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

　　當前中國經濟中的收入分配矛盾和潛在生產過剩存在程度極高的正相關關系，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對減緩生產過剩有根本改善作用，需要作為下一步推進改革的重點問題來解決。

　　收入分配矛盾，是指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的傾向，這種傾向對經濟增長所形成的最大障礙，是由于供給過大和社會消費力不足，導致國民經濟總量循環不暢，甚至釀成生產過剩危機。而這種危機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已經發生過多次，早已被證明是市場經濟國家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最大威脅。

　　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生產過剩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由于采取了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運行的常態是“短缺”，隨著經濟體制的轉換，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得了統治地位，“短缺”經濟也逐步讓位于“過剩”經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首先出現了消費品的供給過剩，而由于自2003年中國出現了對生產資料領域的投資高峰，生產資料供給過剩的格局也逐步開始顯現。這種“雙過剩”的局面，集中表現在自2005年以來，CIP、PPI指數雙雙下行的局面，如果沒有輸入型通脹和政府調價的因素，這兩個指數目前都會低于1%。

　　去年下半年國內開始討論“產能過剩”問題，并具體列出了11個產業領域，也提出了具體措施，但是今年前5個月投資再度加速，產能過剩的威脅似乎也再消失；許多人本來就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會出現生產過剩，目前更加樂觀起來。但是我們如果看到，今年以來出現的投資高增長，主要是外向型的出口產業帶動的，并且是與貿易順差的突然放大一起出現的，而在投資和貿易順差大幅度增長的同時，消費增長率僅僅與去年同期持平，可能就不會太樂觀了，因為這種經濟增長格局說明，分配差距拉大的格局并沒有改觀，只是由于出口需求增長，保住了投資和經濟的高增長勢頭。

　　分配矛盾的一個結果，是使中國儲蓄過剩的傾向不斷上升，這可以用銀行體系的“存差”不斷增長來度量。1991年中國首先出現了存差，但僅有幾十億元，1999年首次突破了1.5萬億元，2001～2003年，存差年均增加近1萬億元，2004年增加了1.4萬億元，2005年則猛增了2.92萬億元，是上年新增存差額的2倍以上，其增長率是現價GDP的7倍，分配矛盾演化的速度由此可窺一斑。去年的貿易順差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大約等于當年存差新增額的30%，如果今年存差的增長幅度與去年相當，而貿易順差額增長到1500億美元，則外需吸納的國內新增凈儲蓄就會從去年的30%下降到20%，所以今年的過剩矛盾不會比去年小，而會比去年還大。

　　由于本輪投資周期還沒有結束，產能集中釋放的時刻還沒有到來，所以我們對生產過剩矛盾的感覺目前還不特別強烈，但明、后年進入投資周期末尾了，過剩矛盾就會突出了。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有了前兆，去年前5個月的新上項目計劃投資增長了24.9%，而同期城鎮投資增長率為26.4%，今年前5個月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為23.6%，低于去年同期，更低于當年30.3%的城鎮投資增長率，說明目前的投資高增長更具有后期收尾投資的性質。對比2003年一季度本輪投資周期開始的時候，投資增長率當季為27.8%，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增長率為63.3%，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當前投資增長的收尾性質。如果占新增需求一半的投資需求由于進入到投資收尾階段，并轉入產能釋放，由分配矛盾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問題還是要到來。

　　二次分配體制亟待完善

　　許多人由于中國出現了收入分配矛盾和生產過剩問題就指責改革，認為中國的市場化太深入了，太強調效率了，太忽略公平原則了，這是沒有道理的。發達國家同樣采取了市場經濟體制，卻在保持效率的同時也兼顧了公平，從“吉尼”系數看比我們還低。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所欠缺的是社會轉移支付制度和保障體制，而這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根本。初次分配過程的重點是保障效率，即要以效率優先為原則，而效率的基礎是人的貢獻，還有資本的貢獻要與收入相一致，只有如此，人們才有工作與創造的積極性，才能產生效率。如果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講“公平”，就是機會的公平或“起點”的公平，而不是收入的公平，是在市場經濟中要創造所有人都能參與公平競爭的條件與制度，這也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

