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等于增加交易成本，抑制競爭和創新，往經濟增長鏈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潤滑劑

　　陳志武

　　記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84年，那時我在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還沒學過什么中國歷史，所以對上海跟中國其它地方的差別，除了驚嘆之外，似乎沒有太多別的感受。只是這幾年到上海的次數越來越多，去的越多，反而越對上海的故事著迷：為什么上海這么發達？是什么使鴉片戰爭之后的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和寧波成為1949年前中國最發達的城市？如果這五個城市有什么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是沿海，再有就是它們是鴉片戰爭之后的五個自由貿易通商口岸。那么，是自由貿易給它們帶來了繁榮嗎？ 假如我的湖南老家、還有中國其它地方也一直能參與自由貿易，那情況會怎樣呢？為什么這些其它省市不能參與自由貿易？這些問題當然不只是學術問題，而同時涉及到中國開放政策的未來問題，是些永久的話題。

　　自由貿易優在何處？

　　我們先看看“沿海”這一特點所帶來的差別。在世界各國，沿海地區普遍比內陸發達，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沿海省市，比如江蘇、浙江、

福建、廣東，還有像湖南洞庭湖周圍的縣市，等等，都是中國歷史上富裕之鄉，它們的文化也比不靠海不靠河的地方更發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直到19世紀末鐵路進入中國之前，水運和馬車是僅有的兩種運輸手段，從規模上講，由于馬車需要先修馬路才能通行，在沒有足夠廣泛的馬路網之前，水運成為最主要的規模運輸手段。

　　實際上，即使到今天，雖然有鐵路、公路還有空運，但在成本上還是河運和海運最低。這就是為什么至少從唐宋開始，沿海、湖濱和主要河流旁的鄉鎮之商業不斷發展，他們的運輸成本以及運輸規模優勢讓他們走在其他地區之前首先發展貿易，使其商業文化也得以進一步深化。比如說，去蘇南鄉鎮時，你會看到家家都有一條小河連到其屋邊，那當然不是為了審美，而是當年各家賴以做貿易的運輸“公路”。

　　相比之下，我的湖南茶陵老家就沒有那么幸運，那里沒有足夠深的水路，丘陵山地使陸運很難，這些交通障礙等于使當地人的跨地區交易成本變成無窮大，所以直到1960、1970年代修建公路鐵路之前，我的老家人民基本上無法從事有足夠規模的跨地區貿易，也就沒有新的動力刺激當地的生產力，人們的生活狀況在過去幾千年不變，不能從基本的生存挑戰中解放出來。

　　山西是內陸，為什么晉商在明清時期發展得這么快呢？駱駝和馬運規模雖然有限，但正因為山西地處中國跟中亞、俄羅斯的貿易要道上，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給他們以獨特的商機。可是，到19世紀鴉片戰爭之后，海洋貿易成為中國外貿的主旋律，低成本、大規模的海運使山西晉商失去其優勢，晉商的處境開始走下坡路。

　　中國各地的經濟史是一部部交易成本和貿易機會的歷史，貿易機會可以是天然的(如沿海)或者意外出現的(如香港)，也可以是人為創造的(如選擇開放)；交易成本也如此，既能是天然的(如靠海)，也可能是人造的(如貿易保護)。交易成本和貿易機會兩者當然也相互作用，互為影響。有一點是肯定的，沿海省份跟內陸的經濟差別，不是由于沿海人從本質上跟內陸人不一樣，而是過去多個世紀里沿海地區得天獨厚的、更自由的貿易機會造就了他們。

　　為什么自由貿易能如此改變社會、促進發展呢？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論，貿易促進社會分工，更細的勞動分工促進專業化水平的提升、生產力的提高，后者進而帶動需求與供給的增加，需求與供給的上升又進一步回過頭來促進貿易的發展，使市場容量與深度發生新的升華。這種“分工——專業水平上升——市場擴大——進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環，正是世界經濟得以不斷發展的基本原因，也是推動一個社會的文化與制度改良、激發技術革新的基本動力。能否為這種斯密式經濟增長鏈提供足夠的潤滑劑，是判斷一國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

　　那么，自由貿易制度在促進社會分工、推廣市場范圍中的作用在哪里呢？我們可從交易成本和市場競爭兩角度來理解。

　　在今天，輪船、汽車、火車、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已把湖南茶陵以及湖南其它邊緣縣跟廣東、甚至跟國際市場都便利地連接上了，從運輸成本的角度看，這些交通已讓跨地區的交易成本變低，斯密式的經濟增長鏈已具備了技術基礎。可是，直到90年代后期，湖南的一些政府在與廣東交界的公路上到處設路障，阻止湖南的大米、豬肉等農產品運往或說出口到廣東，理由是這些出口使湖南的米價、肉價漲得太高，讓當地老百姓買不起大米和肉。這種反貿易的政策從根本上增加交易成本，實質上是對沖了現代交通工具所能帶來的好處。

