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把愿景變成現實

　　“《財經》年刊：2007：預測與戰略”重要文章全文推介之二

　　十七大肩負著諸多重任，其中之一是在十六大和其后幾次中央全會的基礎上，針對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把已經作出的重大方針路線決策和目標設計，具體化為可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行將到來的2007年，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年份。這一年，反映中共十六大以來提出的一系列發展理念的“十一五”規劃將全面付諸實施，而中共十七大也將在這一年召開。因此，它將是兩個階段之間承前啟后之年，又是新階段開局之年。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是中國改革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十六大之后的四年中，中國黨政領導根據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改革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尚待解決的問題的分析，以及對面臨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的估量，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決策部署，并且開始了執行這些重大決策的探索。

　　對于進入21世紀后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十六大以來的中國黨政領導有清醒的認識，這集中體現在最近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文件所作的分析：“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正是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決策部署。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全黨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隨后，又制定了以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推進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十一五”(2006-2010)規劃；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綱領。這些方針、規劃和綱領方向明確，方針得當，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描繪了光輝的圖景。

　　對于2007年，人們最大的期待當然是中共十七大。十七大肩負著諸多重任，其中之一是在十六大和其后幾次中央全會的基礎上，針對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把已經作出的重大方針路線決策和目標設計，具體化為可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為下一階段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指明前進方向。與此同時，2007年作為新階段開局之年，它的基本任務就是提高執行力度，把方針落實到行動，使愿景變為現實。

　　繼續推進改革

　　在必須采取的措施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無疑是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也就是在實際工作中克服各種阻力，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3月6日的重要講話，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方面能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將直接決定科學發展觀能不能真正落實、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能不能有切實的突破。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黨政領導就十分關注增長方式轉型的問題，“九五”(1996-2000)計劃又把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規定為一項基本目標，但是直到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轉變過來，依靠更多的物質資源投入仍舊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之所以如此，癥結就在于計劃經濟制度下行政配置資源的許多做法仍然嚴重地存在：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土地、信貸等基本資源的配置權力，行政定價使生產要素價格嚴重扭曲。所有這一切，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難以得到發揮。

　　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本途徑在于毫不動搖地沿著建設社會市場經濟的既定方向推進改革。其中2007年值得重點關注的領域，是繼續推進土地管理制度、

能源和資源價格等方面的改革，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幅度強化市場機制在關鍵生產要素的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乃至在某些領域徹底消除生產要素價格因政府干預而形成的扭曲。

　　這些方面的改革如能取得較大進展，將會逐步改變企業和投資者、消費者面臨的市場信號和激勵機制，從而進一步動員和引導全社會的力量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建設民主法治國家

　　當然，這樣的改革勢必涉及政府職能的轉換。中國的改革在2007年面臨的種種挑戰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

　　從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出發，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機會發揮基礎性作用，還有更艱巨的任務，這就是建設一個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臺。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平臺，就很難擺脫規則扭曲、秩序混亂、權力干預市場交易的狀況。2006年，中國在懲治腐敗的斗爭中取得了對一批重大案件的突破；2007年的一個挑戰，是如何將個案的突破擴展為制度上的突破，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更大進展。

　　如果說對腐敗官員的懲治還只是對腐敗行為的事后應對，那么釜底抽薪之策就應當是建立法治。法治(the rule of law)是一種現代市場經濟不可須臾分離的制度支撐。如果說早期市場經濟中，地方市場的人格化交換還可以靠熟人之間的雙邊或多邊的信息渠道傳遞信用記錄信息來促使人們信守合同，在現代范圍廣大的“生人市場”上的“非人格化交換”中，交易合同的執行，則主要靠第三方特別是正式法庭來保證了。所以，當我國市場交換突破了地方的范圍走向全國市場、甚至突破了國家的范圍走向全球市場，法治的缺失就會造成市場失序、欺行霸市行為盛行的狀態。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所證明的，沒有民主法治條件下的透明性的保障，就無法建立起社會信用；而沒有社會信用，現代市場交易就無法進行。一些人為了在與陌生人的交易中避免被人欺詐魚肉或者進而欺詐魚肉他人，就會對掌權的官員進行所謂“勾兌”，“搞掂”這些官員為自己服務。于是，就會造成官商勾結、貪贓枉法等惡劣現象，使腐敗猖獗蔓延，侵蝕國家的機體。如果任其發展，

中國經濟只能通向腐朽墮落的權貴資本主義或稱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會通向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正是為了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提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歷史任務。然而，應當承認，在過去十年中，根據十五大和十六大要求進行的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努力沒有取得預期的進展。由于中國缺乏法治的傳統和歷史文化積淀的慣性；由于對蘇聯式的傳統意識形態還沒有做系統的清理；還由于實行民主法治勢必對某些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造成損害，因而必然遇到障礙與阻力；我們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落后于大眾的預期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使良好的公共治理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項最具稀缺性的公共產品。在從2007年開始的新階段中，我們必須克服種種障礙，把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在建設法治的過程中，政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這一極端重要的公共產品，本來就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另一方面，建設法治意味著政府權力部門“革自己的命”，要求把政府官員的權力限制在我國憲法和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的范圍之內，并要求他們盡職盡責，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沒有改革的自覺性，有些官員很容易變成改革的阻力和障礙。

　　政府改革的另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挑戰，是公共服務的提供。教育、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我國改革和發展所面臨的一個突出挑戰。近年來，各級政府都采取了力度較大的措施，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這些措施已經開始見到一些實效。

　　與此同時，隨著輿論的持續集中關注，社會各界對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期望值已經大幅度提高，而且很可能還會繼續提高。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資源的約束之內進一步強化、優化公共服務職能，跟上社會需求不斷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級政府都將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

　　2007年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如何設計和實施中國醫療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尤其是醫療服務的籌資和付費制度的改革。應該清醒地認識到，

醫療體制改革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即使走在前面的發達國家，也各有自己的難題。而對于中國，下一輪的醫療體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這一輪改革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緊迫社會問題，以后的改革會更加困難。

　　總的來看，2007年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諸多具體的挑戰，應對這些挑戰的根本途徑是繼續推進改革，而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是政府改革；其中既包括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也包括懲治和防止腐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以及在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挑戰無疑是嚴峻的，但只要全國人民同心協力，排除各種阻力和干擾，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推進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的改革，加快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一定能順利地應對我們面前的種種挑戰，使中國作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屹立在世人的面前，為世界各民族的繁榮和進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