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1954年12月生。1994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母校北京師范大學教書。1996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7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2001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現為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中國企業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商科教育分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中國”、“全球化與政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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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WTO貿易規則的扶強抑弱性     11月3日  星期五

　　文/唐任伍

　　摘要：世貿組織的游戲規則是由美國為代表的富國制定并推動的，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的不平等的特點，并缺乏透明度，其推動的“全球化”實際上成了美國化。WTO規則的“片面性”和“扶強抑弱”傾向，導致整個世界資本投機行為泛濫，民族國家主權地位被削弱，發展中國家就業緊張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更趨激烈，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關鍵詞：世貿組織；全球化；扶強抑弱；市場準入

　　一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協調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支柱機構。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于實現國際資源的優化配置，擴大跨國經營，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消除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遇到的歧視性待遇，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為我國居民的消費得到更大的滿足提供了機遇。

　　但是，世界貿易組織作為最權威的國際經濟組織，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富國烙印，特別是帶有很強的美國烙印，尤其是體現WTO這一組織的靈魂的規則，先天就具有“扶強抑弱”性，具體表現在：

　　首先，世界貿易組織是以發達國家在國內已經實行過且證明對他們有利的游戲規則來界定各項標準的。任何一種機制、組織、秩序的運行和競爭，規則是第一重要的。為發達國家控制與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在制定規則和制度時，只以那些發達的富國為模型，在這些國家已經實行的國內貿易規則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并要求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政府向這些規則看齊。很顯然，WTO的不少規則適應富國而不適應窮國，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富國國內貿易規則在世界上的延伸，先天就具有強烈的“扶強抑弱”性，體現著強烈的實力主義特性和要素的趨利本性。所以，在世貿組織推動的自由貿易潮流中，許多發展中國家抱怨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發達國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國推行其價值觀念、經濟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們根本不考慮窮國的利益和要求，不考慮人的基本需要，而只考慮它們自身的貿易利益和利潤，毫無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證是，東南亞、俄羅斯與拉美等地發生金融與經濟危機過程中，發達國家所控制的國際貿易和金融機構與這些國家討論實施援助計劃時，往往提出極其苛刻的條件，脅迫各國服從。

　　其次，即使WTO規則是那些規則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國情況平均加權后制定出來的，也同樣存在著形式上的平等而實際上的不平等。WTO規則按照生物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的法則設計，窮國和富國在貌似平等的游戲規則面前，起跑時的起點不一樣，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比如說，發達國家使用的是現代化的機器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大部分生產還停留在手工勞動階段，發達國家的生產總值主要依靠知識和信息獲得，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則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粗放階段；發達國家掌握了世界貿易乃至全球化所需要的一切制度安排，而發展中國家則對此茫然無知。由于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差異和總體上的壟斷性，發達國家通過經濟的全球化大舉進入和占領發展中國家市場，發達國家依仗技術和設備的優勢，利用知識產權等措施和法律手段，不僅掠奪性地大量開發和廉價占有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資料、人力資源，而且以昂貴的價格向發展中國家出售技術和知識產品，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的持續和良性發展方面受到嚴重影響，資源得不到有效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商品價格高，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相當弱。二者起點的差距如此之大，現在卻要使用同一規則去進行競爭和賽跑，勝負的結局不是早已定論了嗎？

　　第三，游戲規則缺乏透明度，沒有讓發展中國家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世界貿易組織盡管不分國家大小、人口多少和經濟實力強弱，一視同仁，每個成員有一票投票權。但由于小國、弱國的貿易水平低，貿易量小，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影響非常有限。特別是對貿易規則的解讀無法得到發達大國的認同，以致參與相關問題的談判能力非常有限，從而造成形式上具有和大國相等的合法的權利，但實際上卻沒有發言權。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和對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業的大量介入，通過投機活動向發展中國家轉嫁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將工業生產大批外移的情況下，其生產性危機的壓力就迅速下降。而由于資金的積累和動作，金融活動有了更多的流動性、隨意性和投機性，發達國家利用游戲規則信息不對稱和缺乏透明度的誤區，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使得金融機制尚不健全、資本也不雄厚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資本大量縮水、外逃，經濟遭受嚴重打擊。

　　第四，由WTO等世界性組織驅動的全球化，實際上成了“美國化”。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涉及范圍更廣泛的WTO取代原來的關貿總協定。這是一個滲透著美國構想的有關同質、均等的世界發展的新方案、新組織，在涉及全球化進程的一系列問題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回答。法國一家報紙曾發表一篇文章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說，美國把它作為自己模式的傳播工具，以援助來逼迫有關國家實行所謂的經濟自由化制度，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被稱為“千年回合”的WTO第三屆部長會議上，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意欲將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經濟模式、政治模式等一切規則、制度，作為WTO制定談判的原則和框架，成為構造冷戰后國際貿易格局的理念。特別是美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發展迅猛，積蓄了巨大的潛力，因此，美國在西雅圖會議上，從自身最大利益角度考慮，把降低關稅作為第一重點，希望通過減稅談判讓其優勢行業占領世界市場，持久地主宰未來。