　　但是，人與自然中的萬物一樣，天生就有差別，不僅有體能的差別，還有智力的差別，此外還有人的外部的機會等差別，因此即使社會努力提供了機會均等的制度，人們還是會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收入差距，由于在市場經濟中資本也要取得報酬，擁有資本的人還可以通過擁有資本來獲取報酬，就更加拉大了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所以當采用市場經濟體制后，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須通過由國家主導的再分配過程來縮小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差距進行校正。否則，就會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形成社會階層的過度分化和沖突，以及生產過剩矛盾。所以，由國家主導的再分配體制就成了實現社會分配公平的核心。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巨大的社會改良，建立了社會轉移支付與保障制度，就是為了消除社會的階級分化與對立，以及生產過剩矛盾，并且也取得了成功。

　　中國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后，已經成功地改革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使經濟效率獲得了極大提高，但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再分配體制卻還沒有全部建立起來，從國家參與再分配的主要手段——稅收看，目前個人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中的比重還不到7%，而在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與社會保障稅合計，一般都要占到總稅收的80%，如此就不可能在拉開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后，通過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來補貼低收入人口，從而使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情況得以收斂。由于中國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微弱，轉移支付的規模就相應受到嚴重限制，在目前的5.6億城市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障的人口只有1.75億人，享受醫療保障的只有1.4億人，在農村7.5億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障的僅有5000萬人。

　　所以，中國目前出現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平均的問題，主要是在市場化進程中政府有關社會轉移支付與保障體制沒能及時跟進造成的，這還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而不是改革的方向不對。

　　救急之策

　　中國積28年的改革經驗說明，任何改革都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只有漸進式的改革才能成功，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也應如此。從目前看，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再分配體制有許多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征信體系，沒有這個體系，國家就不知道誰是有錢人，他的收入是多少，應該對他征多少稅。誰的收入低，低到什么程度，應該由社會來救濟多少。有報道說一些領取低保的人竟然開著私家車來拿錢，說明我們目前的個人收入征信體系是如何的不完備。

　　其次是要對中國的稅收體制動大手術。中國的稅收體制目前仍是以增值稅為核心的流轉稅為主，要轉入以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為主體的稅制，不僅要以比較完善的社會征信體系為前提，還得在立法和稅收隊伍建設上投入巨大的精力與力量。

　　第三是要對中國的住房體制進行改革。發達國家的財富形態有2/3是房地產，因此財富分配公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家的房地產政策。最近有報道說中國的私房擁有率已經超過了80%，已經大大高出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民眾還是對國家的房地產政策有很大意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目前的住房政策是單一的鼓勵居民買房，而不是像發達國家那樣分成買房與租房兩類。買房是有錢人的事情，由于社會總是有很多低收入人群，這些人也有改善住房的強烈要求，但是又買不起，國家就要為這些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屋。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大約有一半的人口是要住廉租屋的，如果硬逼這些低收入人口也走買房一條路，這些人就永遠看不到改善居住條件的希望。2001～2005年，中國的住宅價格年均上漲率為5.8%，但在城市有40%左右的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6%。所以，住房政策的調整，也是解決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要方面。

　　由于解決收入分配矛盾是比較長期的事情，但是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經拉得很大，生產過剩的矛盾也迫在眉睫，所以還是要想一些“救急”的辦法。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長得很快，國家對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已經具備了一定能力，因此在還沒有進行收入分配體制大調整的時候，在近期內可以運用現有財政能力，把解決收入分配矛盾的重點，放到提高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與消費水平方面。此外還要采取鼓勵擴大出口的政策，盡量以外需來吸納國內的過剩。單純從經濟方面講，過剩矛盾會演變成過剩危機，是建立在過剩供給不能被有效需求所吸納的基礎上，如果國內需求不足而被外需所吸納，過剩矛盾就可以緩解。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