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世錦

　　一、正確看待和評價已有的增長模式

　　首先談一個概念問題。增長方式是過去長時間沿用下來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我在這里更多地使用增長模式的概念，這個概念除了上述涵義外，還有要素組合和競爭優勢等涵義，包容性更寬一些。簡而言之，“增長模式”包含了“增長方式”的內容，又多了一些涵義。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國內外的評價總體上說相當高，但說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經常聽到的評價是“粗放”、“低效”，如此等等。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績效”和“模式”評價如此不一，頗令人困惑。

　　對中國增長模式的評價，可以列出許多數據加以論證。這里不妨作一個簡單的邏輯推論。近一些年來，中國吸引外資數量在全球位居前列，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中國的增長模式僅僅是“粗放”、“低效”，那么，外資為什么不留在其他國家“集約”、“高效”的模式內，而要到中國來呢？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如果中國不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國家表現出更高的效率，外資到中國來就不合常理。當然，可以認為外資到中國是因為市場廣大，這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理由。但又如何解釋這些年中國出口強勁，已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而在中國的出口額中，外資企業生產產品占到一半以上的事實呢？1這表明中國不僅具有消費上的優勢，同時也有生產上的優勢，在生產要素的組合和使用上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粗放”、“低效”的確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但遠非它的全貌。我們需要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全面、客觀、無偏見的認識。對此，需要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具有國際范圍內少有的要素組合優勢。首先是市場廣大和勞動力豐富。這兩條都以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為基礎。過去我們講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負擔，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帶來了經濟學上所說的“人口紅利”。除此之外，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節儉、勤奮、守紀律等優良傳統，特別是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都是有利于發展的要素條件。國際上，具備上述某一兩種要素的經濟體較多，但同時具備這些要素的經濟體卻很少。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要素組合是獨一無二的。

　　第二，改革開放使上述要素組合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不能解釋為什么要素稟賦接近的國家之間存在發展鴻溝。問題是僅僅擁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競爭優勢。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資源豐裕地區“捧著金碗討飯吃”，資源貧乏地區增長成績斐然的事例。關鍵是要有將要素很好地組合和利用起來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創造這樣一種制度，一種體制和機制。同樣一個企業、一個地區，同樣的生產要素，改革前后就可以全然不同。開放的直接作用是促進要素流動，在國家范圍，可以引入我們過去缺少的資金、技術、供應鏈、營銷渠道等要素，使要素組合更加多樣化和有效率。開放也是一種改革，在引入上述要素的同時，也引入了新的企業制度和管理模式。簡而言之，改革開放解決了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促進要素流動，更大范圍乃至全球范圍的流動；二是改變了要素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其結果是要素組合的比較優勢轉為現實的競爭優勢。由于現階段中國的競爭優勢突出地表現在勞動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將這一階段的中國增長模式簡單地概括為“低成本競爭”模式。

　　第三，由于存在著體制和效率上的“二元結構”，“低成本競爭”仍然不足以概括中國經濟的全貌。具有低成本優勢的，主要是市場競爭充分的領域，非國有企業和改制成功的國有企業為主的領域，而在行政性壟斷嚴重的領域，國有企業集中而又未得到實質性改造的領域，低成本優勢并不明顯，甚至成為劣勢。舉一個例子，我國某大型國有石化企業與國際某大型石化企業比較，我國企業人均工資水平比國際企業低很多，但由于我國用人比國際企業多許多倍，結果單位產值的工資成本我國企業比國際企業還要高2。所以，當說到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時，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經濟的一個部分具有的特性，而在經濟的另一些部分，“粗放”、“低效”的問題不僅存在，而且相當突出。

　　第四，隨著中國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競爭優勢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過推動技術進步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促進競爭優勢的動態轉化。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隨著科學發展觀的實施，被低估的要素價格的校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加等，都對低成本競爭優勢形成挑戰。當然，中國的低成本優勢不可能在一個早上消失，但這種優勢逐步削弱是大勢所趨。這一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而且會集中地表現在這一地區。由于這一地區的產出比重在中國最大，經濟活力最強，低成本優勢削弱的影響不可低估。比較優勢的轉換并非中國特有，只不過是曾經先在美歐、日本，后在韓國、中國臺灣等地發生過的故事在中國(首先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重演。迎接這一挑戰的選擇是培育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技術進步，或用目前流行的表述就是自主創新，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其緊迫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突出，因為它關系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能否持續地保持競爭力。

