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培勇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勝利閉幕。以此為契機，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重點，已經從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推至制度建設層面。然而，在所有可供選擇的有助于和諧社會建設的諸種制度中，縮小貧富差距的稅制體系建設可能是一個最具有打基礎意義的方面。

　　在傳統體制下，我們曾有過一套行之有效的調節貧富差距的制度體系。那一制度體系的主要支柱，就是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和城市職工八級工資制。通過管住農民的農副產品銷售渠道和城市職工的工資渠道，包括農民和城市居民在內的全國人口的收入分配格局，便可完全處于政府的掌控之中。

　　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原有的貧富差距調節手段很快“淡出”。隨之，一系列新的招術先后登臺亮相。但由于缺乏同市場經濟的適應性或適應性不夠，這些招術多未能如所期望的那樣充分奏效。人們越來越注意到，在市場經濟的土壤中，調節貧富差距的主要擔子，已經天然地落在了具有調節貧富差距的各種得天獨厚條件的稅收身上。

　　稅收的基本功能當然是為政府取得收入。但是，在它介入GDP分配并為政府取得收入的過程中，事實上亦改變著原有的GDP分配格局以及原有的國民財富分配格局。所以稅收的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就是調節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就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而論，在政府所能掌控的幾乎所有的經濟調節手段中，沒有任何別的什么手段能夠同稅收相媲美。惟有稅收，才是最得心應手、最行之有效，并且最適宜于市場經濟環境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手段。

　　如果說以往我們對稅收調節功能的認識尚不夠充分，因而未能給予其與其功能相稱的定位，那么，隨著我們確立了稅收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的特殊功能并迎來了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的浪潮，將稅收所具有的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融入于稅制體系的建設，從而讓現實生活中的稅制體系真正擔當起調節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重任，在當前的中國，可能就是一種既最優又現實的選擇。

　　操用如此的理念要求來看待現行的中國稅制體系，立刻可以發現，現行稅制體系的調節貧富差距功能并不健全。要建設一個融收入與調節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齊全”的稅制體系，我們還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比如，就整個稅制體系的布局而言，現行稅制的格局是以間接稅為主體的。流轉稅收入占到了全部稅收收入的70%上下。這樣的稅制格局，對于有效地取得收入，當然相對有利。但是，對于有效地調節貧富差距，就不那么有利了。這是因為，由諸個稅種所構成的稅制體系就像是一個交響樂隊。每個稅種的共同任務雖然都是取得收入，但除此之外，每個稅種也都有其特殊的角色定位——擔負著不同的任務。相對而言，直接稅較之間接稅，具有更大的調節作用。間接稅較之直接稅，則具有更大的收入作用。所以逐步增加直接稅并相應減少間接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從而逐步提升中國稅收的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并使其同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應當成為“十一五”期間我國稅制建設的方向。

　　就直接稅的布局來說，目前能夠納入現行直接稅體系的，主要是處于流量層面的

個人所得稅。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稅。既有的房產稅和城市

房地產稅，盡管在名義上可以歸為財產稅，但其設定的納稅人并非著眼于個人。以傳統意義上的“單位”作為基本納稅人的這兩個稅種，自然不是直接稅。鑒于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要通過流量和存量兩個層面表現出來的，并且存量是基礎性的，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流量，盡快開征財產稅，結束財產保有層面的無稅狀態，從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財產兩個層面全方位調節貧富差距的直接稅稅制體系，顯然要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

　　就具體稅種的制度設計來說，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表面上是一個稅種，但實際上，它是由11個類別的個人所得稅而構成的。如此的稅制格局，其優點是便于源泉扣繳，不易跑冒滴漏，故而收入功能色彩濃重，但缺點是不適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故而調節功能色彩淡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在加總求和所有來源、所有項目收入的基礎上的綜合收入差距。將個人所得劃分為若干類別、分別就不同類別征稅，固然也能起到一些調節作用，但畢竟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掛一漏萬。讓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納稅并以此調節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實行綜合所得稅制——以個人申報為基礎，將其所有的所得綜合在一起，一并計稅。這既是各國個人所得稅制歷史演變的基本軌跡，也應是中國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取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