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本土化思路

　　溫鐵軍/文

　　“三農”問題是歷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現象

　　20世紀中國經濟史主要是一個追趕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一般都是從農業提取的。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資源短缺的國家，農業資源短缺，而農業人口總量很大，人均資源量就很小，相對的，人均農業剩余就更小。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從農業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來完成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呢？答案是只有少數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農村的資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業化；而農村，會仍然停留在相對比較傳統的生產方式，比較落后的社會形態中。這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的客觀歷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業化，就必然產生“三農”問題。如果工業化只能靠占有國內的農業剩余來完成原始積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產生城鄉二元結構就可以被作為高成本的制度來看待。

　　“三農”問題其實也是世界普遍現象。我已經去過三四十個國家，不論是印度、孟加拉、泰國、菲律賓還是墨西哥、巴西等等，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都是從農業提取積累來完成工業化，也都會出現農村凋敝，小農破產。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出現兩極分化，城鄉差別拉大。

　　中國是這些發展中人口大國之中唯一以戰爭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成千上萬人的犧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務——平均地權。20世紀的下半葉，任何一代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宣布過給農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澤東宣布給農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鄧小平推進大包干，給農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澤民宣布二輪承包，30年不變，又給農民分了一次地。

　　無論是墨西哥，還是巴西，無論是印度，還是孟加拉，無論是菲律賓，還是印度尼西亞……比較普遍的問題都是土地私有化條件下大地主、大農場主、大莊園主擴張土地，同時伴隨著農村凋敝、小農破產。而中國則表現為工業化進程加快時，拉動了農村流動打工人口，因此沒有出現其他國家都出現了的大型貧民窟。也不是絕對沒有，北京朝陽區“河南村”、豐臺區“溫州村”之所以被拆遷，其實就因為它類似于貧民窟。

　　盡管我們已經有1.4億農民人口流動出來，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謀生(2004年底據說達到1.7億)，這幾乎是整個巴西的人口。但中國卻是唯一的雖有大規模人口流動，卻沒有出現大型貧民窟的國家。這種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為中央政府強調的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而并沒有簡單地強調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萬人口規模的大型貧民窟，找了一輛出租車，司機不敢熄火，調過頭來隨時準備跑，并囑咐我說，發現任何不對頭，咱們就趕快逃。為什么害怕？這些地方根本沒有所謂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員都不敢進去，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控制的地方。

　　國內有些知識分子說，只要加快城市化，農民的問題就解決了。如果他們上發展中國家去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萬千萬的農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數在貧民窟里。現在很多人主張土地私有化，一旦實現，那就是農民大量破產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貧民窟。

　　大凡是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城市化加快、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及其引發的問題。墨西哥總人口1.3億，中國僅2003年轉移到沿海和城市的農業人口就已經1.4億了。我們轉移出了一個墨西哥人口，發生過墨西哥的政變、黑社會和社會混亂嗎？至今還沒有。為什么？是因為我們的基本制度，中央強調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長期穩定不變。如果僅僅幾個學者出來一討論，我們就把這個制度改了，必然天下大亂。所謂城市化，是一個根據西方發展經驗提煉出來的經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國，就變成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現成概念搬過來就能用，但實際上，搬過來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輕易聽信誰可以解決“三農”問題。學者開出藥方很簡單，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農”問題就解決了，所以“三農”問題是偽問題。可是有調查研究依據嗎？有比較分析嗎？前不久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跟我說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美國的，在美國也許都對，但是這個理論不是中國的。美國現在一共才兩億多人口，面積跟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差不多大，且沒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區水草豐茂。中國已經是五千年農業文明，墾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1955年前是在四五億人口這樣一個基數上搞工業化，拿美國那個經驗形成的理論來做中國的指導思想，行嗎？

　　“拉美化”問題與南亞的啟示

　　江澤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如果繼續放任社會差別拉大，“恐會釀成大禍”。

　　近年來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游擊區、貧民窟、容易鬧暴動的地方調查，跟老百姓交流，我在心里問：這么好的資源條件，這么富的國家，他們為什么還會鬧革命？難道是受點苦受點壓迫就反抗，就起義？中國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覺得能給你工資，讓你吃飯就不錯。這種理論已經成為主流。去國外調查后，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么。社會暴力沖突問題在中國應該說也是迫在眉睫的威脅，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開始不斷發生了。防止中國出現類似的社會動亂，有幾個案例也許可資借鑒。

