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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輝清，數學博士，循環經濟專業博士后，副研究員，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處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產業經濟與證券市場分析研究，發表經濟分析文章500多篇。出版專著一部，合著十幾部。

　　3月19日-3月2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高輝清。----編者按

我國人口政策需要適時微調     3月21日  星期三

　　文/高輝清

　　前不久，新華社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下簡稱《決定》)。《決定》指出，既要堅持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又要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思路、內涵和途徑。對學者們來說，有人從中看到的是一成不變，有人從中看到的是適度微調。

　　綜合各方意見，變與不變的關鍵實質上在于：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過度到“人口負債期”之后，我國的經濟是否依然能夠持續健康地發展！

　　本文在借鑒日本人口結構轉換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進行分析，初步得出了一個結論：“未老先衰”可能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進程中難以逾越的一道大坎，我國的人口政策應當在未來一個適當的時候，做出適度的微調。

　　一、現有人口政策效應評價

　　1、正面效應

　　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在人口數量控制方面取得了明顯實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的總和生育率還徘徊在5.8左右，90年代末就已經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西方許多國家用了上百年時間才實現了向人口低增長的轉型，而中國只用了30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從l972年以來，由于開展計劃生育，我國至少減少出生4億人，我國每增加l億人所需要的時間也因此延長了2.5—3年。

　　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和資源的矛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沒有實施計劃生育，每年的新增人口多出l500萬人口，我國城市缺水必然更趨嚴重，整個環境資源會遭受更嚴重破壞，下一代人的生存條件必然進一步惡化。有關專家在不同人口增長條件下對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我國經濟增長進行模擬和比較，結果表明，生育率下降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份額在13%以上，如果沒有實施計劃生育，我國GDP增長速度每年可能放慢1.3～2.0個百分點；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份額為13%～24%，如果人口不加控制，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將比實際減緩0.76～1.5個百分點。

　　2、負面效應

　　我國的人口政策在取得明顯實效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個人類社會從未遇到過的一個問題——未富先衰問題。在國際上，老齡化有兩個并行的衡量標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以上的人口，都屬于老年型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因為只有在人們生活、醫療和健康水平之后，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會下降，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才會延長，從而導致老年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明顯上升，2000年達到7%，從而完成了人口老齡化的轉變。從地區來看，有l4個省市步入老年型社會，其中上海已達ll.53%。截止2005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億，65歲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7.7%。從目前趨勢看，在今后相當長時間里，中國老年人口將以年均3%至4%的速度遞增，而且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有關預測表明，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將上升到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開始步入老齡化嚴重階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9個百分點，步入超高老齡化國家行列。

　　當然，相對其他國家而言，我國人口老齡化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而同樣的過程歐美經歷了幾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時間。其中，法國用了115年，美國用了60年。這就導致了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產值達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l萬美元。而中國2000年人均GDP剛過1000多美元。即使到了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8.23萬億元人民幣。按照美元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也只有為1731美元(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比價是1∶8.05)。

　　換句話說，“未富先老”是我國人口結構轉換過程中所出現的獨特問題，也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方面真正問題之所在。這意味著，中國必須以比發達國家弱少得多的人均社會財富和長度短得多的時間來應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毫無疑義，這是一個空前嚴峻的挑戰！

　　二、未老先衰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顯著影響

　　1、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共性影響

　　(1)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老齡化對提高生產率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隨著年齡的增大，體能和記憶力逐漸衰減，從而影響工作的效率和質量：二是老年人接受新知識、學習新技能的能力較差，對新經濟和市場競爭的適應能力相對較弱；三老年人相對趨向于保守，缺少創造力，不利于發明創造和技術革新。當然，老年勞動力知識積累和勞動經驗相對豐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體力的不足。但總體上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化，經濟效率可能因此而下降。

　　(2)人口老齡化對國民收入創造和分配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于國民收入的創造和分配都有一定影響。在人口規模一定的情況下，老年人口越多，社會總負擔系數就會越大，經濟活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則越小，如果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國民收入總額就會相應減少。與此同時，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和企業需要支付的退休金、養老金、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等數量相應增加，國民收入中越來越大的部分將用于撫養老年人口。在國民收入總額一定的時候，消費基金比重增大，積累基金比重相對減少，從而會限制社會擴大再生產，影響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3)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投資的影響