　　由于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帶有強烈的“美國化”傾向，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那些體制不健全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首先受到沖擊，而美國等貿易大國則乘機從中漁利。大量外資流入美國，有利于美國調低利率，大量廉價的原材料和商品進入美國，刺激了美國的消費市場而又不引發通貨膨脹。在文化領域，美國的娛樂產品大量涌進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并超強度地排斥當地文化或者其他國家的電影、文學、藝術、光盤等產品。人們說現代的世界是麥當勞、可口可樂、迪斯尼、好萊塢、NBA、拳擊之夜和微軟的世界。所以，按照WTO規則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所有人一起沉浮，美國是站在那些處于滅頂之災的發展中國家肩膀上的巨人。

　　二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其規則的“片面性”和“扶強抑弱”傾向，導致整個世界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導致了資本投機行為的泛濫。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使得資本可以在全球內不受限制地流動。當今世界，大約有超過100萬億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尋找機會盈利，進行股票交易的投機商們借助高科技，利用許多政府高度依賴外國資本的心態，大肆進行金融炒作，興風作浪。世界貿易組織恰好又為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入和流出提供了土壤。全球市場正在對國家內部的經濟政策進行裁決和懲治，一旦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和政府項目的資金突然枯竭，對該國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國際金融投機炒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到處尋找機會，買空賣空，大發橫財，將許多新興金融市場搞得人仰馬翻，雞犬不寧。他們借經濟全球化之勢和自由市場之名，對金融弱勢國家和地區進行掠奪。而某些發達國家則對這種過度投機行為聽之順之，美其名曰“投資自由化”。與此同時，有些發達國家以WTO規則為武器，指責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透明度不高，開放程度不夠，堅持要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發達國家迫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市場不完善、金融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不顧實際地對外開放本國金融市場，就等于是將自行車趕上高速公路，其后果必然是兇多吉少。

　　其次，民族國家主權地位被削弱。那些對WTO等這些驅動全球化的國際組織頂禮膜拜的人，甚至對國家在未來會有什么有意義的、重要的作用表示懷疑。奧梅(K.Ohmae)在暢銷書《民族國家的末日》(The End the Nation State)中宣稱：“……在現今無國界的全球化經濟的寰宇內，民族國家作為有意義的參與單位的作用已不復存在。”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性組織挑戰民族國家主權，在經濟上通過跨國公司網改變私人和公共部門之間的關系，促使跨國公司融入國家市場，使得一個政府在跨國公司經營的領土范圍內，不再享有合法權利的壟斷，從而挑戰一個國家的對內主權。一個國家的合法性源于它保持邊界線的能力，而跨國公司的市場卻不依邊界線而存在。當全球化促進市場一體化時，民族國家的主權在政治上就變得不那么完整了，WTO等國際性組織將自己的規則延伸到國家主權范圍中。在政治上，“人權”、“民主”等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削弱民族國家主權的工具，而世界貿易組織則助紂為虐。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了“人權高于主權”的奇談怪論，更是削弱了民族國家的主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制定出來的規則成為國際法，組織本身則成了國際裁判或世界法官，它們正在向干涉權、國際監護、人權或有限主權等概念轉化，逐步侵蝕國家主權中領土專屬權和處理內部事務中排除外部參與的原則。為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制定的規則及規則設計者們的要求，為了保持對國外資本市場的門戶開放，許多后起的國家被迫降低了本國的社會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標準。最后利益犧牲者總是那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這樣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的不均衡，從而為社會動蕩和失范培植了沃土。

　　第三，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就業的艱難。加入WTO融入全球化過程雖然能夠創造就業機會，但對發展中的貿易小國來說，在全球化過程中創造的就業機會　往往得不到足夠的保護。巨大的技術進步和降低成本的辦法，使得產品的產量穩定增長，而所需的就業職位的數量卻顯著地減少。進入21世紀后，人類有可能以20%的現有世界經濟人口為全球提供產品。即使是今天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人口也有很大數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憑借WTO規則的“扶強抑弱”性，在發展中國家設立了許多的子公司、孫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爭奪就業機會�？鐕�公司的生產環節也不再根據某個地區或國家的地理位置優勢來加以組織，而是根據正在形成的那種無拘無束、游移不定的資本主義新條規來安排。只要有機會贏利，企業必然向廉價勞動力國家轉移，甚至可以把工廠從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那些工資水平較低、社會防范標準較差，尚未制定出環境保護、收入免稅額以及外國公司的投資稅惠等方面法規的國家，正在吸引著跨國經營的公司。東亞的一些“虎”國已經在抱怨公司離開自己的國家而遷至相鄰的國家或地區去安排自己的生產。

