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錫良

　　近期，筆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對于中國農村金融的現狀組織了大規模的調查，目前這一調查還在繼續。結合前期的一些調研情況，我想提出幾個問題，并談談個人的一點感想。

　　首先，中國農村是否存在金融壓抑？這本身并非一個新課題，但是我們今天討論它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我們的調查結果依然顯示，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較嚴重的金融壓抑。金融壓抑與否，我認為有三個衡量指標：農村資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農村儲蓄能否有效轉化為投資以及農村資金的流進流出情況。從這三個指標出發，我們看到中國農村資金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西部地區農村存差不斷擴大，從全國整體看農村資金大量外流。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從農戶、農村企業的金融需求及其被滿足程度來看，調查顯示，一是農村確實存在生活性需求大于生產性需求的狀況；二是盡管這幾年人民銀行在推動農村信用社發放小額信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農戶金融需求的滿足率只有40%多一點，也就是說50%以上的農民的金融需求無法滿足；三是小額貸款雖然滿足了一部分農民婚喪嫁娶的生活性需求和生產性需求，但農村縣、鄉、村小企業的貸款滿足率不到10%的水平，這意味著90%以上的農村生產性需求沒有正規金融支持。比如在四川廣安地區，我們調查了9000 多戶樣本小企業，其中開立貸款證的不到800戶，實際發生貸款的大概只有200戶，為什么？這需要分析一下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的特點，一般5萬～10余萬元的貸款信用社能夠提供，而大量農村企業需要30萬～200萬左右的貸款，這一額度沒有金融機構能支持。農村信用社缺乏資本實力，國有商業銀行則基本不貸，它們一般只針對農業產業化企業和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少量規模以上企業發放1000萬元以上額度的貸款。城市里的小企業是和大工業相配套的，可以通過大企業的帶動解決一部分融資問題，高新技術企業則可以引入創業資本，而農村小企業一般從事相對原始的簡單農副產品加工業和小建筑業，因此基本沒有正規金融融資的渠道。

　　其次，用商業性金融解決農村問題對不對？它是否適合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實際？這是必須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商業性金融有三個根本特點：以商業貿易為基礎、與社會化大生產密切相關、與生命周期成熟階段企業密切相關。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妨再多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沒有產生出

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是產生于工業革命后貿易大發展的時代。商業銀行為什么叫“商業”銀行？因為它一定是建立在商業票據貼現的基礎之上的，而什么企業才能開出商業票據呢？這個企業一定是成熟企業，有成熟的產品、成熟的市場、成熟的管理以及成熟的財務制度。如果按這個標準衡量農村企業，就會發現廣大小生產規模的農村企業不但生命周期非常短暫，而且一無成熟的市場、產品，二無成熟的管理和財務制度。因此，可以這樣說，從本質上講相當一部分農村企業是與商業性金融沒有關系的。由此，出現一個很不對稱的現象：農民和企業一方需要貸款卻求貸無門，商業銀行一方則說“不是我不貸，而是你不行”。這是我們在農村金融結構上出現的一個很大的矛盾。此外，還有一個區域不平衡的問題，即中國農村的情況也分很多層次，發達地區農村是與大工業相聯系的，有商業性金融在參與，而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很多是地廣人稀，金融機構只有農村信用社，信用社人又很少但負責的地域范圍很大，客觀上造成信用社連建立基本的財務制度都難于做到，如果按商業化要求操作，連農村信用社自己都要關門了。這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現實問題。

　　第三，如何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我認為，要在充分考慮中國農村和農村企業發展所處歷史階段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的需求層次與地區差異，分別加以引導。既然在相當部分農村地區還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那么在這些地區的農村信用社改革中過分強調商業化方向是不客觀的，要考慮堅持把互助性金融發展下去，以小額信貸和合作金融為主，政策性金融積極參與，商業性金融只作為輔助性手段。在發達地區農村，應更多地以中小型商業性金融為主體，適當輔之以政策性金融。同時，要放松金融管制，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增強農村經濟活力，然后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怎樣放松農村金融管制？中國為什么一直沒能建立一個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我認為，這和過去長期的政府主導是密切相關的，而今后農村金融的發展并非一定要由政府主導。廣大農村地區各個層次上的金融需求的滿足，客觀上必須有一個自由的市場空間，政府的管制盡管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

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規范發展適合農村特點的金融組織”，其根本之策，還是我們一方面要真正結合農村市場的特點，打通融資的渠道，對于民間的各種融資行為給予科學正確的引導；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真正的由農民自己按照互助制度組織起來的、風險分擔機制健全的農村金融組織。當然，市場的完善需要一個過程，農村的發展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必須經歷而不能跨越歷史階段。-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