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專欄作者左大培。(新浪財經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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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1982年畢業于遼寧大學經濟系，獲學士學位；1982－1988年就學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1997年以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兩度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從事博士后訪問研究。自1982年以來一直為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員，近幾年擔任理事。
8月14日-8月2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左大培。----編者按
市場化的教育加劇起點上的不平等 8月17日 星期四
文/左大培
教育市場化意味著教育服務的提供者與其購買者自由地進行教育服務的交易，這種交易就是個人以貨幣購買教育服務。教育市場化的隱含的前提條件是享受教育服務的人必須有足夠的貨幣購買力，因為能夠在市場上購買教育服務的人當然必須握有足夠的貨幣購買力。
至今為止，中國政府并沒有明確表示過要將教育市場化。但是在最近20多年中，市場化的浪潮也在猛烈地沖擊著教育領域。中國教育領域的市場化主要還是教育服務的供給者與其需求者雙方的自發行為，這種自發行為以官方的法律和規定衡量多半是違法違規的。即便如此，教育的這種所謂的“市場化”也往往加劇了市場經濟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這種所謂的“市場化教育”的最大惡果，就是它在強化社會中的不平等機制，加劇人生起點上的不平等。
至今為止，中國教育服務的“市場化”還基本上處于教育領域的邊緣，并且往往帶著違規甚至違法的色彩。
最初的市場化交易，是家長們為使自己的孩子能夠違反相關規定進入“教育質量高”的學校學習而向學校提供高額“贊助”，它后來發展為這種“好”學校招收收費或變相收費極高的“擇校生”。另一種具有違規色彩的所謂“交易”是學校以各種名義增加對學生的收費甚至違規收費。
后來“市場化教育”取得的一個突破性進展，是“民辦學校”即私立學校的出現。政府逐漸允許私人興辦和經營“民辦”的中小學甚至高等學校，而這些學校的開支和收入則基本上來源于對學生的各種收費和變相的收費。這些私立學校實際上的收費通常大大高于公辦學校。盡管如此，近年來也時常傳出“民辦學校”倒閉的消息。
在這樣的“市場化潮流”裹挾下“市場化教育”取得了另一個突破性進展——自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起中國的高等院校正式向大學生們收取學費，使上大學成了一個要繳相當高學費的“半市場化交易”。
市場化教育中最骯臟的部分是各種“花錢買文憑”式的非常規教育。這種“花錢買文憑”式的教育多半集中在成人教育、業余培訓之類的邊緣地帶，往往打著“研究生課程班”、“MBA培訓班”的旗號，所收費用通常高于一般的高等教育收費，而某些著名大學主辦的所謂“MBO學歷教育”，所收學費更高達一年幾十萬元的驚人數字。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類的非常規教育所提供的課程教育和要求通過的考試都明顯低于正常水平，因而它們帶著很明顯的“花錢買文憑”色彩。在極端的情況下，某些這一類的非常規教育甚至幾乎不提供什么象樣的課程教育和考試，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錢買文憑”。
最近幾年“市場化教育”有愈演愈烈之勢。教育界的從業人員增加個人貨幣收入的意識越來越強，回避政府法律法規的手法也越來越高明。違規甚至違法的“教育市場化交易”日益花樣翻新，已經發展出了許多新的形式：研究生導師在招生時私下勒索學生錢財，“繳錢給我才招你作學生”；大學招生時對低于招生分數線的學生實行“收費錄取”；中小學老師把上課應當講的內容放到課后的收費“輔導班”中去講，而家長們則不敢不交錢讓孩子們上這種“輔導班”；有“教學質量高”名聲的“重點”公立學校將其核心教學能力改變為高收費的“民辦學校”，以便通過“合法收費招生的市場化交易”來賺錢。
這一類“教育市場化交易”中的相當一部分是違反政府法規的，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門也常常一再查禁，但是往往是屢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這種“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們通過市場交易獲利的沖動太強，這些“教育服務”的需求者則往往不敢違抗其提供者的付費要求，甚至有時自己也積極主動地要付錢“購買”這樣的“教育服務”。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特別是在那些“花錢買文憑”的情況下，學校和“受教育者”個人雙方都極力要增加“教育的市場化交易”，形成了一種合謀。