　　一般地，人們在退休前總是傾向積極儲蓄以備日后養老所需，而在退休之后則取大于存，儲蓄總額會不斷減少。美國經濟學家納撒尼爾·H.萊夫(Nathaniel·H.Leef)利用一系列國家的數據進行過研究，結果表明：總負擔系數和老年人口負擔系數高會抑制儲蓄率的提高。與此同時，養老金制度的推廣加劇了人口老齡化趨向對儲蓄的不利影響。由于有退休金或社會保險供給養老保障，年輕人的儲蓄傾向會有所下降。如瑞典在20世紀60年代普遍實行養老金計劃后，儲蓄率從7%下降到低于l%。儲蓄的減少會導致投資的相應下降，從而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4)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

　　社會消費需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老年人的實際收入一般較低。據1992年美國人口統計，如果以55歲的準老年人的經濟收入為l00計算，那么65～74歲的低齡老年人為99.1，75～84歲的中齡老年人為67，85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只有52.7，高齡老年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與55歲的準老年人相比，降低了近一半。在減低社會總體消費需求的同時，人口老齡化還會對消費結構產生明顯的影響。從發達國家經驗看，老齡人口對住房消費所占比重大，其次是食品消費和醫藥品的消費，而娛樂、旅游等則明顯下降。

　　2、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個性影響

　　(1)老齡化將削弱我國制造業的國際比較優勢

　　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勞動力都在中國，這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正是建立在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礎上。但是，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將改變我國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在2020年前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將逐步喪失。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等亞洲人口大國的人口撫養比最低時期則將相繼到來。由于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比較類似，未來在爭奪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時，中國所面臨的競爭壓力必然越來越大。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規律看，人口老齡化將使得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等國)轉移的速度加快。

　　(2)對人口遷移的發展形成抑制作用

　　城市化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而農村人口快速地向城市遷移則是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有關研究表明，20世紀80年代省際人口遷移規模與國民收入、人均國民收入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關；幾乎每增加l00萬遷移人口，可使國民收入增加30多億元、人均國民收入提高20余元，更說明了人口遷移對加快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這些事實都說明，人口遷移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推動作用已初見其效。但是，人口遷移的主體在農村，而且主要是農村的年青人，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人。伴隨著中國老齡化現象不斷加劇，主要由農村年青人帶動的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進程必然將相應地減緩。

　　(3)加大了農村養老壓力

　　通常，人們都會認為，在現行的人口政策之下我國城市老齡化現象應比農村更為嚴重。但事實上，由于大量青年人口自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有效地緩解了城市的老齡化，使得城鎮人口的老齡化水平總體上還要低于農村。相對而言，農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老得快、數量多，來自養老問題的挑戰也更為嚴重。而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非常薄弱，養老金覆蓋率僅為5%，而且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另外，上農民收入偏低，健康狀況相對較差。依據權威部門的對13個省區的調查材料，中國65歲以上人口當中，有一半人口健康狀況不好，其中主要在農村。這一切農村養老壓力非常巨大。

　　四、日本模式及其借鑒

　　有鑒于此，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一個觀點，要充分利用目前我國“人口紅利”期，積累起足夠的物質基礎，為做好應對“人口負債”的充分準備。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大致是從l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如果從現在算起，距離“人口紅利”期結束大概還有23年。

　　然而，在這有限的“人口紅利”期內我們是否真的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很顯然，由于時間具有的不可逆性，我們無法拿對此進行試驗，來獲得結果。一個自然的選擇就是進行國際比較，從世界上那些先行的國家經驗教訓中推出一些合理的結論。

　　1、三種人口轉換的國際模式比較

　　人類社會有史以來，人口轉變模式主要有三種類型。

　　(1)歐洲傳統型人口轉變模式。

　　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絕大多數國家都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人口老齡化現象出現時間也最早。其主要特征如下：一是長期性。北歐、西歐各國是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最早從而人口轉變也最早完成的國家。但它們的轉變是緩慢的、漸進的，都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這些國家的死亡率從30‰一35‰的高水平降到l0‰左右的較低水平，大約用了近百年的時間。出生率從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長的用了七十多年(如法國)，短的也用了近三十年(如英國)。二是滯后性。歐洲的人口轉變過程明顯滯后于經濟現代化的進程。正是由于現代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和思想觀念，進而改變了家庭的原有結構和家庭傳統功能。

