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是二戰以后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IC圖片

    本報記者 黃繼匯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6日在美國三藩市的家中，因心臟衰竭逝世，享年94歲。曾獲諾貝爾獎的弗里德曼被經濟學界尊為泰斗，是

　　弗里德曼曾在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任教30年，是“芝加哥學派”著名學者，他在世時著作甚多，其中以《自由的選擇》最為人熟悉，名言“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亦是出自他的手筆。

　　評論說，他的世界觀頗為簡單：堅定信仰個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場是協調個人活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他的經濟學主張深深影響了美國前總統里根及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執政時的政策。撒切爾夫人形容他是“學術界的自由戰士”。

　　出身貧寒

　　弗里德曼出生于一個貧窮的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在美國的新澤西州長大。全家人當時就居住在由母親經營的一個服裝店樓上，父親則在紐約的曼哈頓打工。弗里德曼至今還能回憶起當時父母常為錢吵架的情景。

　　得益于美國社會的各種福利條件，弗里德曼的成長過程平穩順利。家庭所在地的公共圖書館成為他如饑似渴追求知識的寶庫；一位高中時代的老師對他寄予厚望；他靠獎學金上完大學，畢業時間恰巧在1932年，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中最黑暗的日子。

　　弗里德曼一直把自己的成就歸功于在芝加哥大學所受的研究生教育。當時的芝加哥大學里有一批經濟學家并不認同整個經濟學界的看法，認為大蕭條的發生與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危機之間并無必然聯系。這對弗里德曼經濟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里德曼在美國政府中任公務員，從事對稅收政策和武器問題的研究，這種經歷對他的經濟理論形成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弗里德曼為在美國政府里的任職感到自豪，但也親眼目睹了官場的爾虞我詐。

　　一代宗師

　　雖與凱恩斯齊名，但弗里德曼的經濟學理論卻與凱恩斯背道而馳，這也是弗里德曼當時備受主流經濟學界排擠的原因之一。當時的經濟學界中，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論卻恰恰相反，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認為政府的干預常常加劇了經濟波動。

　　比較而言，凱恩斯推崇知識對經濟的影響，嘲笑資本家的投資行為，例如他把股票市場比喻為“賭場”，而弗里德曼卻認為，個人所具備的無限創造力恰是社會進步的源泉。

　　弗里德曼在當時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對美國1929年-1933年經濟大蕭條的解釋。凱恩斯當時認為，出現大蕭條的原因是由于美國經濟的私有化性質，因此僅憑私有經濟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氣循環的低谷，相反還會越陷越深，凱恩斯由此還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1963年，弗里德曼與施瓦茨兩人合作發表《美國貨幣史》，對凱恩斯的這一觀點提出駁斥，認為造成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與凱恩斯認為的原因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國私有化經濟所造成的，而是美國政府過于干預經濟運行規律的過錯。

　　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蕭條時期，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破產倒閉，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三分之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后來注意到，美國國會于1913年就成立了聯邦儲備局，以此防止出現銀行倒閉事件。兩人在文中指出，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蕭條中發揮作用，那么大蕭條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

　　弗里德曼不僅是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也善于推銷自己的經濟理論。1962年，他出版了《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提出了在當時被外界認為是左道邪說的新經濟理論；1966年，他與另外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同時被邀請為《商業周刊》經濟專欄撰寫文章，弗里德曼一直堅持為該周刊寫作到1984年才歇筆。1980年，他還主持過一套十集的公共電視教育片，片名就是《自由選擇》，內容涉及的都是經濟問題。在主持這一節目的同時，弗里德曼還與同是經濟學家的妻子合著一本經濟學專著。夫妻二人在發表自己的經濟觀點，抨擊美國經濟中的不合理現象時，還特別對福利政策和中央計劃經濟模式提出了尖銳批評。

　　中國之緣

　　這位經濟學術界的大人物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弗里德曼曾在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訪問中國。在他與夫人合著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除了美國之外，另一個占據篇幅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

　　他在自傳中寫道：“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1980年弗里德曼第一次訪問中國時，中國的改革進程剛剛開始。弗里德曼發現，中國人當時對經濟問題知之甚少，對市場體制運作的方式更是基本上一無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中國官員的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弗里德曼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官員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1988年在張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訪華。這次訪華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訪問的范圍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對中國有了更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同時，弗里德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中國改革持續深入情況下得以更清晰地傳遞給了中國的決策者和學術界。這次訪問中，弗里德曼還走訪了許多正在蓬勃發展的商品市場。在這些市場中，他真實感受到了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訪華。這時的中國改革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還訪問了成都和重慶等地。私營企業、民間商業的發展給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三次訪華中，弗里德曼近距離地觀察了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變遷過程，他盡力向中國人介紹了他關于自由市場制度的知識，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念。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深入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人。可以說，在這十幾年中，弗里德曼的影響力擴充到了中國，而中國也因此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