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和企業家對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的最好方式，不是整天在嘴上叫著“國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只要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提升競爭力，就給社會和國家做了最大的貢獻

　　凱雷收購徐工在國內引發了諸多討論，這些討論當然很好。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外國私人股權基金進入中國會幫助改善中國上市公司的質量。以前關于公司治理的討論基本停留在證監會如何加強監管、法院如何保護投資者權益上。當然，這些措施至關重要，但這類監管針對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層以及大股東的違法違規行為。

　　私人股權基金施壓管理層

　　當上市和非上市企業坐擁巨額資產無所作為時，監管部門和法院不能對他們采取任何行動、也沒有適當的辦法去督促他們。這就需要別的機制來發揮作用。如果有些股東的持股比例足夠高的話，他們會有激勵去監督管理層為資產創造更多價值，但是如果股權持有非常分散，大多數股東只有很小一份利益，這時候上市公司的情況就開始像國有企業，其管理層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不會有人追究他們的責任。

　　比如說，當前中國上市公司平均的ROA(總資產收益率)僅1%左右，ROE(凈資產收益率)只有2%多一點，很多公司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相比之下，美國上市公司平均ROA為7.5%，ROE是20%多。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很多公司坐擁巨額資產，特別是像樓房、設備之類固定資產，但沒有創造相應的價值。這說明中國的資本市場沒有對企業發揮應有的規范作用，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沒有私人股權基金對上市公司施壓，逼著公司管理層創造更高的價值。

　　在美國，像凱雷、華平、KKR等私人股權基金每天盯著各上市公司，看哪些公司的管理層占著“茅坑”不做事，一旦發現任何一個公司有太多的隱藏價值沒有實現，他們就將這個公司并購、將其管理層換掉、對其資產進行重組并同時調整商業模式，把該賣的資產賣掉，將注意力集中于企業價值的最大化。這就是美國公司的資產回報率高，也是美國企業在經濟價值鏈上的分工高的原因，都是被私人股權基金逼出來的。

　　中國的私人股權基金業還剛剛起步，因此，讓更多的外資私人股權基金進入中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他們總體上會幫助中國企業提升價值，就像日本在1997年后通過引入外國私人股權基金、

　　在股權分置改革前，私人股權基金可能難以收購上市公司或實施重組，但現在這些障礙快沒有了。

　　在商言商向文波通過博客發表對凱雷收購徐工的言論，表明中國是一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不同的觀點可以表達爭論，這是一種健康的趨勢，有利于中國的長期發展。向文波為他的企業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行動，這是合乎情理的，應該尊重他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如果徐工通過重組在行業中的競爭地位更強，對三一就是更大的挑戰，如果我是他，我也會像他那樣在此時以各種可以使用的武器去阻擋交易的發生。

　　向文波新近在博客上的一篇《歧視民企是戰略錯誤》的文章，認為民營企業在參與國企改制過程中受到了歧視。我從來就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在民營企業，不在國企，而且必須給民企與國企、外資同等的行業準入機會和同等的融資機會，民營企業不應該被歧視。三一重工在短短的十幾年里，以民營企業的身份成功地躋身在工程機械業，這令人佩服。

　　但是，拿民族主義、拿國家利益來為民營企業的弱勢辯護則大可不必。實際上，任何一個企業和企業家對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的最好方式，不是整天在嘴上叫著“國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等，只要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提升競爭力，使企業價值最大化，他就給社會和國家做了最大的貢獻。在這一點上，湖南企業家應該向浙江、廣東企業家學習，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上綱上線的爭論上，在商言商，把企業作為商業機構經營好就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

　　其實，大家都清楚，在國企改制中民營企業之所以難以唱主角，除了某些政策歧視外，也有中國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原因。許多國企像徐工一樣規模較大，民企必須在外部融資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參與競價。問題就在這里，雖然中國人存在銀行的錢很多，但由于金融中介、信用體系與法治不發達，民企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難以參與國企重組過程中的競爭。因此，在本國金融不發達、融資體系對民企歧視的情況下，外資差不多是主要可行的選擇。這不是民族主義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政策問題，不能混在一起談。

　　外資讓中國企業更具競爭力

　　對于外資進入中國收購企業，有不少反對觀點。有人拿南孚電池、西北軸承廠做例子，認為外資收購后會把資產作為抵押，從而導致企業陷入外資進入、拖垮的泥潭。我認為把資產作為抵押去融資，這不是什么壞事，這是增加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和競爭力的具體融資運作，這樣做沒有什么不好。難道不發展會更好？能用資產抵押融資等于是把死資產變成了活資本，就能賺取更多財富，這是好事。

　　有人認為中國企業收購海外公司，外國會設置種種障礙，如中海油收購尤尼科，我們為什么要在國有企業改制引進外資呢？——持這種觀點的人應該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反對外資進入，我們怎么還可以要求別國讓中國企業去并購呢？儒家倫理中歷來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處世原則。為了中國未來的

　　在這種大趨勢下，中國應該給美國和其它國家樹立起一個最好的“自由貿易”國家的形象，要給美國政客談自由貿易的好處，而不是非理性地以牙還牙。在這種時候，大戰略思維顯得格外重要，不要自己主動打破過去二十幾年讓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國際環境。