教育的這種所謂的“市場化交易”常常會加劇市場經濟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
教育本來的功能，是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識和技能。用當代主流經濟學的術語說，教育原本的功能是幫助個人積累其“人力資本”。但是在現代的市場經濟中，個人之所以這樣普遍地愿意接受很多的教育，并不僅僅是為了增加自己可能有用的人力資本。人們接受比較多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雇主們發送有關自己的能力與生產率的信號，以便擺脫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就業困境。
在最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有關信息不對稱的經濟理論模型中，專門有模型論證了教育在信息不對稱的勞動市場上的發送信號功能。
這種模型以勞動市場上最常見的信息不對稱為出發點：由于雇員比雇主更清楚自己的能力和生產率，雇主不知道應聘的人中哪一個能力強、生產率高，哪一個能力差、生產率低，而他本應當在薪酬上對雇員按生產率區別對待，給生產率高的雇員以高薪，給生產率低的雇員以低薪。
根據發送信號模型，為了便于將生產率高的雇員與生產率低的雇員相區分，建立一個讓雇員們自動作正確的自我選擇的甄別機制，雇主們會按受教育程度給雇員不同的薪酬，給學歷高的雇員以適當的高薪。由于生產率高的雇員能力強，通常學習的效率也高，因而獲得同樣學歷的個人主觀成本比較低，他們會認為獲得高學歷的高薪酬收益超過了為獲得高學歷所付出的高努力的主觀成本，從而愿意去獲得高學歷；而生產率低的雇員由于學習效率低，獲得同樣學歷的個人主觀成本比較高，他們會認為獲得高學歷的高努力主觀成本高于其高薪酬收益，因而選擇不去獲得高學歷。這樣，適當地按學歷定薪酬的工資政策會激勵雇員們作出獲得學歷上的自我選擇，以此向雇主發送有關自己生產率的正確信號，解決信息不對稱在雇主確定雇員工資問題上造成的困難。
這樣一個“靠獲得學歷發送信號”的模型很合乎市場經濟中的客觀情況，特別是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許多經濟現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但是也正是這種模型表明，在勞動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獲得高學歷可能并不是為了增加雇員個人的人力資本，而僅僅是為了發送有關個人能力的信號。這個結論也在很大程度上合乎我們對經驗事實的觀察：現實當中的許多人努力學習只是為了得到一張能夠發送信號的文憑，他們并不關心真正學到了多少東西。但是在這種學習僅僅是為了取得發送信號的高學歷的情況下，雇員個人在學習上耗費的精力和教育這些人的費用支出，就成了一種純粹的社會資源浪費，只不過這是為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經濟問題所不得不作出的資源浪費。
對獲得高學歷只是為了發送有關個人能力的信號這種行為的分析表明，當代極為發達和龐大的教育事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勞動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是為了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問題而形成的。受教育者們為獲得學歷而學習和競爭，其最終目的往往只是為了發送有關自己個人能力的信號。為這種教育投入的資源是沒有生產性的浪費，是信息不對稱逼迫市場經濟付出的代價。
而市場化的教育只允許能夠付得起學費的人受教育、獲得學歷，很可能弱化學歷發送有關個人能力信號的功能，由此弱化學歷教育在減輕信息的不對稱上所起的作用，從而進一步加劇信息不對稱在市場經濟中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其原因在于：學歷之所以能夠發送有關個人能力的信號，是因為學歷真實地反映了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而生產率高的人一般學習能力也比較強，學習的主觀成本比較低，因而愿意為增加同樣多的未來貨幣收入學習得更多。而市場化的教育使受教育程度不是僅僅取決于個人的學習能力，而是也取決于個人現有的支付能力和財富，這不能不強烈地干擾學歷在發送有關個人能力的信號上的作用。
市場化教育可能從兩個層次上弱化學歷發送有關個人能力信號的功能：
在第一個層次上，那些“花錢買文憑”的“教育市場化交易”會徹底摧毀學歷的發送有關個人能力信號的功能。