　　一個是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那是全國范圍的大型革命運動。現在一般的觀點認為，只要中國把土地私有化就解決問題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資源條件極好，卻既有大規模的貧民窟，又有大量的無地農民參與運動。20多年中，400多無地農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裝打死，受傷的更是不計其數，這是一種暴力性的社會沖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裝控制的一千多個社區的游擊區。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坐他們的獨木舟，住在他們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遠不會明白，為什么資源條件那么好，農民卻會走傳統的武裝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們人口接近，現在10億多，估計再過10年，會跟中國齊平。但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積比我們多60%，而且氣候溫潤，土壤肥沃，資源條件也比我們強得多。但在水土資源最好的北方現在卻是印度兩極分化最嚴重、農民游擊隊武裝反抗最劇烈的地方，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區政府管不著，是游擊隊控制的。

　　我們計劃到2020年全面小康時，達到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現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國民收入比我們2020年預計達到的目標還多50%；可為什么還有大量貧困、大型貧民窟，還有農民戰爭、社會動亂？巴西城市化率82%，發生金融危機前，曾經達到人均國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們2020年要達到目標的兩倍多。可巴西為什么也會有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每一個大城市周圍都是好幾個百萬人的大型貧民窟？

　　小農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說，只要放開市場，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三農”問題就會自然解決。也有說，只要進一步推進土地私有化，問題就解決了。還有說，只要把戶口取消了，中國的城市化現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經解決“三農”問題了。聽到這樣一些云里霧里的說法，覺得有點困惑。為什么？

　　第一，我們現在這種農地制度，真實的制度作用是什么？從制度經濟學研究問題的角度來說，是穩定；獲取這種制度收益的是這個國家。在如此龐大的人口壓力、如此短缺的資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夠基本維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農民在自己本社區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調戲婦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為什么？首先是地權在起約束作用。很多基層治理依據的鄉規民約都明確，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權或者村社內部的福利喪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業的鄉村，實行的是以“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區的工業資產也做股，每戶都得到股權。這種制度是經過大多數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條約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權取消。

　　其二，傳統農村社區是具有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環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監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區制約，那么流動人口犯罪必然增加。從1992年前后流動人口開始大量增加，流動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從不到50%到現在的超過80%。刑事犯罪發案率進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規律——隨著經濟形勢好轉下降，隨著經濟簫條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進入一個斜坡式的不斷增長。盡管司法部門調整刑事犯罪發案標準，從原來報案50塊錢可以立案，現在500塊錢以上才可以立案，是過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處于高峰。

　　為什么主要是流動人口犯罪？這應該屬于一種社會性犯罪，因為大批農村人口離開了社區財產關系制約，離開了社區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制約，離土離鄉出來后受到歧視，又沒有組織，任何個人的沖動都可能導致犯罪。而且原來是“個體復仇”，現在變成群體性的。例如萬州事件，就是典型的從個體性的沖突演變成群體性的事件，短時間就出現社會暴亂，最后不得不出動武警，使用催淚瓦斯，橡皮子彈……

　　農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戶占有產權，這種中國特色的制度設計拴住了農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規模流動條件下的貧民窟，不至于引發社會性犯罪和動亂。但是流動人口增加所導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規律，不是教育問題、法制建設問題。所謂約束，在農村社區內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變成流動人口，進入所謂現代社會之后，必須有一個龐大的警察制度維系的社會治理，導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們說美國的制度好，我去美國十多趟了，有一回開車迷了路，在一個小區里轉不出來，轉了剛第二圈，兩輛警車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兒轉呢？可見警察系統很靈敏。還有一回我過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點，被別人撞了，我下來剛想跟他“理論”幾句，警車來了。誰報案了？警察登記后是保險公司來解決問題。現代法治社會就是靠這種警制維持，高效，卻也是極高成本的。

　　法治社會靠警制支撐。如果照搬這種事情，我們有錢撐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嗎？沒有警制，這套現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們看農村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單純談中國的農業問題談不清楚。小農平均占用土地這種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農業上，而在維持社會基本安定，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紀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經歷了三次所謂改良式的改革，為什么領導人都堅持給農民平均分地，而且說“土地不許動”？領導人明白，動則大亂。只要不去奪農民的地，不去搶人家媳婦，不給人加重負擔，農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著。這是一個多大的社會蓄水池，蓄積著多少矛盾不爆發？