　　(2)日本政府干預型人口轉換模式

　　日本人口轉變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并在一個較短時間內實現了人口出生率從高出生率急劇下降，然后達到基本穩定的過程。與歐洲模式不同的是，日本把經濟發展與人口轉變結合起來，將人口問題納入現代化進程之中，在實現了戰后經濟騰飛的同時，亦順利完成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其特征：一是政府干預。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鼓勵優生少育的政策(1946年的《關于新人口政策基本方針的建議案》、l948年的《優生保護法》)。二是高效性。日本的人口完成轉變前后僅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

　　(3)印度失控型人口轉換模式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國，也是最早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實行計劃生育的第三世界國家之一，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計劃生育觀點并付諸行動的國家之一。早在1952年現代化剛剛起步之時，印度政府就認識到人口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的作用，就開始推行家庭人口控制計劃。然而，受早婚早育的習俗和信奉伊斯蘭教等因素的影響，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得到落實，避孕措施不力，人口反而急劇增長。目前，印度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l.7%。據預測，2045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在上面三種模式之中，日本人口轉換模式與中國的情況非常類似，都是在政府的強力干預之下在很短的時期內完成的。因而，比較日本在人口結構轉換前后的經濟發展狀況，將有利于我們對我國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個相對正確的判斷。從人口年齡結構看，中國大約滯后于日本25-30年左右。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對應人口轉換階段應該是日本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

　　2、日本模式的成功與不足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基本上是日本的鼎盛時期。對日本而言，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渡過老齡化危機實在是再理想不過了。

　　首先，日本經濟高度發達，社會財富非常殷實。從1982年開始，日本大量資金開始對外投資。除了大量的美國債券外，曼哈頓的摩天大樓、蘇格蘭的高爾夫球場、波恩的國賓館、澳大利亞美洲帆船、法國的釀酒廠和香港的證券中心，無一不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事實上，到了1985年日本就已變成世界最大債權國。到2004年，日本對外純資產已增到16000多億美元。從國內情況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農村就已經全面實現了機械化。收割機、米麥用干燥機、農業用卡車、三輪汽車等，l961年時還很少使用，而到l971年分別增加到58.2萬臺、161.6萬臺、101.5萬臺。在l971年，按全國農戶平均計算，每戶農家的消費支出為l361700日元，折合3780美元(1971年價)，一般耐用消費品基本上得到了普及。

　　其次，企業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1956年，日本經濟剛剛起飛，企業實力較小，沒有一家工礦企業能夠進入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100家企業之中。但是到了l970年，在世界最大的l00家工礦企業中，日本已有了8家，在世界最大的200家中，日本占l3家。到了l980年，在美國以外最大的500家工礦企業中，日本占l21家，居第一位。從1955年到l973年，日本的鋼產量從940.8萬噸增至11932.2萬噸，增長11.68倍；小汽車從20261輛增至4470550輛，增長約220倍。l967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西德，躍居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

　　第三具有較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戰后日本的產業結構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依次完成了從纖維、輕工業等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金屬、石化等重工業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運輸機械、電氣機械等加工組裝型的重工業為代表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換，進而又實現了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的過渡。所謂“知識密集型”產業，指的是那些需要積累淵博的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產業，如電子計算機、產業用機械手、新合成化學、海洋開發、數控機床、處理情報和提供情報的服務，系統工程、咨詢業務等。據日本官方統計，從1977年度起，日本電氣機械部門的附加價值額，超過了所有其他部門；從1983年起，再加上其他產業部門對微電子和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日本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中大約2／3與電子技術密切相關。而且，這些部門所創造的新價值，即附加價值，遠高于其他部門。例如，從l975年到l979年鋼鐵業的附加價值率大約在20%至30%之間，而精密機械、電氣機械等部門的附加價值率則平均在40%至50%之間。所以，發展這些部門，對國民經濟是極為有利的。

　　除此以外，日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還體現在日本的經濟是建立在技術立國的基礎之上，其中日本的節能技術在世界上處于遙遙領先地位，每萬億美元GDP的能源利用效率，相當于美國的2.75倍。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后的1980—1982年間，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都出現了負增長，惟獨日本保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可以說是一枝獨秀。日本經濟企劃廳在1990年的《經濟白皮書》中，總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是：“日本企業旺盛的科技開發(投資)，是經濟保持穩定和長期增長的主要動力。”