真正的“花錢買文憑”是“我交給你錢，你就發給我學歷文憑”，而不論文憑的獲得者實際上學到了多少東西。這種文憑上標注的學歷，既不能證明文憑持有者學習到了多少東西，甚至也不能證明文憑發放者對他進行了多少教育。連學了多少、受了多少真正的教育都不能證明，當然就更不能證明文憑持有者有多大的能力去進行學習。這樣，真正“花錢買來的文憑”就不能傳達有關文憑持有者真實能力的信號，或者嚴格地說是傳遞了錯誤的信號。文憑在多大程度上是買來的，它所傳遞的信號就在多大程度上是錯誤的。而世界上特別是在中國有那么多人熱衷于“花錢買文憑”，其中一大部分人的目的也正是為了傳遞錯誤的信號，掩蓋自己的低能，把自己偽裝成能力強的人，以騙取雇主的高薪。
這樣一來，“花錢買文憑”這樣的“教育市場化交易”就使學校的文憑不再能夠發送有關個人能力的信號。究其實質，“花錢買文憑”就是在利用社會中的信息不完全來制造虛假信息，它必定進一步加劇勞動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
即使獲得了文憑的人都受到了相應的教育、都學到了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只允許付得起學費的人受教育的市場化教育也使學歷不再能夠有效地證明個人的能力。這是市場化教育弱化學歷發送有關個人能力信號功能的第二個層次。
即使獲得了文憑的人都學到了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因為只有付得起學費的人才能受教育、才能得到文憑，就極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一部分受了教育并獲得了文憑的人，就是在學習的能力上也比許多沒受教育、沒得到文憑的人差得多。之所以會是前一種人得到了文憑而后一種人沒得到，其原因只在于，前一種人在最適于受教育的年齡有足夠的錢繳學費，而后一種人那時卻沒有足夠的錢繳學費。在這種情況下，學歷甚至真正受到的教育都不再能夠提供足夠的信息，教育水平和學歷在減輕勞動市場信息不對稱上的作用大受削弱——雇主們無法根據應聘者的學歷有把握地判斷其能力和生產率，因為有許多學歷低的人生產率高于學歷高的人。
這就涉及了一個最爆炸性的問題：大學教育收費。在最近十年中，中國的大學從不向學生收學費變為對絕大多數學生收學費。這樣的收學費政策實際上就是只允許付得起學費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這倒不失為一個“使高等教育真正市場化”的政策。但是每個學生每年五六千元的學費，對年工資一萬元左右的城市普通工人家庭已經是沉重的負擔，而對人均年收入只有兩千元的農村家庭來說就是不能承擔的重負。
在這種收費政策下，過去對農村居民是天大喜事的孩子考上大學，現在成了農村家庭的一大愁事，甚至演化為駭人的慘劇。許多農村家庭為給孩子繳學費而賣掉一切，負上重債；農村里出現了因為孩子上大學而致貧的家庭，“因上大學致貧”與“因病致貧”并列，成了農村出現新貧困戶和農民“返貧”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到高考招生發榜之后，中國的媒體都會報道許多“學費催命”的自殺事件，貧困的學生家長因為付不起孩子上高校學習的學費而自殺。這樣的慘劇不斷發生，不能不使任何還有良心的人質疑目前的大學收費政策的正當性。
我們前邊的分析已經說明，即使獲得了文憑的人都學到了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只有付得起學費的人才能得到文憑的市場化教育，也會大大削弱獲得學歷在減輕勞動市場信息不對稱上的作用。目前大學教育的這種“有錢的讀書，沒錢的不讀書”的選擇機制，必定會削弱教育在選拔各方面的領導者和高薪人員方面的有益作用，大大降低中國經濟與社會運行的效率。
滿腦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條的人會辯解說，“有錢的讀書，沒錢的不讀書”的教育選擇機制，并不是收學費的市場化教育的過失，而是沒有充分利用金融信貸市場之過。只要充分發揮金融市場的作用，讓真有學習能力而現在家貧的人都在上學期間得到適當的貸款，那些家境貧窮的人就能夠繳得起學費，不會僅僅因為繳不起學費而不能上學。
這種說法聽起來滿有道理；當代發達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德國等國都有系統地向大學生發放貸款的制度，似乎也印證了這種說法之正確。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支配下，中國在大學征收學費的同時，實行了銀行系統向貧困大學生發放“助學貸款”的制度。
可是在實際上，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而賦予“大學生助學貸款”的那些奇妙的作用是不存在的。當代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新發展早就闡明了，由于資金的借入者對資金借出者具有信息優勢，金融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對資源配置是失靈的。而正是在主流的微觀經濟分析中，“給大學生的貸款”成了金融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這些理論模型說明，由于申請貸款者自己比放貸的金融機構更清楚他是否有能力并愿意如約償還借入的資金，向大學生特別是貧困的大學生放貸的金融機構面臨著不能收回貸款本息的很大風險，這種風險反過來使金融機構不愿向貧困大學生發放貸款，從而妨礙了“大學生助學貸款”正常發揮作用。