　　第四，世界進一步兩極分化，富國更富，窮國更窮。WTO規則失衡，使得世界貿易偏離預想的軌道，在促進整個世界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導致了財富占有天平的嚴重傾斜，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兩極分化更加厲害。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東方還是西方，工人階級的力量大大削弱，而跨國企業、資本家和一些管理或專業階層的地位卻得到有效增強。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金融資本本身具有“趨利本性”，資本的流向總是那些獲利最豐厚、報酬最高的地區和國家，以債務國以及那些仰賴外國援助的國家的“赤貧”為代價，債權國、國際投資者和多國金融機構的影響力日益增加。發達國家挾天子以令諸侯，強制推行按照他們價值觀念制定的、在其國內行之有效的WTO規則，從而導致“優質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呈“倒瀑布型”配置，最后向發達國家積聚，發展中國家成為資本最無希望獲利的地方，世界上最貧窮者最易受到威脅，并面臨著被永久排除在所謂WTO的“全球化世界”視野之外的危險。諸如非洲這樣的資源豐富、勞動力便宜的地區，卻是資本最不愿意投向、最“無利可圖”的地區。美國經濟學家科頓發表了一篇《全球化資本主義導致人類日益貧困》的文章，認為當今經濟的特點是生產力過剩，大量失業，貧富差別擴大，而世界貿易組織首要關注的則是商業利益，關注盈利和創造金錢，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其成員國的食品、健康、安全等漠然置之。結果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政治經濟權利日益被WTO等國際性經濟組織驅動的全球化剝奪，民族國家的權利正在向全球性金融這種動蕩不安的、具有掠奪性的體制轉移。世貿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被稱為“富裕的白人俱樂部”。1998年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的出口在世界貿易總量中只占0.25%，富裕的歐盟從世界最貧困國家的進口只占歐盟商品進口量的1.2%。歐盟從貧困國家最多的非洲進口的商品1998年甚至比上年還減少了6.8%。讓人更傷心的是，富裕國家向最貧困國家的商品實施的平均關稅事實上比它們向其他富裕國家征收的關稅還要高兩倍。全球化將使得窮國更窮。發達國家在盡享WTO規則“紅利”的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在飽受貧窮落后之苦，總體上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第五，個人主義更加惡性膨脹。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驅動的全球化，使得那些休戚與共的集體原則逐漸失效，而過度的個人主義和無節制的競爭卻進一步得到強化。WTO的基本原則是建筑在自由放任的理論基礎與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之上的，團結一致、互依互存的價值觀，已經被國內和國家間鼓勵競爭和極端主義的原則所廣泛取代。尤其是世界上的那些經濟大國，任意將自己的意志和命令，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等這些國際性組織強加給那些弱小的國家，運用自己的優勢，掠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即使是伙伴，在經濟利益面前仍然是互不相讓，爾虞我詐，頻頻過招，并有愈演愈烈之勢。

　　美國倚仗WTO規則，打著自由貿易的幌子，不時揮舞起超級301條款的大棒，毫不留情，動輒將對方推上世貿審判臺，并施以種種制裁。對于發展中國家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和貿易能力，試圖建立起“單極世界”，在經濟、貿易等問題上居高臨下，強權欺壓，奉行美國至上的“單邊主義”原則，威脅、欺壓和剝削廣大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成為美國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因些，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發達國家盡可能地運用自身優勢去暢通無阻地剝削發展中國家的過程。在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上，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公開要求將不符合勞工標準的國家生產的產品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維護發展中國家工人的權利，但實際上這是一種近乎排他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小布什上臺以后，“單邊主義”更加濃厚，對WTO則采取“有用則納之，無用則棄之”的極端實用主義態度，公然推出有悖WTO公平貿易規則的鋼鐵貿易保護和農產品補貼法案。正因為如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撰文指出，工業化世界絕不應該試圖以犧牲貧窮國家為代價解決它自己的問題。利用貿易限制來處理可能源于其他政策的問題，很少有合情合理的時候，它只會加劇貧困，阻礙發展，造成問題的惡化。發展中國家一再得到這樣的忠告：自由貿易對它們有益——它們必須開放它們的經濟。然而當它們真的這么做了，卻發現富國削減的關稅還不如窮國削減的多。富國對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關稅是它們對從其他工業化國家進口的產品征收的關稅的4倍。配額和“反傾銷”懲罰還被用來阻止第三世界的產品進入第一世界的市場，尤其是在窮國有競爭優勢的領域，例如農產品、紡織品和服裝。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管它們何時以有競爭力的價格生產某種產品，都會被指責進行傾銷。安南呼吁世界需要建立一個公平自由的貿易體系。