　　在進口方面，比如，香煙等制造品，要么只允許湖南的香煙才能在本地銷售，要么重點照顧本地產品并給外地進口的產品征稅、設置障礙，理由是保護本地同類產業。這不僅增加交易成本，讓本地老百姓得不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而且從根本上壓制競爭，從而抑制創新(這類貿易保護不只在湖南，而且在全國各地都有，如北京的出租車就主要是北京的“現代”汽車)。

　　貿易保護主義等于增加交易成本，抑制競爭和創新，往經濟增長鏈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潤滑劑。結果是，過去28年廣東經濟飛速增長，廣東人的收入快速上升，本來湖南作為直接的鄰省應該能享受廣東最多的外溢效應，但這些外溢效應被貿易保護主義排斥在外。

　　復雜多變的世界貿易政策史

　　地方貿易保護主義當然荒唐，因為一個省、一個地區往往在經濟上難以自給自足。那么，在國家層面呢？難道國家貿易保護主義也荒唐嗎？加上民族主義情節后，其討論可能更加難以理性。讓我們先看看其它國家的經歷。

　　歷史上的古羅馬以自由貿易而興盛。但在羅馬帝國衰敗之后，歐洲進入封鎮為王的中世紀，各城邦限制彼此間的貿易，重點保護自己的經濟。首先走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城邦國應該是尼德蘭(今日荷蘭的前身之一)，尼德蘭國家很小，12世紀人口不到100萬，資源非常有限，它必須靠跨國貿易而生存。但這并沒阻擋當地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使用武力把外來的競爭排斥在外，起初，只要一發現別人要模仿荷蘭人的毛紡技術，就將其摧毀。

　　盡管如此，到12世紀末，尼德蘭基本上已把其市場全面開放，歡迎競爭。到14世紀，尼德蘭已成為歐洲的商業中心，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活躍的商品交易與金融中心，也是波羅的海谷物貿易的重港，相當于歐洲當年的香港。自由貿易讓荷蘭很快變成歐洲的經濟強國，到17世紀中葉已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國家。

　　只是到17世紀末，荷蘭開始增加關稅，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使貿易額下降、國內物價上漲，這也促使工資上升，以對沖上漲的物價。勞動力成本的上漲迫使荷蘭最終失去國際競爭力。到18世紀中，其經濟強國地位已讓步給英國。荷蘭靠自由貿易起家，最后以貿易保護主義結束它的帝國地位。

　　由于受到荷蘭自由貿易的影響，在16世紀上半葉，英國取消了多種關稅，解禁一些產品的進出口限制。但是，這些自由貿易舉措壽命很短，在16世紀后半葉，許多貿易保護政策重新上臺。

　　到1604年，隨著之前的經濟危機的結束，英國再次推出自由貿易，放棄關稅。但是，到17世紀末，英國又重新啟動關稅，特別是從1690年到1704年，其進口關稅上漲四倍，那次漲關稅的部分原因是英國政府需要增收，部分是出于報復同期法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為什么自由貿易政策總那么脆弱呢？從樸素的邏輯上看，不管是在那時的英國還是今天的美國和中國，自由貿易總是一個在社會政治層面難以維持的政策狀態，因為一般人很難看通自由貿易的好處，但卻很容易看到貿易保護的表面好處。比如，眼睜睜看著外國進口貨擠滿、沖擊國內市場，或者看著外資吞并國內企業，外國人似乎正在奪走那么多就業機會、奪走或擠掉那么多“自主”品牌，你說，不去給外國人、給外資設限，那能行嗎？即使學者覺得貿易保護主義會毀滅本國的創新競爭力、迫使老百姓花更高的價格買更次的產品和服務，社會大眾也不一定能理解這種邏輯，因為“創新競爭力”等太抽象。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從一個全新的高度對自由貿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梳理。那時碰巧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起點，到1800年，英國的機械制造、特別是機器紡織能力已經特別強，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使英國棉紡生產力很快過剩。這隨即帶來兩方面的挑戰，第一，當時的英國人口不到2000萬，生產這么多的衣服、布料后賣給誰？第二，機器紡織業需要大量的原材料，盡管英國有足夠的煤儲藏量，但棉花從哪里來？本來，英國可以依靠它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生產棉花，然后運到英國，但是，1776年美國獨立了，之后進行了好幾年的獨立戰爭使英國無法再對美國這一貨源放心。

　　在這種背景下，英國于1820年再一次推動自由貿易，1846年廢棄《谷物法》，結束對谷物進口的限制和關稅，1849年廢棄《航海法》，不再要求英國以及其殖民地的外貿運輸必須由英國船隊運送，結束英國海運公司的壟斷，使英國進入全面零關稅時期，并在全球范圍內推動自由貿易。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是非常成功的，1760年時英國占世界制造業1.9%的份額，到1830年上升至9.5%，1860時則高達19.9%，其貿易額占全歐洲的20%，其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貿易的三分之二，讓只占世界人口2.5%的英國成為主宰世界的帝國。

　　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一直維系到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次政策轉變也同時標志著英國帝國衰敗的開始。