這樣的理論分析已經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有力支持。最近幾年，中國大學生“助學貸款”的償還情況不佳，已經使許多銀行機構不愿繼續向大學生們發放“助學貸款”。政府和經濟學界想出的對策之一，是向發達的西方國家學習，結合系統地建立全民性的所謂“社會征信機制”，來全面地建立大學生們的信用檔案，以“曾經借款不還者將來再不能獲得貸款”相威脅，迫使借入貸款的大學生老老實實地還貸。
但是，這樣的社會征信機制本身并不足以嚇阻那些確實沒有學習能力的窮人，使他們自動地不去申請明知不可能償還的資助上大學的貸款。這種沒有學習能力的窮人很可能沒有能力償還任何貸款，因而完全從他們自己的個人私利考慮，只要能用借來的貸款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應當利用任何能夠借到錢的貸款機會并且借錢不還。對于這種人來說，以上大學為借口從金融機構拿到貸款并用于個人消費而不償還是個最優選擇，盡管“社會征信機制”將使他以后再不能得到個人貸款，但是這并不會嚇阻住他借貸不還的行為。他反正沒有還貸能力，因而在“社會征信機制”下至多只有一次借錢的機會。以上大學為理由貸款給了他一次借錢不還的機會，他沒有理由不利用這一機會。
由于這個原因，即使有全社會的征信機制正常運行，也不可能靠金融機構的貸款完全解決大學收費造成的窮人子弟無錢讀書問題。根本的原因是信息的不對稱與未來不確定的結合：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并不清楚，申請貸款的學生中誰有足夠的學習能力因而能夠償還貸款，誰沒有足夠的學習能力或不會償還貸款，而許多申請貸款的學生自己也可能不完全清楚，自己究竟能否在將來最終完成學業。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能夠完成學習的人，如果完成學業所增加的收入超過了他為學習所付出的全部代價、包括他貸款繳的學費，在有效運行的“社會征信機制”下，按約定償還貸款就是最優的選擇；但是，如果可以將貸款不全部用于繳學費，而是至少將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個人的一般消費，某些沒有學習能力、將來也不可能償還貸款的窮人子弟就有動力也去申請為資助上學而發放的貸款；即使只能將為上學而獲得的貸款用于付學費，許多并不清楚自己不能完成學業的窮人子弟也會認為獲得貸款上學是自己的最優選擇，因而會去申請為資助上學而發放的貸款。在這種情況下，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會在某種程度上陷入與雇主們一樣的尷尬境地：他的利益需要他區別對待能夠完成學業的人與不能完成學業的人，而他卻不清楚每一個來申請貸款的人是否真能完成學業。
正因為如此，發達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并不是完全依靠金融機構的貸款來解決窮人子弟上大學繳不起學費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邦德國(前西德)長期對上大學的學生免收學費，因而根本就不存在窮人子弟上大學繳不起學費的問題；美國的大學一般都對學生收學費，但是美國有許多向大學生提供獎學金的基金和機構，它們向為數眾多的學生提供獎學金，這或多或少也有助于解決窮人子弟上大學繳不起學費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只允許付得起學費的人受教育的市場化教育只會加劇社會成員之間在起點上的不平等。
在財產私有的社會中，沒有財產的窮人子弟與有很多財產的人家的子弟在人生的起點上就是不平等的。富人的子弟會比窮人的子弟消費更多，生活也好得多。不僅如此，富人子弟可以從繼承的遺產中得到最初的經營資本，從而在市場競爭中一開始就處于較有利的優勢地位。
而完全市場化的教育只允許付得起學費的人受教育，又進一步加劇了家庭財產不同的年輕人之間在人生起點上的這種不平等。人生起點上的這種不平等，不僅包括在人生起點上擁有的初始財產上的不平等，而且也包括了一生可以享有的效用即滿意程度上的不平等。
這里所說的“人生起點上擁有的初始財產”，是理論經濟學和金融學中所說的那種“財產”，它不僅包括物質財產、貨幣等有形財產，而且包括將未來一生收入貼現為現在值的那一部分財產。
在市場經濟中，個人的收入不僅取決于他的個人天賦和繼承的家庭遺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所受到的教育。受教育較多的人通常具有較多的人力資本，這些人力資本本身就使他們可以獲得比較高的收入。前邊說過，受教育多的人還向雇主們發出了他有比較高的工作能力的信號，這更有助于他們獲得比較高的工資。這樣，在市場經濟中，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本身就會造成勞動者之間在收入上的不平等。