　　當然，更多的人從“保護國家安全”出發，在徐工并購案中，以裝備制造業引入合資控股風險太大為名拒絕引入外資股權。在我看來，“國家安全”總是那么抽象和聳人聽聞。其實我倒覺得，如果不通過引進外資讓中國企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以最快的速度在技術上跟進，那反而使中國的經濟更不安全，“落后”、缺乏競爭力才應該擔心國家的不安全。從愿望上講，我們誰不希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產品、最有價值的品牌樣樣都是中國自己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過去100年中國的發展歷程所耽誤的時間和機會。

　　本來19世紀后半期的洋務運動使中國的現代工業化進程不亞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但1911年后的多年內戰，再加上從上個世紀30年代加快了的經濟國有化運動，60年代開始的諸多政治運動，這一系列的戰爭和運動中斷了中國寶貴的工業化進程。而1978年前的八九十年里恰恰是世界工業技術，特別是汽車和電子類技術突飛猛進的年代，但中國卻在忙著進行那些沒完沒了的戰爭和運動。

　　在教學和科研能力的培養上，我們歷來不側重培養創新能力，而是強調灌輸。這些教學與科研培養方法上的問題當然阻礙中國的技術創新，阻礙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在知識產權保護、創新激勵機制上，到今天都還不到位。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上，從1949年到1980年則完全停止，使中國到今天仍然缺乏供給創投資本的股權市場。

　　所有這些都讓中國失去了近一百年的發展機會。遺憾的是，這些失去的機會不能重來，這些代價不會自動消失，而是要讓今天的中國社會來付出。為還清這些代價，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比如說，由于中國自己的資本市場不發達，所以國企改制時基本只能靠出售股權給外資，因為外資能找到大量資本；為了趕上現代技術，中國企業不得不靠進口核心部件、進口核心生產設備，等等。這些都是在具體為過去的代價埋單，這些代價不會憑空消失的。

　　當然，中國也可選擇什么都由自己慢慢發展出來，比如，資本市場靠自主發展，核心技術也靠自主發展，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但，那樣會使中國經濟長久無競爭力、長久落后、長久處于不安全狀態之中。引進外資、外國技術與品牌反而能縮短中國培育競爭力的時間，直接引進已經是捷徑。

　　管理層害怕外資壓力

　　其實，即使讓凱雷等外資基金并購徐工等工業企業，也沒有許多人說的那么可怕。實際上，相對于中國，外資反而面對多種不安全。

　　第一，在外資把錢投入徐工之后，所買的設備、所做的投資都在中國本土上，他們想拿也拿不走；他們把錢付給中國員工后，也花在了中國，幫助刺激中國各個行業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的長久就業，增加人們的收入。說到底，凱雷等外資在中國的投資或許賺錢，或許血本無歸，但無論他們的遭遇如何，這些投資進入中國后總會留在中國，中國有什么可怕的呢？

　　第二，從世界近代史和外資在近代中國的經歷看，由于凱雷等外資必須遵守中國法律，立法權在中國，你說外方和中方，誰更不安全呢？誰掌握主動權？

　　第三，不要動不動就把什么都提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如果說徐工、三一重工涉及到國家安全，服裝有沒有涉及國家安全呢？如果由外國人控制中國服裝企業，萬一哪天他們不給我們供衣服了，我們怎么會有安全？那么，牙膏呢？公共汽車呢？餐館呢？如果我們每天讓一樣東西成為國家安全品，到最后就沒有東西不涉及國家安全了。如果每個國家都這樣想，我們中國的產品就無法出口了！從這個意義上，當年鄧小平的主動“開放”決策真是英明偉大、有魄力，心胸是多么開闊啊！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目前，反對外資進入的部分壓力來自國內企業的管理層，他們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要保飯碗，要把外資帶給中國企業的壓力擋回去。外來壓力被擋回去后，保護的是什么呢？保護的只是國內企業管理層的利益。如果他們不能提高企業競爭力、改變商業模式，如果不能使企業多賺錢，員工的報酬也不會水漲船高，最后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自己。只有競爭才會有中國企業的未來。

　　我們要區分企業管理層的利益和社會大眾的利益。表面上看，大家都是中國人，好像利益是一致的。但實際上不一樣。就像某大電腦公司的老總說，外國企業到中國來，讓我們做電腦的企業很難賺錢。他的理由是英特爾、AMD總不愿和中國的大企業簽訂協議，保證只給這些大的國內電腦公司提供芯片。結果英特爾、AMD給所有想組裝電腦的中國企業賣芯片，導致電腦供應增加，使電腦的價格每隔幾個月就被砍掉一半。于是，這位大企業老總就抱怨外國公司不負責任，“為什么為難中國電腦廠商？讓我們賺不了錢？”

　　但是，這位老總有沒有想到正是由于這種敞開供應，使得電腦的價格越來越低，讓千千萬萬中國普通家庭，花一點點錢就能買到電腦，使他們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可以獲得使用電腦的經驗，因此大大提升中國未來勞動力的技能和人力資本。英特爾、AMD的敞開供應讓這些本來可以有壟斷地位的國企老總日子難過，但卻給中國老百姓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以各種名義保護的電信、石油、電力等行業的結果是什么？是老百姓支付高得離譜的價格，是低質服務。

　　老百姓和企業管理層的利益是不同的。如果中國企業不面對競爭壓力，他們就會在原地踏步。就像乾隆不讓中國開放，到了鴉片戰爭中國被打敗了，才發現原來一點競爭力都沒有，原來不面對外來競爭反而使自己國家更不安全，一下子就垮了。過去對國有企業有太多的溺愛，溺愛會保護平庸，最終受害的是中國社會。

　　(作者為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