　　把以上幾條概括起來，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做這樣的描述：獨特的要素組合加改革開放，使中國的增長模式呈現出低成本競爭優勢，但這一優勢并不能概括中國經濟的全貌，而且正面臨著向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轉型的緊迫挑戰。

　　二、經濟模式轉型討論中的“假問題”

　　在近年來關于增長方式轉變或增長模式轉型、新型工業化道路選擇的問題上，出現了不同意見的討論或爭論。從學術活躍與發展的角度說，這是正常的、有意義的。為了使討論深入且富有成效，我們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問題”，抓住能夠反映事物實質的“真問題”。

　　一個典型的假問題是“是否需要發展重工業”。有人認為在中國現階段“重化工業階段不可逾越”，有人則認為這個階段大可不必經歷。討論者可以有各自的論點和理由，但增長方式或增長模式與發展何種產業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套用一個著名的論證范式：重工業可以是“集約”、“高效”，輕工業和服務業也可以“粗放”、“低效”。當然，相反的論證也能成立：輕工業和服務業可以“集約”、“高效”，重工業也可以“粗放”、“低效”。許多年來大家認為中國的增長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但在過去的長時期內，中國產業增長是以輕型工業為主的。造紙業是污染嚴重的行業，它屬于輕工業；金融業是大家公認的低效率、加入WTO后抵御沖擊能力最弱的行業之一，但它屬于服務業。我參觀過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個民營鋼廠，當時產量接近千萬噸，用人不到一萬，而產量相近的國有大廠少則四五萬人(還是“減人增效”以后)，多則上十萬人，其間成本必然拉開差距。此外，這個民營鋼廠在原料運輸、煉焦、煉鐵、煉鋼、軋鋼、發電、余熱利用等環節，形成合理布局和循環經濟流程，在物流成本、能耗成本、環境保護等方面表現出獨特優勢。事實上，在不同類型行業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長模式。增長方式或增長模式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我們通常所說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問題。

　　另一個類似的問題，是對“資源約束”的看法。近一個時期，“資源約束”問題講得很多，那么，人類經濟活動何時曾未受到過“資源約束”？只要世界上有一個以上的人，而資源是有限的，就會存在資源約束問題。經濟科學的基本任務，就是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實現其優化配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市場是有效的，資源約束的強弱將表現為價格的高低。現實生活中為什么會經常看到一方面資源供給緊張，另一方面浪費嚴重的情況？是因為價格沒有起到應有作用，當事人利益與資源節約缺少相關性。價格起作用，一是刺激供給，在開放條件下，既包括國內供給，也包括國際供給；二是促進節約，少花錢、多辦事；三是鼓勵技術創新，發展各種替代品。當然，也有價格“失靈”的地方，需要政府管制加以補充，如在能耗、環保等方面實施強制性規定，但價格起作用還是基礎性的。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加快，規模擴大，重工業比重增加，資源約束的壓力確實加大了。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國內某種資源儲存、生產量“少了”，還是我們使用資源的機制有問題，資源價格受到扭曲，價格所引導的增產、節約和創新功能無法有效發揮？如果我們確實在這幾個方面都做到位了，仍然無法打破資源約束的瓶頸，那才是“山窮水盡”。進入工業化階段以后，包括那些資源稟賦不如中國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包括經歷幾次石油危機，資源約束都沒有阻擋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步伐(盡管有一些波動)，相反，成為技術創新的誘因(如發展節能、節材的家電，節油汽車等)，并為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就目前大家關注的供給約束壓力大的幾種資源(如石油、鐵礦石等)來說，增加供給的潛力，包括利用國際資源的潛力還不小，節約的潛力更大，通過技術創新發展替代品的潛力則不可限量。因此，所謂“資源約束”只是表象，它背后的真實問題是“價格失效”，價格所帶動的增產、節約和創新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資源約束”上，而輕視乃至忽視其背后的真實問題，將來面臨的問題就不會僅僅是資源約束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對“產業鏈升級”的誤解。“兩頭在外”，搞加工貿易，搞勞動密集型產業，搞OEM，外國人賺大頭，中國賺小頭——于是，有人呼吁不能再為老外“打工”了，要升級到產業鏈的高端。向產業鏈中高端延伸，積極發展研發、品牌、供應鏈、營銷渠道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環節，無疑都是正確的，是我們所強調的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內容，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這個轉變；是不是所有企業都應該和能夠做這件事情；為他人“打工”，搞加工制造，是不是就一定比從事中高端環節“吃虧”？進行勞動密集(和部分技術密集)的加工制造，勞動力價格低只是條件之一，正如前面所說過的，還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好的體制、機制與政策的支持。這正是當年東亞“四小龍”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而中國則不能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比中國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不能替代中國位置的原因所在。就發達國家而言，并非不想將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環節放在本國，而是因為要素成本過高，“養不起”。如果低成本的普通勞動力能夠大量跨國流動，發達國家未必愿意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后起國家轉移。所以，在中低環節進行加工制造，當“世界工廠”，是其他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做不到”，發達國家“養不起”的一件事情，做好這件事情并不容易，也不丟人，不能說明“無能”，相反，表現了中國在這個領域獨到的競爭優勢。即使將來一部分環節向高端“升級”了，我們產業中的相當大部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還是要做“中低端”，做加工制造，而且在這個領域把事情做好的潛力還很大。道理很簡單，沒有中低端，高端何以存在？且不說能力如何，大家都去做高端，也就沒有高端了。此外，處在高端與中低端，并非一定顯示能力的強弱，更多的是不同類型能力和競爭力的分布。