而在完全市場化的教育制度下，如果沒有前邊所說的那種幫助窮人子弟付學費的貸款制度，貧困人家的子弟將因為付不起學費而不能受教育，因而失去了一個增加自己未來的收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機會，他的初始財產將不會因為受教育而增加。而那些有足夠財產付得起學費的人家所作的其子弟受教育程度的決策，將保證其子弟完成學業后所增加的收入超過他們為子弟受教育所付出的全部成本。這些受教育的成本中當然包括付出的學費，同時也會包括孩子為受教育所付出的精力的貨幣等價。這樣，這種有關教育的決策，會增加受教育者在人生起點上擁有的初始財產，這些財產中包括了一生收入貼現為初始財富的現在值。
在這種情況下，只允許付得起學費的人受教育的市場化教育使有不同財產的人不能得到同樣的教育，只讓有足夠有形財產的人通過受教育增加初始財產，而不讓窮人子弟通過受教育增加初始財產，由此而加劇了有形財產數量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在人生起點上的不平等。
與不向學生收學費的免費教育制度相比，即便有一個如前邊所說的那樣的包括社會征信機制在內完善的助學貸款制度，只允許付學費的人受教育的市場化教育也會加劇社會成員之間在起點上的不平等，只不過這里加劇的主要是主觀效用上的不平等。由于有了完善的金融體系，沒有錢的窮人子弟也可以受教育，但是他們必須拿以后工作時的收入償還用來付學費的“助學貸款”。如果不考慮前邊提到過的不確定因素，窮人所作的決策也應當會使子弟受教育后增加了人生起點上擁有的初始財產。我們甚至可以承認，在這種情況下，受教育后的窮人子弟與富人子弟在人生起點上增加了同樣多的初始財產。但是與受教育不繳學費的情況相比，受教育繳學費的市場化教育使窮人子弟與富人子弟的初始財產中都減少了與所繳學費相對應的同樣的數額。而因為富人子弟比窮人子弟有更多的財產，財富的邊際效用遞減或其對閑暇的邊際替代率遞減，由于繳學費而減少了同樣多的初始財產的窮人在主觀效用上的損失遠遠大于富人。這就是市場化教育所加劇的主觀上的人生起點不平等。
上述的深入分析使我們看到，只讓付學費的人上學的市場化教育徹底揭穿了私有制市場經濟“平等”和“公平”的謊言。
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中國剛剛開始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時，熱心于市場化改革的人們不斷向我們宣傳說，市場經濟盡管不能保證社會成員之間的“結果平等”，但是卻可以保證“起點上的平等”即“機會平等”。而二十多年私有制市場化的實踐卻使我們切身地體會到，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中，不同的家庭在物質財產和有形財產上有著巨大差別，這使踏上人生道路的年輕一代在競爭的起點上就是不平等的。而只讓付學費的人上學的市場化教育又加劇了這種起點上的不平等。而有著不平等起點的人是不可能有平等的機會的，典型的例子是學歷不同的人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機會。
于是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自由主義者們特別是市場化的堅定吹鼓手們現在幾乎不再談論“起點上的平等”，甚至也不再談論“機會平等”。他們知道，已經不會再有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保證人們之間在起點上的平等。也許更有可能的是，他們覺得“起點平等”的說法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現在是一個沒有人相信反而礙事的應當拋棄的過時說法。
不僅如此，經濟自由主義者們現在已經公開表露出他們對平等的厭惡，他們現在只能容忍對“公平”而不是“平等”的討論。就是這個公平，也只是什么“憲政”下的“程序公正”。至于到底什么是“程序公正”，他們的含糊其詞只能給人以“天知道”的感覺。我在他們關于“程序公正”的空話后面所看到的，只是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序，是以所謂的“法律程序”保護富人私有財產的欲望，這種欲望只能被理解為，要進一步加劇起點上的不平等并將其神圣化。
在寫完這一節的補遺之后，我又看到了一個更為公然加劇人生起點上的不平等的活生生的例子，它說明中國富人的奴仆們已經把制造不平等當成了天經地義。2006年福建漳州竟有人規定，“民營企業家”子女的中考成績中可以加20分。對此人們憤怒地指責說，這種規定無疑于宣布，“學好數理化，不如有一個好爸爸”。而作出這種規定的人卻堂爾皇之地回答說：民營企業家忙于事業，沒有時間輔導孩子，所以應當得到照顧。這種人大概忘了，那些在民營企業家的工廠里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的工人至少也和民營企業家們一樣忙，一樣沒有時間輔導孩子。光想著照顧民營企業家的人之所以會忘了工人們也需要照顧，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根本就不能允許工人與資本家有任何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