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價稅改革應先于匯率放開

　　——宏觀調控的揚湯止沸與釜底抽薪(下)

　　華生

　　宏觀政策中的常規經濟工具受限，是否還要更多地借助行政性干預和首長負責、指標控制的手段？客觀上說，這類手段早就大量使用，但效果已急劇衰減。常聽到“現在的宏觀調控是中央與地方的博弈”這樣的說法，其實這只是多少描述了并不深刻的表面現象。不錯，中央和地方有各自的角度和利益考量，因而確實存在利益博弈。但是，地方要的經濟增長，不正是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和組成部分嗎？沒有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央的憂慮和麻煩難道不是更大？說到底，中央與地方的差異，只是在中央想快的時候，上下利益一致，中央想慢一點的時候，各個地方不會按節拍同時慢下來。這里原因在于，凡老實聽話下馬減速的人在下一輪必然要到來的國民經濟增長中，肯定是失去先機、慢了一拍、自丟財源的吃虧者。幾個循環下來，老實人越來越少，“陽奉陰違”的聰明人越來越多，這是體制使然。更何況快慢本來也沒有絕對標準，各地起點懸殊，基數不平衡，沿海要發展，中部要趕上，東北要振興，西部要開發，算誰快了？速度能拉平嗎？行政手段的控制，舉起來重，落下去只能輕，副作用和抗藥性越來越強，這是從2003年來宏觀調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總也調控不完的基本原因。

　　因此，宏觀調控要有效，首先要解決目標和對象問題。經濟增長速度快本身不是問題，也不是過錯，相反，倒確是中國人的成就和驕傲。宏觀調控不是調速度的快慢，而是要調高速度背后的不可持續性。現在

中國經濟中，什么東西不可持續？一是對外貿易順差的不斷累積不可持續。因為它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大的國際摩擦和報復性代價，而且發展下去會變成我們血汗出口，實際上給別人納稅，最后換回一堆不斷貶值、縮水的紙幣。所以我國政府也宣布了中國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的目標；二是對內的能源、資源、環境消耗的不可持續性。因為長期吃祖宗遺產，透支子孫福利，經濟增長的結果是資源耗費、環境惡化乃至綜合生活質量提高不多，那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償失了。進一步追究，這外部和內部的兩個不可持續，根源和基礎還是內部。因為外部順差累積本身就是內部能源資源環境長期補償不足的產物。因此可以認為，宏觀調控的治本之道，就是要啟動一再延誤的資源價格和財稅制度的改革。

　　我國的一般商品價格，本來基本上都市場化了，但不幸的是，沒有市場化的那一小部分價格，恰恰是能源資源。這小部分基本能源資源價格一變形，整個加工品、服務品的價格就都扭曲了。我們現在一方面用罕見的高調行政辦法，宣傳和強制要求大家節約能源資源，一方面用人為的低價事實上鼓勵人們消耗和浪費，這是非常矛盾和荒唐的現象。在整個價格結構扭曲的情況下，又何談什么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呢？

　　在資源方面，有一點要特別提出的就是勞動資源的價格和保護。不錯，勞動成本低，是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階段，它既是代價也是進步。但是，我國由于歷史上的城鄉隔絕政策，實行的對勞動人口依戶籍的分類歧視，本來就是一種超市場化強制。它既破壞了勞動市場的公平原則，也破壞了勞動市場的效率原則。目前我國工業、建筑業、采掘業和低端服務業中的勞動主力軍由16-35歲的農民工構成。這億萬勞動大軍背井離鄉，基本不能在工作地安居，缺乏基本的家庭生活和撫育后代的條件，實際上連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都實現不了，更談不上勞動力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很顯然，這種對青壯年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也是不可持續的，實際上已經開始在產生日趨嚴重的經濟、社會和倫理問題。

　　不難看出，能源資源包括勞動價格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可以有效節約能源資源，促進整個國內資源的合理配置，改善投資結構和質量，可以提高勞動和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生產過剩危機的風險，還直接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降低升值預期，推動國際收支平衡。因為對我們這樣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順差國來說，

匯率變動對改變順差的作用有限，而且是間接通過能源、資源和勞動等要素價格的重估才發揮作用。而能源、資源包括勞動資源的市場化價格改革則是直接調節進出口貿易平衡的。只有在被人為扭曲、壓低的能源、資源價格回歸到與國際市場接軌、勞動價格恢復到可持續再生產的水平之后，我們才能真正知道我國還會有多少順差，以及一個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究竟可能在什么區間。

　　財政稅制的改革是對能源、資源價格改革以及勞動和環境保護的必要配合。即使是沒有人為壓低和管制的能源資源價格，但由于我們現行價格體制只反映了開采成本，根本未考慮和計算資源和環境成本，這種不考慮外部性的價格并不是可持續和有效率的市場價格，過去沿襲下來的出口導向性的

出口退稅和招商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更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成本和價格扭曲。因此，現在需要全面開征有力度的資源稅，制止我國本來已經相當貧乏和稀缺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破壞，修訂出口退稅和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體制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革。通過利益關系的調整而不僅是行政命令來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協同性。

　　能源資源及相配套的財稅改革會全面沖擊我們現行的投資結構、生產結構、外貿結構和消費結構。僅就消費結構一項來說，它就會帶來水、電、油、氣等價格的大幅上漲和相應的補償等一系列吃力不討好的麻煩。但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有可持續和有質量的增長和進步。希冀無痛而又不苦口的治療，我們恐怕還要長期的忍受宏觀調控和行政干預的周而復始。

　　總之，這一輪投資膨脹和經濟偏熱是貨幣流動性過剩的產物。后者又直接來源于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發展。積極吸納流動性、對沖外匯占款導致的被動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揚湯止沸的必要手段，這方面的努力還有很大空間。在我國現行條件下，利息和匯率手段是具有很強雙刃性的工具，只能謹慎和有限地使用。國際經驗表明，大幅加速匯率變動刺激升值預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行政手段調控經濟效應每況愈下，需要淡出。宏觀調控的真正對象不是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本身，而是高速度背后對外順差積累和對內能源、資源、環境消耗的不可持續性。這就需要果斷和大踏步地進行能源、資源價格改革以及財稅制度的相應調整，以改善投資結構、外貿結構和消費結構，從宏觀調控內外失衡的釜底中抽薪。

　　此外，消費和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過低，而且收入差距過大，是宏觀經濟失衡更深遠的基礎，那是由我國畸形的城市化戰略造成的，筆者將另文討論這個問題。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