　　我們產業中的一個部分，應該向高端升級，而且這種緊迫性和可能性較前大大增加了。實現這一升級，首先要把中低端的事情做好。例如，在研發、品牌、營銷等環節形成競爭力，都要以對加工制造環節的深入理解為基礎；要有一個有利于創新的企業體制，企業領導人有足夠的激勵去考慮一二十年后的事情；要有能夠促進產業鏈上專業化分工協作的配套條件；政府在公平競爭、鼓勵創新、培育高級生產要素等方面，能夠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最后，要有長期努力和承擔風險的準備。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由于技術進步速度加快，不確定性增加，高端投資的風險相應增加。既有投資成功獲利豐厚的例子，也有投資失誤，損失慘重，企業長期陷入困境的例子。

　　向產業鏈高端延伸的過程，是企業和產業成長的“自然過程”。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時間、大批新型企業的成長時間都不長，在這不長的時間內，就出現大批在高端領域具備競爭優勢的世界級大企業，反而是不正常的。我們一方面要有緊迫感，使有可能升級的企業盡快升級，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長”，使一些企業原有優勢丟掉了，新的優勢又沒有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三、真問題：我們需要轉變什么

　　以上討論是為了正確地提出和回答我國增長方式或增長模式轉型面臨的“真問題”。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應當優先和重點關注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被扭曲的要素價格的糾正。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不少地方實行低地價乃至零地價。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資源沒有建立起合理的資源收費制度，不少資源產品價格偏低。我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存在的現實，使勞動者在市場供求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是多年來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的基本原因。然而，在勞動者權益保障、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說明在體制和政策上存在著人為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因素。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是資源浪費和誤置的主因。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增長模式轉型、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不可能得到實質性推進。

　　第二，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重點加快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目標和措施都已明確，應當堅持不懈地推進下去。壟斷性行業主要處在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領域，其中有自然壟斷環節3，更多的是行政性壟斷。宏觀經濟的波動幅度的加大，與處在壟斷性行業的市場反應遲緩、效率低下直接有關。壟斷性行業改革，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新的投資者和生產者，在能夠競爭的環節盡可能引入競爭，對其中尚未實質性改制的國有企業，要通過多種途徑積極推進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的改進。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成效，將會對整個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改進對政府經濟社會發展實績的考核指標和機制。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爭議很大。一方面，傳統體制延續下來的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和越位的現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培育發展環境、提升生產要素質量等方面作用日益顯著，這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全球范圍內呈現出的現象。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政府對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的作用不一定在減弱，因此，改進對政府發展實績的考核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問題不僅僅是單純追求GDP，其實，GDP中也含有大量社會發展指標(如科教文衛等行業的發展指標)，過去存在的一個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指標。此外，綠色GDP指標、人類發展指標和反映資源環境制約的約束性指標等，都應當通過認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納入考核體系。這方面需要探討的問題很多，比如某個地區被認為不適合發展工業，重點實行生態保護，為此要調低GDP指標，明確生態保護指標，同時在如何進行補償，如何保障當地居民發展權益等方面，也應提出相應指標。

