12086億元。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對公款消費不能一概劃入腐敗行列，我們勿需懷疑其中部分消費的合理性，但我們更愿意相信絕大部分屬于非合理的消費。我們將公款消費分為以下四類，公事公費、私事公費、公事企費、私事企費，其中后三類都屬于非正常分配范疇。我們假設每類費用各占四分之一。按9000億元計，非合理的部分為6750億元，合理的部分為2250億元。
2、政府機構灰色收入
根據財政部門公布的顯示，2004年，各地政府工商、質檢、環保、衛生部門按地方法規標準的收費，且不進入財政范圍內的占全國GDP的28%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指出，根據有關部門的調查統計，各地收費超過了萬億(工商收費9367.67億元，司法機關300多億元,村級組織收費1000多億元)。我們假設其中70%是屬于不正常分配部分，其規模在8000億元左右 。
(五)小結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缺乏數據，一些本該計算的租金本文卻沒有計算，它們主要包括：鐵路運輸部門、航空、證券、保險等壟斷租金 。
另外，有專家提出計算租金時，還應該將環境保護成本、外資企業稅收流失和中國外匯儲備被外資企業變相轉移至中國投資形成的“額外”收益計算在內，但鑒于許多人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因而也沒有進行計算。
綜上所述，剔除沒法拆分的國有資產流失和社會醫療保障、可能重復計算的腐敗租金之外，還剩余以下13項：商品差價帶來的價差租金378.47億元、利率差6526.9億元、進出口許可證帶來的租金512.8億元、地價差5285億元、勞動力價格差為10621億元、為洗錢放行的租金200億元、“三公”消費12086億元、政府機構灰色收入8000億元、違規使用財政資金1000億元、企業偷漏稅4500億元、壟斷行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金屬礦采選業、煙草制品業、電信行業、醫療)2125億元、國有企業應交稅金3717.7億元、教育租金475億元，總計54952.9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價比重為34.4%。如果假設國有資產流失和社會醫療保障欠缺均為1000億元，我國收入分配中非正常成分的規模為56952.9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價比重為35.64%，相當于再造1.8個財政。
這其中一部分是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必須付出的成本，但是我們暫時找不到方法去進行估算。
四、對各類不正常收入的對策分析
(一)合法不合理的對策
1、促成競爭性資源配置機制。
消除行政壟斷，廢除對個別企業、個別行業的過度保護；切實打擊地方保護主義，廢除一切不合理的行政關卡，降低市場活動的交易成本；減少乃至解除價格管制，讓市場供求關系形成價格，讓價格引導資源配置，提高宏觀經濟運行效率，讓市場為企業的決策和對企業的監督提供真實、可靠、透明的信息，減少各級各層次的機會主義行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可以觀察的行業內正常利潤水平，才能有效降低所有者行使所有者權利、監督經營者的成本，從而真正強化企業的產權約束，保護所有者權益，減少尋租行為。
2、形成競爭性融資機制。
嚴明資本市場的進入和退出條件，不以所有制作為是否允許企業上市融資標準和條件，而以經營水平、業績紀錄和盈利前景作為評判企業上市的統一標準，抬高對低效企業進入資本市場門檻，加大對經營不善上市公司的退市壓力，不提供弄虛作假，財務欺詐的土壤。加強會計監督與審計監督，強化財務信息披露制度，用健全的制度規范上市公司行為，用嚴明的法紀懲治不法經營者，避免國有資產和股東財富通過資本市場流失。
3、創建強有力的市場法制環境。
這些目標的實現必須以強有力的法制環境作為后盾，因此，要健全市場經濟相關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制定包括反對行政壟斷、反對政商勾結、反對合謀壟斷等內容在內的反壟斷法；還要制定反欺詐法，懲治猖狂的商業欺詐和上市公司財務欺詐等行為；制定自由競爭法，約束行政割據、地方保護等分割市場、阻礙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動的行為。健全的法制離不開公正的司法，因此必須從制度上給予司法部門獨立、公正的執法條件，建立一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制環境，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
(二)不合法的對策分析
對于不合法收入，我們應該“雙管齊下”，從而減少不合法收入的大量存在。
1、實行政務公開，完善保密制度。
對于那些必須由政府部門去做的事情，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對于凡是能夠公開的政策內容以及決策過程，都應當實行政務公開制度，盡可能地增強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必須實行嚴格保密的政策和決策，必須加強保密工作，完善現行保密制度，修改有關機密的定義和對泄密行為的定性，以防止對有關政策和決策機密被泄露。
2、加大查處力度，加重懲罰力度。
作為轉軌國家，防范腐敗行為還必須從提高腐敗行為的成本和增大腐敗行為的風險人手，不僅要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處力度，以提高腐敗行為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而且要加大對腐敗的查處力度和查處效率，增大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使腐敗行為一旦發生就能夠被及時查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