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蒂莫西·亞當斯

　　美中之間關于貨幣問題的討論一直在一種互相尊重和坦誠對話的基礎上進行。美國財長斯諾稱贊中國去年7月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所作的轉變為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不進一步進行更大幅度匯率改革的危險正在增加。

　　美國倡導中國實行彈性人民幣匯率是基于我們相信彈性貨幣對美中兩國都有利。在國內，彈性匯率為中國提供更有效的工具以避免信貸助長的投資繁榮—蕭條周期循環，并推動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在國際上，提高貨幣彈性將反映中國對其在共同解決方案中所扮演角色的嚴肅考慮，該方案旨在緩解全球不平衡及保障全球持續增長不受保護主義的影響。

　　美國

財政部尋求的不是一次性的貨幣調整，一個只能產生短期效應的調整。我們也不相信單純提高貨幣彈性就能減輕全球貿易的不平衡。正如斯諾部長于5月18日所指出的那樣，這是共同的責任，它同樣需要美國提高儲蓄水平(主要通過較小的財政赤字手段)，需要歐洲和日本提高以需求拉動的增長。

　　一些著名學者指出，更大的

匯率彈性將帶來不穩定，并將中國經濟和價格的穩定記錄歸功于其貨幣釘住政策。

　　但是，對行政調控手段的依賴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一系列信貸助長的投資繁榮—蕭條周期循環。這些行政手段在一個更大、更市場化及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失去了其有效性。政府的行政指導還與中國值得贊賞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努力背道而馳。中國正在進行歷史性的市場化轉型，但是它需要現代化的政策工具來支持這種轉型。依靠價格信號，包括匯率和利率來指導資源的有效分配及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越來越重要。

　　非彈性的貨幣將限制中國貨幣機構調控利率和貨幣增長的能力。巨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流入(中央銀行必須通過購買來維持釘住，已經造成了過度的流動性增長)，這助長了投資低效和產能過剩，引發新一輪投資繁榮—蕭條循環的風險。而這一次將會有更大的全球影響。

　　據新華社報道，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國務院會議上談到，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的過快增長”。今年頭五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0%，同期

房地產投資增長了21%。今年頭五個月的銀行信貸額已經達到了央行全年目標的近3/4。快速的信貸增長同時削弱了政府改善貸款質量、避免新的不良貸款累積的努力。

　　產生于僵化匯率的政策組合—快速的信貸增長和低利率—加劇了中國的增長不平衡。GDP增長的近60%來自于投資，GDP中已經非常高的投資比重繼續攀升。低利率鼓勵了以勞動力為代價的資本使用。其結果是，2001-2004年中國的實際GDP年增長率為8.5%，而就業的年增長率只有1%。此外，盡管增長快速，同期城市失業率從3.6%提高到了4.2%。

　　一些學術界人士指出，美元可能成為中國的方向舵，就像它以前對日本的影響一樣。但與日本類比是不正確的。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經驗提醒人們，背離以價格穩定為中心的貨幣政策是危險的。日本經濟泡沫的產生歸咎于其20世紀80年代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部分原因為其阻礙貨幣升值的努力。中國以目前的匯率和大量的外匯流入，面臨同樣因流動性而引發的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不要忽略這樣一個事實，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盡管隨著布雷頓森林會議固定匯率機制讓位于現在的浮動匯率機制，日元已升值100%。

　　盡管中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整體匯率機制的動作還是有些謹慎。在增長強勁及金融市場可以接受的情況下走出僵化的貨幣機制是最容易的，該轉換也很可能有序進行。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政府理解這一點并承諾進一步提高匯率彈性和采取重要措施來重新平衡增長，并將此作為最新五年規劃的一部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今年4月訪問華盛頓時宣布“中國將繼續發展外匯市場(和)提高匯率彈性”。擁有更有效政策工具的政府，能帶來一個更穩定的經濟，降低由繁榮到蕭條到泡沫的周期循環風險。這對中美兩國都有利。

　　(作者系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