　　美國的貿易政策也是幾經波折。自1776年美國獨立之后，自然地它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要求排除外國勢力的影響的情緒很高。1789年，國會通過第一項關稅法案，單項關稅在5%至15%之間，平均為8.5%。 1816年，關稅普遍上調到25%至30%，特別是對各類制造品征收重稅。到1828年，貿易保護主義達到頂峰，平均關稅升至49%。自1846年開始，國會通過一系列立法降低關稅，到1857年下降到20%左右。

　　但是，1890年、1913年、1922年、1930年美國國會相繼通過一系列法案，提高美國關稅，后三次是對歐洲貿易保護主義的報復行為，其效果是把美國關稅推到歷史新高。許多學者認為，那些關稅的大大加重了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

　　二戰之后，美國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帶頭建立國際關貿協定組織(GATT)以及此后的WTO，構建世界自由貿易架構。隨后的60年，美國基本遵照自由貿易原則建立相應的國際秩序。但是，隨著1980年代日本制造的強盛，特別是等到1990年代中國制造逞強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又重新在美國抬頭。這次的結局如何還難以斷定。

　　中國要不要學貿易保護？

　　現在輪到中國做選擇了，是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主義？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理解清楚荷蘭、英國、美國各自的特點以及它們所在的時期。尼德蘭或者說荷蘭在13、14世紀的人口不到100萬，又沒資源，所以如果沒有貿易，它會難以靠自身單獨發展，就像中國的地區市縣難以自身獨立發展一樣。

　　英國在1700年后人口過1000萬，比當年的荷蘭大許多倍，它作為島國的資源也比荷蘭多。但是，它跟當年荷蘭的不同在于新的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械化生產，使英國不得不從國外找資源進口，并同時在國外找出口市場，因為英國的人口太小，無法消費完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棉織品。只有放開市場，當時的英國才能保持其持續增長。

　　美國的情況跟荷蘭、英國都不同，它的國土和方方面面的資源都及其豐富，真是幅員遼闊，盡管今天的人口快三億，其人均土地還是在世界的高端。它歷來開放的移民政策使其人口不斷增長，這直接保證19、20世紀美國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張，為其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幾乎無限的需求。在幾個重要方面美國與其它國家不同：

　　第一，在國內經濟制度上，美國從一開始就繼承了英國的自由市場傳統，美國獨立之時恰巧是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年，自由競爭是美國經濟的基石，加上美國的法治、個人自由和私有制所提供的創業創新激勵，這種自由競爭從19世紀初開始一直推動著美國一波接一波的科技革命，這些技術革命使美國經濟在有無外來競爭壓力下都能有充分的增長原動力。

　　第二，美國自19世紀初開始領先世界金融業的創新與發展，銀行借貸、保險、證券、

股票市場等的發展為美國家庭規避未來各類風險提供了相應的金融工具，讓美國人在不用擔心未來的狀況下能大膽消費，不用存下太多錢，美國人的消費行為給美國經濟提供了幾乎無限的需求，這種內需水平是其他國家到今天還無法跟上的。因此，美國國內一直具備的最有利于斯密型經濟增長鏈的制度架構，充分的市場競爭，不斷擴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支持內需增長的金融保險體系 —— 這些特點使美國在早期發展中即使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其經濟也能強勁增長。

　　中國的工業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特別是從1950年代至1978年，

中國經濟完全沒有外來競爭，被完全保護起來，按理說，那已經給了中國工商業最高的保護。1979年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國外的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具備了相當的水平。中國經濟的崛起本身也意味著中國企業不再需要保護。

　　那么，今天的中國經濟更像上面講到的哪個國家的哪個時期呢？顯然不像荷蘭，因為中國太大。本來，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其國內市場巨大，至少可以像美國的一樣為本國的經濟增長提供巨大的內需，這樣即使中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經濟或許照樣能增長。可是，中國今天的經濟制度架構跟19世紀的美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美國采用的是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私有經濟，它有著內在的激勵創業創新、產生旺盛內需的經濟體制，這些是仍然以公有制為主體、以政府管制為特色的中國經濟所不具有的，內需不足與市場競爭不夠繼續是中國經濟的特點。因此，無論貿易保護主義在19世紀是幫了美國還是害了美國，中國今天的局面跟美國的截然不同。

　　從幾方面看，今天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800年英國面對的一樣：一方面需要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另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出口市場。再就是，中國跟當年的英國一樣，也已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力，能夠面對新的國際競爭。不同的是當年英國的出口壓力是由于新的機械化大生產所致，而中國是由于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僅僅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中國也必須保證有極大的出口市場，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壓力，改變國有壟斷的局面。

　　跟中國相比，美國已經是世界經濟最強國，從某種意義上講，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經濟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業或企業中采用貿易保護政策，這也不一定對其經濟有太多傷害；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有了目前的實力之后，更應該希望其它國家都開放，自己當然要堅持開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能進一步增長，也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磨煉出真正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并在國內進一步推動有利于市場持續發展的制度變革。最壞的政策是在這種時候中國主動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