　　然而，就是基于這如此堅實的基礎上，日本在人口紅利之窗關閉之后，依然面臨著諸多的問題。日本一些專家預測，再過幾十年日本將因人口因素的制約而退出經濟強國和大國之列。為了扭轉人口不斷下降的趨勢，緩解人口老化帶來的困難，在21世紀初，日本政府準備一萬億日元(合84億美元)用于托兒所、婦幼保健項目的建設，以鼓勵生小孩。2004年，政府又決定將投資2500億日元(合21億美元)用于不孕癥治療、兒童津貼和鼓勵生育的綜合性補貼。

　　四、未雨綢繆，應對“未老先衰”的挑戰

　　從統計數據上看，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滯后日本25～30年，日本的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明天所要面對的問題。以日本的經驗和教訓來對照中國的現狀，我們不妨提出疑問：當我國的人口紅利之窗關閉之時，我們的社會財富能夠向日本那樣殷實？我們的企業能夠日本的企業那樣具有國際競爭力？我們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能夠達到對方的水平嗎？筆者自然希望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按一般發展規律看，難度確實很大。而且，即使以日本經濟基礎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之強盛，在人口紅利窗口關閉之后，日本經濟依然進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且為了避免未來經濟持續地走向衰退，日本政府現在正在為增加人口而不斷努力。

　　所謂的“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我們在老齡化這個問題不能存任何僥幸心理，必須未雨綢繆，提前應對。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人口政策不及時做適當調整，我們老齡化帶來的困難將難以想象。

　　當然，正如《決定》所指出“在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目前，我們在人口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歷史上的政策失誤所導致，不可能找出一個十全十美的徹底解決辦法。我們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內，對在人口的數量和結構之間進行一次兩難選擇。

　　近幾年來，許多學者(其中經濟學家包括了胡鞍綱、林毅夫、和吳敬鏈等著名專家)都提出了一些微調政策，包括“從2000年開始實行現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穩過渡”、“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的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或者“允許全國城鄉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二孩”等主張。而且，有關研究也表明，這些方案對中國人口變化趨勢確實也只能取到微調作用。以“允許全國城鄉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二孩”為例，它將使得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的峰值大概向后推遲5年左右，而總人口峰值依然將被控制在16億(這一規模被一些專家認為是中國最大人口承載規模)之內。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也人口政策的微調創造了有利條件。1997年國家計生委在全國組織了“人口與

生殖健康”的抽樣調查，共有15000多名育齡婦女接受了生育意愿調查，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得出的結果是，已婚婦女平均期望子女數為1.75個孩子，其中農村為1.81個。而另一項調查則顯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大概為1.6個孩子。調查還發現，年輕婦女組的生育意愿低于年長組，文化程度較高的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文化程度較低的婦女。調查中20～30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婦女組的平均期望子女數大約為1.6～1.7個，僅僅略高于我國現行生育政策規定的生育率(1.5～1.6)。可以認為，這反映了未來21世紀大多數中國青年的生育意愿。這些調查表明，即使未來我國人口政策進行微調，既不可能導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也不可能明顯地改變低生育率的總體現狀，因而沒有必要畏之如虎。

　　當然，除了適時微調人口政策之外，我們還必須制訂以下配套政策：一是加大人力資源的投資。21世紀我國經濟保持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就是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產業結構轉變。為此，需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其中包括對教育、科研和健康的投資。目前，我國對于教育的財政性投人占GNP的比重遠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未來采取措施積極措施，應當迅速提高對社會各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二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改善生活出生人口結構。加強出生缺陷預防能力建設，建立定期評估和預警制度，各部門密切配合，優勢互補，實施零級到三級出生缺陷預防干預工程。與此同時，逐步扭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通過立法等措施，嚴厲打擊非法實施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以及溺棄女嬰等違法行為，扭轉男女比例失衡現象。三是改革養老保障體系，做到老有所養，提高社會保險的覆蓋面要廣，多元化渠道籌集資金，加快和深化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是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同時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此構筑三條重要的社會保障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