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達 發自北京

　　熟悉施馬蘭西的人會知道，這位在產業經濟學和反托拉斯法案方面頗有建樹的經濟學家，他的出名不僅是因為他曾經為美國總統擔任過經濟顧問的工作，更因為在2001年，他在當時美國政府起訴微軟壟斷的案件中，站在微軟的一邊為微軟辯護，與當時政府的首席律師大衛·博伊針鋒相對而名噪一時。

　　當時的施馬蘭西從學者的角度對政府的判斷提出質疑，在之后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他說道：“我所要爭論的焦點是，微軟會不會就此提高價格？當然，他們會。但是我當時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對于反托拉斯來說，你要問的不僅僅是他們對于改變價格的能力是否是實質性的，而且這種能力是不是能夠持久？這種能力是不是能夠在第二部分的案例中得到徹底的結構性的免除？”

　　在施馬蘭西看來，認真地去運用標準的反托拉斯原則對于社會來說有很多事情要去考慮。而當時克林頓政府掉入了一個陷阱，或者說當時的美國掉入了一個陷阱，就是試圖用反托拉斯這個遲鈍的工具，去手把手地管理產業發展，這不應該是美國所要走的路。

　　事實上，無論當時的施馬蘭西怎樣用經濟學家的理論與政府辯駁，他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當時，在美國全國的媒體面前，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信譽遭到了猛烈的轟擊，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周左右。當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他覺得那是一段很不令人愉快的經歷，甚至把他弄得手忙腳亂。

　　然而作為一名能夠堅持自己主張的經濟學家，他得到了同行和學界的稱贊。在他看來，經濟學家就像一個守望者，對于國家和企業的行為進行監督。

　　美國安然事件爆發后，商學院開始注重倫理教育，在施馬蘭西看來，進研究所與大學念書的學生，基本的是非價值觀早已成形，大學能做的，就是灌輸學生如何做到專業，幫助他們探討專業倫理上的兩難處境與判斷。這些學生最想知道的，就是如何避免讓自己的專業生涯斷送在監獄里。美國這波弊案把好幾個企業高級主管送進了監獄，其中不乏管理名校的MBA學生，可是他們的老師只記得，當年這些人都是年輕有為的優秀人才，一點也不壞啊，那到底出了什么錯？

　　“現在的學生對倫理教育的確興趣很高。但是，不要以為光靠商學院的兩年時間、幾堂倫理課，就能解決問題，讓學生以后不舞弊作假，這需要今后受到企業文化和家庭環境多方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