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現時困擾

　　文/ 巴曙松

　　在全球資本過剩環境下，中國是外資資產配置的重要目標，人民幣隱憂猶存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已經一周年。從匯率改革的實踐來看，除了局部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總體向好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改革進程中也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

　　內外部平衡壓力增大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在中國雙順差規模持續增長、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加劇的環境下進行的。雖然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進展，但事實證明，在當前的國際經濟金融格局下，僅僅依靠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而忽視美元和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或者僅僅期望通過匯率調整而不是更大程度上依靠經濟結構調整來調節國際經濟的失衡，都是不現實的。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已經采取了十分積極的匯率波動和經濟結構調整措施，但是美國采取的相關政策十分有限。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經濟格局下，中國宏觀經濟內外部平衡的壓力與沖突有所加大。由于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日益加劇的外部失衡正通過特定的路徑加劇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集中表現為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帶動下的市場流動性的泛濫。大量的流動性推動了信貸的膨脹和投資的高速增長。中國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1.3%，到6月末人民幣新增貸款2.14萬億元，占央行全年貸款目標的80%以上。

　　在美元采取的調整措施有限、同時中國已經采取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還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見效的背景下，中國在面對外部經濟失衡時，往往只能通過采取一些應對內部經濟失衡的政策工具來調節內部經濟過熱問題。但是，實際效果并不十分令人滿意。2006年4月份以來，中國政府采取了提高貸款利率、兩次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定向票據以及對銀行進行窗口指導等方式對內部失衡進行治理。從目前情況來看，流動性過多并不能很有效地解決。

　　匯改政策取舍兩難

　　人民幣有效匯率是人民幣與多種貨幣匯率的貿易加權平均匯率，是反映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總體競爭力和實際購買力的綜合指標，當前人民幣有效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十分明顯。

　　2006年以來，美元兌歐元貶值10%左右，美元兌日元也有不小的貶值，其幅度都遠遠大于美元兌人民幣貶值的幅度。這不僅抵消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效果，而且使人民幣有效匯率可能有輕微的貶值。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中國有效匯率顯示，2005年人民幣出現一定幅度的升值，但進入2006年后，無論是名義還是實際匯率都呈現持續貶值的態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近期貿易順差屢創新高的現象。

　　通常來說，貨幣的升值壓力可以有多種化解方式。大致上，既可以通過擴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等措施來化解，也可以通過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等來調整。從價格角度來說，國內價格的上升也是化解升值壓力的一個途徑。在外匯儲備持續上升的背景下，究竟是容忍名義匯率的更大的波動幅度，還是保持較小的匯率波動幅度但是容忍更高的國內物價上升幅度，或者適當控制有效匯率的波動幅度使得其更為靈敏地反映國際外匯市場的匯率波動，將是一個宏觀的政策平衡過程。

　　外匯儲備持續增長隱憂

　　中國6月底外匯儲備已經達到9411億美元，這是當前特定的國際經濟背景下的產物。雖然近幾年來中國一直提出不追求貿易順差、追求國際平衡的策略，但是貿易順差仍然屢屢創紀錄，內需無法在短期內迅速擴張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態勢不可能也不應該在一夜之間發生逆轉，外匯儲備的增長趨勢可能還會繼續。從2005年到現在的增長速度看，如果未來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大的變化，中國的外匯儲備2006年年底可能突破1萬億美元，按照每年平均200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的話，兩年后可能就會接近1.5萬億美元。

　　外匯儲備之所以成為當前觀察宏觀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因為在存在一定程度的國際收支失衡時，外匯儲備的規模變動一方面聯系著國際收支變動中的資本流動、貿易收支等情況，另一方面也同時聯系著國內貨幣供應量、外匯市場走勢，等等。在中國的外匯市場上，外匯儲備的增長、以及由此帶動的中央銀行的外匯占款的增長，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也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一個關鍵性的擾動因素。

　　應該看到，在外匯儲備已經大量形成的時候，如何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從國際經驗看，外匯儲備一般滿足三種需求：數月的進口貿易需求、流動性需求即償還外債的能力以及投資性需求。在前兩者都能滿足的情況下，就要探索外匯儲備的高效率運用，不應該僅是低效率購買債券等。

　　配套措施共同推進

　　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一定意義上與不同領域的經濟改革密切相連。為了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的狀況，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采取一攬子的改革措施。

　　可以預計的是，如果沒有本土的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仍然將依賴外向部門，貿易順差居高不下的情形仍將持續出現。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應該加大對發展內需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圍繞消費需求增加投資。例如在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醫療、教育等服務資源的投入。另外，相應的服務等行業的準入管制的放松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應當采取實質性措施鼓勵外資和民營資本進入服務業投資，特別是對于一些帶有壟斷色彩的部門要掃清制度性的障礙。

　　增長方式向內需的轉換必然要和建立公共財政制度聯系在一起考慮。制約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的因素之一，是很多基礎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不健全，所以，必須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此逐步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釋放城市居民和農村農民的消費能力；

人民幣升值帶來投資成本下降，可能吸引市場主體加大投資，財政便可加快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將更多的財力用于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人民幣升值之后，外國農產品顯得相對便宜，這對農民收入可能形成沖擊。由于農業是個土地依賴型的產業，中國人均占有耕地較低，就使得中國只是個農業大國但不是農業強國，同時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消費的檔次正好是中國的城市中目前供應過剩的產品，因此，要轉向內需帶動經濟增長，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向農民轉移支付和財政補貼；外貿的轉型要求進行

出口退稅政策等稅收政策的調整。

　　此外，從匯率調整本身來說，決策機制可能也存在改進的余地。例如，關于匯率調整的政策討論，往往涉及到多個部門的博弈和權衡，如果一些部門僅僅從局部利益出發過分強調或者夸大匯率波動或者適度升值對于特定行業和地區的沖擊和影響，就可能會從宏觀上制約整個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