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勞資關系，一是需要各級政府切實承擔起制度所賦予的責任，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要有對“弱勞力”的剛性保護；二是要祛除權力因素，彰顯市場經濟的經濟自由原則和平等交易原則。

　　□ 陳伯君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

　　近一段時間，由“富士康事件“所引發的爭論已浮出媒體水面，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反響。根據最新的進展情況，富士康公司已與媒體記者達成和解。盡管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它所造成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富士康事件”最值得反思的應該是新聞媒體，其次就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勞資雙方，因為“富士康事件”是由勞資沖突問題引起的。

　　勞資關系的形成與強資本、弱勞力

　　不可否認的是，市場經濟給

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保持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國家經濟社會一派昂然生機。市場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標志就是非公有制企業的增多和壯大。“十五”期間，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平均每年凈增600多萬個工作崗位，占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3/4以上；在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從2.79億人增長到3.49億人，凈增7000萬人；城鎮非公有制經濟的就業人數從1.5億人增長到2.07億人，凈增5700萬人(見《財經界》，國家信息中心)。可見，勞資關系已成為中國最基本的社會關系。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社會生產關系已發生深刻的變化，這個深刻變化，就是在企業內部產生了企業主階層，各階層之間不再是利益追求基本趨同的關系。

　　計劃經濟時期賦予了中國工人主人翁的政治地位，可謂“強勞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命運不再由國家包辦。特別是大量非公有制企業涌現，中國企業主要由市場來決定，與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包辦的關系漸行漸遠。個體私營企業、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都不再依賴國家，即使是國有企業，隨著政企分開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結束，國有企業與國家的關系也是若即若離。這時，原來以企業為紐帶所形成的工人與國家的密切關系也因企業與國家關系的淡化、企業所有制的變化和企業新體制的確立而漸漸疏遠，工人在任何所有制企業里也不過是一個雇工。“強勞力”作為歷史的一頁就這樣翻過去了。

　　市場經濟社會，“發展壓倒一切”雖然掩飾了日益尖銳的勞資矛盾，“穩定壓倒一切”雖然遏制了勞資矛盾的公開化和擴大化，但同時也助長了強勢群體恃強凌弱的本能。早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工人日報》就連篇累牘報道了一些非公有制企業欺壓工人的惡行，20多年來，這些惡行不僅沒有被遏止，而且呈蔓延和加重趨勢。“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遍及全國。2004年中華全國總工會作過統計：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拖欠農民工工資高達1000億元(見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04年3月25日)；而一次次的“礦難”，在經濟增長的天空刺目地留下了四個大字—“中國煤殤”。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往往是惡性事件爆發最多的地方；經濟增長最快的領域，往往是利益沖突最尖銳的領域。國家級權威研究機構的一份經歷數年、在全國范圍內抽樣問答的大型社會調查報告結論是：日益尖銳的勞資矛盾已與權力腐敗、貧富差距并列為引發社會沖突的三大動因。而勞資沖突往往是最容易直接引爆社會沖突的導火線。

　　經濟自由和市場平等緩解勞資沖突

　　公民社會是通往自由和民主的理想社會形態，而勞資利益平衡又是構建公民社會的基本前提，但是現在中國的勞資格局卻處于那種強資本、弱勞力的狀態。物理學上描述沖突著的各方，要合力趨近于零才能保持相對平靜，合力趨近于零就是各方力量均衡。致力于構建公民社會，首先需要國家的力量向弱勢一方傾斜，使強弱雙方的力量保持相對平衡。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競爭經濟。物競天擇，弱肉強食，是自然萬物生存發展的基本法則。橫跨19世紀、20世紀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就是警示。而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度過制度危機，就在于它在制度建設上增強了對弱勢群體的支持，如保障工人的合法權利、為工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保障，從而使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力量基本均衡，把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降到不至于爆發大的政治危機、制度危機的程度。

　　但當今中國，關于勞資沖突問題的處理卻并不盡如人意。在調解勞資矛盾、勞資沖突時，不少地方官員往往維護資方的利益和意愿，甚至官商沆瀣一氣。公開揭露的有“官煤勾結”。國務院曾經下達“最后通牒”：在指定時間內沒有從煤礦撤出資金的官員，一律先撤職再處理。處理“官煤勾結”都得驚動國務院，足見一些領域官商勾結現象的嚴重程度。人們可以訴之法律，而司法是需要成本的。雖然中國已經開始實施法律援助，但法律援助要改變已經發生的司法裁決，幾乎是難上加難。也有一些富有正義感的法律專家挺身而出，但他們個人的維權行為往往被排斥在“體制”外而被視為“非法”。這些不爭的事實表明“弱勞力”一方的力量太小。社會和諧的基本要素是力量均衡。如此力量非均衡，沒有“和諧”可言。

　　所以，平衡勞資關系，一是需要各級政府切實承擔起制度所賦予的責任，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要有對“弱勞力”的剛性保護；二是要祛除權力因素，彰顯市場經濟的經濟自由原則和平等交易原則。確保平等交易和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前提，也是平衡勞資關系的基本前提。只有充分尊重經濟自由條件下的市場平等交易，才可能平衡緩釋勞資關系，達到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力量均衡。

　　“企業社會責任”應納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要內容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司法體制的健全，在扭轉勞資對立為勞資和解，努力形成各社會群體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關系的過程中，國家不僅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有剛性的法制保障和政策保障，不僅對工會在法制的框架內展開維權活動予以保護和支持，而且一些企業主們開始強調企業的“社會道德責任”，主動聯合起來用經貿的方式制裁企業主只顧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損害工人權利的劣行。這給市場經濟投入了新的亮點。

　　企業家開始主動承擔社會道德責任，雖然可以解釋為工人長期斗爭的結果，但我更愿意把這理解為企業家社會道德責任意識的覺醒。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上開始流行“社會道德責任認證標準”(即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簡稱SA8000)。這個SA8000取自于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聯合國共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內容主要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健康與安全保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利、歧視、紀律處分、工時、報酬、管理系統等方面的規定。盡管很多人對于SA8000的價值存在著較多的置疑，但是我以為，“社會道德責任認證標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資關系的融洽度多少有一些新的提高。

　　我國接觸SA8000大約在2003年。而SA8000一進入我國幾乎就是對大多數出口企業的當頭一棒，因為這些企業如果執行SA8000只得關閉。一些高級官員認為它是西方國家繼“

反傾銷”之后又一種制裁中國對外經貿的新手段，把它作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來抵制。

　　顯然，抵制SA8000的人只看到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沒有看到它構建新型勞資關系、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SA8000的本質是維護工人權利。無論如何，它都應該是緩和勞資關系所不可或缺的。勞資關系的緊張首先來自資方缺失社會道德責任。推行企業社會道德責任，是解決勞資矛盾的重要一環。因此，企業社會道德責任應該作為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推行企業社會道德責任，是強化強勢一方的道德責任感，是以非對抗性的、積極的姿態來平衡勞資關系。雖然我國市場經濟還處在起步階段，企業還不夠成熟，普遍推行企業的社會道德責任，根本就不可能。但我們可以從體制建設抓起，從成熟的大中型企業抓起。企業社會道德責任的推廣，能夠逐漸形成新型的、和諧的勞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