　　第六，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助推器。以新自由市場思想和個人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尤其注重服務業和信息產品的貿易，這是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侵略擴張相伴隨的，尤其是個人主義價值觀，對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中為數眾多的青年人極具吸引力。隨著資本全球流動而產生的貼上“美國牌標簽”的大眾傳播文化，以現代傳播工具為媒體，以廣大青少年為對象，以通俗和流行為特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將文化的生產和消費服從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以摹仿和復制的方式，在流水線上制造出千千萬萬“美國牌”文化商品的同時，把劃一的具有“美國風味”的文化品，通過廣播、衛星電視和地方電視臺，推銷到每一個角落的人群去。好萊塢的虛幻世界差不多被帶到了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而在非洲的一個村莊里，收錄機里邁克爾•杰克遜的流行音樂和麥當娜的性感靡調，淹沒了傳統的激揚鼓聲。

　　這種狀況，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變得更加脆弱，也使經濟社會在保持它們本身的文化認同、社會價值觀、語言和對信息傳播的現有控制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私人或國家電視臺的節目單上，從美國輸入的廉價“肥皂劇”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歐洲文化人自己創作的影片。即使文化觀念與美國基本相同的歐洲各國，都在驚呼美國的文化消滅了歐洲的文化，何況“免疫力”甚差的非洲、亞洲等地呢？社會的文化對該社會的認同和價值導向至關緊要，全球化的媒體不僅對其他文化進行滲透，而且占主流的文化逐漸侵蝕著地方文化和宗教所規定的“規范”。法國原文化部長雅克•蘭曾經公開譴責WTO、IMF等組織驅動的全球化實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認為美國作為大眾文化的超級大國，不僅決定著娛樂活動，而且決定著面包的分配。

　　三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政治體制以及相應的眾多社會正處在失衡之中。基于純粹經濟理由由WTO推進的全球化進程，由于沒有一種公認的規則用以從國際或國家的層面進行社會協調，只能導致社會和國際政治的不穩定。如果我們猶如韋瑟福德(R.Weatherford)所表明的，即走美國人的路，上述社會失衡的發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韋瑟福德認為，美國兼容并包的文化已成了冉冉浮現的大同世界文化的核心，美國人的特性將變成人類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就失去得越多。顯然，這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消滅了內容的法則。

　　解救由WTO“扶強抑弱”規則驅動的全球化過程出現的“現代性隱憂”，建立起一種為世界上所有文化都能分享和接受的“全球規則”，最緊要的任務就是確立共擔風險，而非單方面坐享紅利的方向，讓全球的承擔風險者以公平而又適當的方式來參與構筑WTO等這些國際組織的體制。就道德導向而言，世界貿易組織更需要的是一種“太空船道德”(K•波爾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指的是，當碰到緊急情況時，大家都同意把數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余人的生命；而前者則意味著，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識到，發生了不測事件，不能撇下任何一個人，因為即使只有一個人被扔出座艙，其余的人照樣會命喪黃泉。為了生還，唯一的可能就是調動各種力量，按照商定的規則來共同排除“險情”。顯然，世界貿易組織應當考慮采納“太空船道德”的導向，以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在21世紀的人道途徑。如果群體和國家不把這樣的道德原則內在化和制度化，那么帶來的社會弊病就將更加嚴重。

　　1999年1月3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向全世界呼吁，要求實施有共同價值準則的契約，以支持合適的公共利益準則為方式，給世界貿易組織等帶來一張“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受惠于WTO規則的跨國公司和那些富國肩負起應有的責任，不要企圖以犧牲貧窮國家為代價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應當將WTO的好處全部擴展到全世界，建立一個更加公平自由的世界貿易體系。WTO規則驅動的全球化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事實，但是如果人們享受不到“某些最起碼的準則”的保護，世界經濟將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將受到威脅。

　　參考文獻：

　　[1]科頓：《全球化導致人類日益貧困》，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第8期

　　[2]唐任伍：《全球一體化的神話，發展中國家的陷阱》，《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12期

　　“The tendency of supporting the powerful and

　　restraining the weak”of WTO Regulations

　　Tang Ren-wu

　　(school of Management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game regulations of WTO were made and pursued by the rich nation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U.S.A. Those regulations are equitable in appearance but inequitable in fact,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So, virtually, “the globalization” promoted by those regulations becomes “Americanisation”. “The one-sidedness” and “the tendency of supporting the powerful and restraining the weak” of WTO regulations lead to the speculation flood of capital all over the world, weaken the national countries’ sovereign rights, worse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ountries. Polarization becomes more clear, individualism swells viciously. After China take part in WTO,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it will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

　　Key words: WTO, globalization, supporting the powerful and restraining the weak, Market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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