　　第四，繼續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改進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推進增長模式的轉型最應該做好的一件事情。保護各種合法產權、維護競爭秩序、反壟斷等，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加入WTO前后，我們在這方面有了長足進步。但地方保護、不同類型企業歧視等問題仍在發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覺”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某個地方政府提出“重點扶持”某某企業，多種政策和資源向這些企業“傾斜”，事實上構成了對其他企業的歧視，而且對吸引外部企業投資是不利的。但是，當地政府并不以為這是“問題”。政府對產業的管制，要由管項目、管投資甚至管品種為主的“經濟性管制”，轉向以安全、環保、節能、技術標準等管理為主的“社會性管制”，轉向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以“規模經濟”為由設立進入標準，在經濟學上是難以成立的。以

汽車行業為例，有的企業生產1萬輛就能賺錢，有的企業生產10萬輛也在賠錢。因為涉及到市場供求關系、企業激勵機制、技術和設備來源、投資成本、配套環境、企業戰略等多種復雜因素，不同企業將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而且隨著技術進步、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深入，這種差異性趨于加大。特別是在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國有企業和改制后的國有企業為主的領域，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的問題，應當主要由投資者、生產者自己決定。設想政府官員比投資者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的資產盈虧，在邏輯上不能成立。政府應主要通過安全、環保、節能、技術標準等管制，防止和減少企業對社會造成負面外部性。當然，企業有時在宏觀和產業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關部門如果在這方面具備信息優勢，應當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上。當前面臨的問題是，政府是否具備或者通過改進能夠具備這種信息優勢，是否有足夠的激勵去做好這件事情。一定意義上說，信息服務可以成為政府職能轉變可觀察的一個標志。

　　第五，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改善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政府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是過去一些年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也是政府職能轉變、建設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既是居民普遍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的需要，也是改進勞動者素質、增強創新能力、改善發展環境的需要。換一種說法，這種公共服務，既能促進“公共消費”，也是一種“公共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加強公共服務，首先有一個增加投入的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和國家財力的增強，更多的財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從前一時期的討論看，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對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政府和市場各應扮演何種角色，二者如何有機結合，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的基本問題。否則，很容易在思想上、實踐中陷入混亂，延緩或誤導相關的改革和發展。

　　第六，培育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自主創新是“十一五”規劃的戰略重點，其背景是，我國已經到了依靠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增強競爭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階段。問題是如何才能形成有效推進創新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舉例說，一個企業負責人，如何才能有足夠的激勵去開展創新活動？外部要有激烈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公平和有秩序的，競爭使企業不創新就活不下去；內部有一套機制，使企業負責人能夠“高瞻遠矚”，愿意去做5年甚至10年后大見成效的事情；有一個好的創意，能夠及時得到資金特別是風險投資的支持，成功則已，不成功也“輸得起”，既要“鼓勵創業”，更要緊的是有“容忍失敗”的機制(不能因為失敗而被債主逼得見不了人)；創新成果能夠得到

知識產權的必要保護，人才合理流動促進技術外溢和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創新型活動，特別是處在培育期和正外部性突出(如共享技術)的研發項目，能夠得到政府財稅政策的支持，如此等等。顯然，與實現這一“愿景”的要求相比，現有制度和政策環境的差距或小或大，有的方面還相當大。沒有組織、制度和政策創新，技術創新將大打折扣，甚至寸步難行。現在有人把自主創新的困難，理解為缺資金、缺優惠政策。這方面的問題固然存在，也需要解決。同時我們也看到不少科研項目大把花錢，成果寥寥的例子。不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形成“自主”追求創新的微觀機制，講自主創新有可能演變為爭資金、爭優惠政策的競賽(此類競賽已經很多了)。如此離真正的自主創新不是近了，而是更遠了。

　　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不只是上述幾個，但如果這幾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增長模式轉型將會取得實質性(而非僅僅形式上)的進展。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不容易，這正是增長模式轉型“知易行難”的原因所在。盡管如此，如果我們期待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期待中國能夠保持并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就必須面對并下功夫去解決這些問題，除此之外并沒有更好的選擇。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