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過熱的經濟，越來越成為對于中國高層領導的一個緊迫的挑戰。但更大的一個挑戰，是在擴大限制范圍的同時，實現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如果中國的軟著陸不能實現，那么全球軟著陸將成為泡影

　　中國在四個月內連續兩次加息，加大用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的力度。這種操作所帶來的沖擊，超出了中國本身的范圍。它影響到中國日益擴大的全球供應鏈——尤其是這條供應鏈上的商品生產者、能源綜合體以及亞洲零部件制造商。中國采取的緊縮性措施可能會進一步推動發達世界主要央行的正�；�運動，增加全球軟著陸的可能性。中國可以讓它實現么？

　　行政性措施效果不佳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宏觀政策制定者們對經濟過熱問題的態度非常嚴肅。胡錦濤主席與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要讓經濟增長降下來。中國人民銀行率先動手，在過去四個月里兩次提高利率，并兩次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盡管這次的貨幣緊縮幅度比中國在2004年遭遇過熱時增強了一倍，但我同意謝國忠的觀點，認為這些措施仍不足以使中國白熱化的經濟放緩。中國在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政策都相對有限。

　　盡管貨幣基金經理們最近發現人民幣相對美元的變動較大，但中國

　　由于中國仍然是一個國有體系與市場體系的結合體，當前緊縮措施的效力還遠不能說是令人信服的。只有在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發展健全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調整才會取得預期效果。而中國的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還很不成熟。

　　同時，國有企業仍在中國經濟中占有30-40%的比重，它們的運作與私營企業非常迥異，市場信號對它們來說并不成為激勵因素；政府制定的致力于影響市場的政策措施，對它們也不會帶來什么影響。

　　此外，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的地區分割，也讓任何一場宏觀緊縮運動都變得尤為復雜，使得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對于中央政府主導的降溫措施顯得遲鈍麻木。最近對內蒙古地方官員采取的懲罰性措施，事實上對于中國沿海地區脫韁的經濟增長影響甚微。

　　經濟分割狀態

　　對于最近的緊縮行動而言，主要障礙在于，中國的經濟仍然處于分割狀態，缺少有效的宏觀控制。中國31個省份中已經有8個省份出現超速增長。這些地區的人口總量占全中國的40%，而它們自2000年以來的GDP總量已經占到全國的72%。

　　我曾多次到過這些地區，親眼見到它們在基礎建設、城市化、投資建廠和購買新設備等方面的爆炸增長。我也曾與這些省份中很多地方領導有過談話——其中包括省級官員、市長、銀行行長等，他們在談話中認為，這些地區未來幾年的經濟還將無限制地增長，不管全國經濟的周期怎樣。中央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對于經濟過熱在微觀層面的表現幾乎沒有起到什么控制作用。

　　分散的銀行體系，仍然是中國經濟實現有效宏觀控制的一塊主要的絆腳石。國家銀行的地方分行，以及自治性很強的地區銀行，為各地區的超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工具只有在分行放貸受到存款增長以及母銀行融資成本兩者約束的情況下，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對于一個長期保持著過剩儲備頭寸的銀行體系來說，兩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措施，對于限制銀行的放貸能力并無助益。銀行人民幣放貸總額在7月份繼續以高于去年同期16%的速率快速增長，大大超出央行控制目標。2006年前7個月的新增貸款總額，已經達到全年央行信貸目標的94%。換句話說，中國人民銀行今年4月底以來所采取的緊縮行動，目前收效甚微。

　　投資增長也沒有任何放慢的跡象。固定資產投資在2005年占到中國GDP的45%以上，而今年7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更以31%的驚人增幅大大高于去年同期。此外，一些所謂的經濟特區，長期以來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優惠政策，刺激這些地區的出口長期快速增長。

　　中國所謂的外國投資企業，也就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子公司以及在華外國合資企業的出口增長，在過去12年里已經占到中國出口累積增長總額的65%。簡言之，中國已經成為一架由強大的、由微觀層面的力量所推動的、以出口和投資為主導的、動力十足的增長機器。

　　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觀緊縮措施，主要針對借貸價格，這些措施并不能解決中國過熱問題的關鍵性根源。這就使得重擔更多地落到國家發改委這樣的政策制定者肩上，中國需要他們制定行政性措施來控制投資質量、出口以及行業活動。但迄今為止，這些措施少得驚人。這種現狀必須改變——也許需要迅速改變——如果中國為經濟降溫的努力要想獲得任何成功的話。

　　我相信這就是中國下一步的方向。否則中國將面臨劇烈的繁榮衰退周期，而在我看來，要承受這樣一個可怕的結果，對中國領導層來說風險太大了。

　　三套降溫戰略

　　我認為，中國需要盡快出臺一套三管齊下的降溫戰略：首先，擴大行政性法令的范圍，以控制過剩投資。迄今為止，中國只對少數幾個行業實行了限制，其中包括鋁、水泥、鐵合金、煤炭、煉焦煤、碳化PVC等行業，以及

　　其次，如果中國想要使其貨幣政策取得任何實效，就必須加快銀行體系改革及相關銀行集中化的步伐。國有政策性銀行的“公司化”，是這個進程的中心所在；四大國有銀行中的兩家，現在已經公開上市，其他兩家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內上市。

　　再次，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還需要更多宏觀控制：貨幣政策調控對于一個毫無規制的銀行系統而言，其功能就相當于是一件緊身衣，而匯率改革則應該致力于緩解國外政治壓力、減少保護主義風險。

　　有兩種辦法可以衡量這些措施是否成功——一看工業產出增長是否降低到15%以下的水平，二看中國的GDP增長是否從出口和固定投資型轉化為消費型。只有當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中國增長的可持續性才能得到保證。

　　假設這種經濟放緩實現了，那么世界其他地區無疑會受到影響。隨著中國投資和出口所驅動的商品集約型增長動力，讓位于個人消費所驅動的商品節約型增長動力，那些能源和商品生產地區將首先受到沖擊。中國的地區性貿易伙伴，尤其是日本、韓國，也將受到中國的影響，因為中國產出增長的下降，將使得亞洲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的

　　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風險，那就是，萬一中國政府沒有這么大的勇氣和決心，而拖延其擴大行政干預范圍的步伐。

　　社會穩定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最重視的的問題。對社會穩定的擔心，可能會導致領導者們不敢冒險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因而放縱經濟繼續發展到更熱的地步。在我看來，這會后患無窮。過度投資帶來產能過剩、過多出口引發保護主義、過剩流動性帶來資產泡沫。這些情況一旦并發，將帶來毀滅性的后果。

　　控制過熱的經濟，越來越成為對中國高層領導的一個緊迫的挑戰。但更大的一個挑戰，是在擴大行政干預范圍的同時，實現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如果中國的軟著陸不能實現，那么全球軟著陸將成為泡影。

　　幸運的是，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領導者們一次又一次成功應付挑戰，我相信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本文為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師Steven Roach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文章由徐寒梅負責編譯，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