　　中國現在13億人口，將來16億。這個社會矛盾只會不斷增加、不斷惡化。誰能穩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這樣穩，過剩的人口經過殖民化轉移出去了。中國人有這本事往外轉移嗎，沒有，只能在這么點地方容納十幾億人。十幾億人口如果是在歐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國卻沒打翻天，最大的一個穩定器就是現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

　　1980年代時，北京戶口值多少錢？無價。1990年代初北京郊區一個戶口賣20萬，那是等價交換，意味著一個人進城帶來的城市財政增加對你的開支，包括交通、教育、醫療、社保等，大體等值20萬。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戶口價值等而下之？因為政府能夠提供的財政保障是越來越低的，到縣以下基本沒有了。再后來，縣以下放開戶口也沒人愿意要了。了解了這些過程再看，城鄉二元結構難道就是個戶口問題嗎？不是，是戶口背后隱含著一系列的城市體制問題。城市的體制沒有深化改革，如果簡單地取消戶口，帶來的問題往往大于解決的問題。

　　不能簡單化地給“三農”問題開藥方。

　　有人說，只要我們尊重農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農村調查，也長期強調尊重農民意愿，可是不能絕對化。同理，也不能簡單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認同給農民以國民待遇。

　　中國的“三農”問題將會長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標達到，也未必能實現預期的城市化目標，不妨以十五計劃執行頭三年為例。

　　中央給國家十五計劃提供的指導意見中，首次強調“以人為本”。后來的十五計劃提出每年新增就業至少應該比新增人口多，那時新增人口大約1100萬，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業1200萬。可十五計劃執行三年了，經濟高速增長，到2003年達到9.4%，國外的分析甚至認為是13點以上，但是，新增就業每年卻是下降的。十五第一年大概1000萬多一點，第二年降到900多萬，2003年盡管GDP增長率最高，但就業不到900萬。2004年GDP達到9.6%，就業才略有增加。

　　連經濟高增長都并沒有帶動就業增加，那城市化率怎么提高？近年來所謂城市化加快的結果，卻造成數以千萬的農民失地和城鄉差別的進一步加大。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戶口問題，背后隱含了大量的城市體制問題和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2004年出現的民工荒延續到了2005年，國內外的人們都很奇怪，既然中國勞動力過剩，怎么會出現民工荒呢？客觀上，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的人數總量并沒下降，出現民工荒是因為有些企業過分壓榨了民工的勞動剩余價值，盡管今天在理論上不再講剩余價值。但是城市人的人均收入這十幾年來提高了多少？至少是成倍增長了；可農民工的工資呢，據說廣東做了調查：12年只增長了86塊錢。而物價呢？此外，延長工時算不算，假日不給休息算不算，這些都沒有算進去。不管理論界怎么說，最終還是導致民工得到的收入，連起碼的住房、起碼的生活開支都不夠，由于收入低到維持一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都不夠，所以他不干了。

　　農民工不干了，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現在廣東一帶大量犯罪，攔劫大巴，搶人，街上殺人……警察即使不消極怠工，也難以控制局面。繼續這樣下去國無寧日。今天的很多問題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接著又出現長沙那個毫無道理的爆炸，無辜的人犧牲生命。人如果長期被歧視，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寫的那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就要搞反社會行動，類似這種事情不勝枚舉。

　　有鑒于此，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簡單的“三農”問題，進入新世紀以后，它已經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已經是關乎中華民族能不能穩定地可持續地走下去的問題。因此才不能信邪，別簡單化、庸俗化的去信那些萬金油或者靈丹妙藥，不妨先重視地方的實踐，為基層多做一點實事。

　　現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可以稱為“均田免賦”，有利于農民休養生息。但農業稅一旦取消以后，基層治理將弱化，鄉村債務問題也將爆發。這時候，農村各種非正規組織，包括家族勢力、流氓或者黑惡勢力，可能趁虛而入。這時候，如果我們不抓緊幫農民發育健康的社會中介組織，農村怕就穩不住。

　　因此，一方面要把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