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法不可取

　　薛兆豐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認為，我們的福利來自于完善的規定和法律。每當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們的直覺就是要讓政府下個規定，甚至立個法，讓“起碼”的生活水平有個保障。如果有人違反這樣的法規，就要予以追究和嚴懲。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規定”出來的。

　　工資是由什么確定的

　　收入怎樣才合理，眾說紛紜。常常有人認為工資應該根據人的素質來定。如果考古學博士去教小學，紅樓夢專家去掃地，那么工資似乎就應該高一點。反過來，如果連中專都沒有畢業，倒是賺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沒有下過苦功，所以大家就覺得不合理。

　　這種想法是錯的。說得深奧一點，錯誤的根源就在于，他們以為原材料的“成本”決定了最終產品的“價格”。但經濟分析的觀點則正好相反：“供求”先決定最終產品的“價格”，而最終產品的“價格”再決定原材料的“成本”。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順序完全顛倒過來了。

　　那個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賺大錢，是因為市場對她有需求，您可以討厭她，但得承認，別的很多人喜歡她，所以她的勞動力才值錢；而不是反過來，因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錢。培養博士和專家的成本確實很大，但他們如果去掃地，那就只能接受掃地的工資，而他們過去鉆研學問的成本與此無關。如果我搬到總統套房里寫專欄，那么應該提高我的稿酬嗎？不。

　　歸根結底，市場的“供需”是勞動力價格的惟一決定因素。

　　最低工資法的惡果

　　既然工資是由勞動力的供需決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來規定工資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費心機。理由再簡單不過：我們既不能“規定”勞動力的供應，也不能“規定”勞動力的需求，否則我們早就干脆“規定”自己是個富翁了。

　　“最低工資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嗎？規定它高一點好了——人們往往這么想。但大家沒有料到，這種硬性規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業，是低薪求職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來不要漫天要價，漫天要價會傷害他們。

　　我們知道，“最低工資法”規定的只是貨幣工資，而貨幣工資僅僅是“全部報酬”的一部分，此外還有勞動保障、醫療費、有薪假期、工作環境、職業培訓等等，那才是“全部報酬”。如果用法律來硬性規定其中的貨幣工資，那么雇主就會在長期內調整其他報酬，使“全部報酬”回落到本來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們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贊成“最低工資法”，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它的害處。但有些人則是別有用心的，因為強制性地提高工資，會產生意想不到后果。

　　例如，美國北部的工資比較高，南部的比較低，但北部的工會卻極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資。這是為什么？那是沒安好心。因為北部的工資本來就高，而且勞動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資對成本的影響小；但南部勞動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成本就會大增，競爭力就會削弱。

　　美國的制衣工會，也一直強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資，聲稱那是為了保護新移民和年輕人，不讓他們受低工資的“剝削”。但實際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資，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輕人就會失業，最終得益的是工資本來就比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難不是因為規定不夠

　　萬一我淪落到要討飯，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討飯，那只會進一步傷害我。您或許說我該去學點會計或英語，但“應該”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給人擦鞋，請不要規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資。如果您愛護我，就請保護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權利——擦鞋，以及保護我的顧客用最便宜的價格購買服務的權利——被擦鞋。

　　蕭伯納筆下的苦難，與其說是因為福利規定不足或資本家貪婪引起的，不如說那是因為低下的生產力水平造成的。是的，當時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齡只有36歲，但他們如果不做苦力，就只會更早夭折。

　　我們周圍也有很多陰暗面：到工業區看看打工者，到鐵路沿線看看流浪兒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頭看看拉車的下崗工人。看看還可以，如果細聽他們的故事，會心痛的。不妨盡量掏些錢給他們，當是做善事。但不要因為自己看不慣，就阻止他們謀生。

　　我們不僅要用心去愛，也要用腦去想。有些人通過不切實際的呼吁，為自己贏得了“有良心”的稱譽；而那些呼吁，卻變為進一步損害窮人的實際政策。經濟學人不喊“讓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資”之類的口號，因為不懂的人這么說，是善于“終極關懷”；但懂的人這么說，就是“偽善”和“造作”。

　　(此文摘自2001年4月2日《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