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朋榮，北京視野咨詢中心主任，北京東方視野教育發(fā)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從事過近30年的經濟理論研究，發(fā)表過論文數百篇，出版專著18部。曾在鄉(xiāng)、區(qū)、縣、中央四級黨政機關任職。自1994年以來，主持過100多家大中型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改制方案，主持過20多個地級市和30多個縣市的發(fā)展戰(zhàn)略方案。

　　7月17日-7月2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鐘朋榮。----編者按

論私有公用制－－不求歸誰所有，但求為誰所用     7月17日  星期一

　　文/鐘朋榮

　　1、個人財產超過一定限度與公有財產并無實質性區(qū)別

　　“私有”、“公有”在中國爭論了幾十年。仔細分析，“公有”中有私用，“私有”中也有公用。當私有財產積累到一定程度，用于個人消費的比例就會縮小，而用于公用部分的比重就會擴大。其實，個人資產超過一定限度后，名義上歸自己所有，實際上為社會所用，與公有財產并無實質性區(qū)別。

　　在經濟學概念中，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并且，“公有制好、私有制壞”的判斷，深深地印在許多人的腦海中。

　　其實，如果不僅僅從財產的所有權上來劃分財產，而是從財產的實際運用上劃分財產，則無論公有制財產還是私有制資產，都可以分為公用和私用兩種。公有財產中既有公用部分，也有私用部分；私有財產中既有私用部分，也有公用部分。整個社會的財產不應只分為兩部分，而應分為四個部分。

　　所謂的私有公用，是指以下幾類現(xiàn)象：

　　第一，私有財產的所有者，因財產規(guī)模巨大，自己雖然也消費這些財產，但無論怎么消費，仍然只消費其中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名義上歸他所有，實際上為社會所用。

　　第二，私有財產的所有者雖然有或多或少的財產，但自己既沒有消費這些財產，也沒有消費這些財產所形成的利潤以及其他任何收益。他所消費的是自己的勞務收入，包括管理企業(yè)的工資收入。例如：臺灣王永慶80歲高齡時，仍然管理著龐大的企業(yè)集團，而且管理得很好。他如果為別人管理這么大的企業(yè)，又管得那么好，別人會給他年薪幾百萬或幾千萬。他現(xiàn)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企業(yè)，照樣可以按照高級企業(yè)家的市場價格，為自己開工資。這樣，他可以終身不必消費財產及財產收入，僅他的工資都消費不完。因此，他的利潤全部用于了積累和投資，使財產越滾越大。這些越滾越大的財產，名義上歸他所有，實際上為社會所用。

　　第三，普通老百姓雖然錢財不多，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積累或剩余。他們或者把這些錢存在銀行，或者購買國債，或者購買股票。存單、債券和股票的持有期限，或者一兩年，或者是三五年。在這一兩年或三五年內，這些財產雖然歸他所有，但他并沒有使用或消費，而是為社會所用。這種私有公用現(xiàn)象，對于單個家庭來講，可能是暫時的。比如，張家的私有積蓄公用期為三年，李家的私有積蓄公用期為5年。但從整個社會來看，就形成一個巨大的，而且越來越大的，永遠不被所有者使用的私有公用財產。這個私有公用財產的典型形態(tài)就是銀行儲蓄存款余額。1978年至1998年3月末，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210億元增加到48686.48億元。這筆財富從所有權上看當然是私人的，而且是廣大的普通老百姓的，但只要不發(fā)生金融危機，只要老百姓不擠兌存款，這個私有財產的余額，就永遠歸社會公用，就像王永慶的財產自己永遠也不會消費一樣。

　　第四，私有財產捐獻給社會。例如，美國的股票大王巴費特向他的子女宣布，他們別想得到他的一個子兒，他要把財產全部捐獻給社會。當然，這種私有公用，是通過捐獻改變了財產的所有權，即將私有財產捐獻為公有財產，最終變?yōu)楣�用財產。

　　以上幾種現(xiàn)象，都是將私有財產交給公用。什么叫“交給公用”呢？是指這些財產事實上歸屬于社會。從社會公益來看，從它對社會的功能和效果來看，從它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福利來看，這些財產與公有制財產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比如，這些財產照樣為社會增加就業(yè)，照樣為社會生產產品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照樣為國家增加稅收，照樣增進城鄉(xiāng)的經濟繁榮，甚至就連這些財產的經營者和支配者，也不是財產的所有者，而是遍布于社會的大大小小的職業(yè)經營者。

　　2、公有制財產與私有制財產的區(qū)別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種財產制度，而是私有財產在運用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一種社會機制。

　　私有財產中有多少會變成私有公用財產，一是取決于社會富有程度和人們所擁的私有財產數量；二是取決于人們對私有財產的安全感。

　　人們在基本消費問題解決后，都是為八個字而奮斗，即“實現(xiàn)自我，奉獻社會”。只不過，不同的人實現(xiàn)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獻社會的內容不一樣。

　　然而，如前所述，所謂私有公用財產，是指這些財產的利潤并沒有被財產的所有消費，而是被積累起來，繼續(xù)用于投資或生產，繼續(xù)用于財產的擴張，其結果是使私有公用財產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如果私有財產所產生的利潤被所有者消費掉了，則這部分私有財產就不稱其為私有公用財產，而屬于私有私用財產。

　　到此，人們馬上會提出一個問題：既然這些財產所形成的利潤最終都“交公”，私人辛辛苦苦辦企業(yè)所賺的錢，通過勞動→收入→盈余→投資→資本→利潤→利潤再投資→更大的資本→更大的利潤……這一運行軌跡，最后都變成了私有公用財產，這豈不是說人們都是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者嗎？

　　其實，人們創(chuàng)辦企業(yè)之初，大部分都是為了很自私的目的，即養(yǎng)家糊口，追求享受。開始辦企業(yè)時，是為了能掙點錢，維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存。隨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大和利潤的增加，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就隨之上升。比如，買汽車，買房子，甚至要買別墅，等等。

　　正是以上動機，促使人們去創(chuàng)辦企業(yè)。而創(chuàng)辦企業(yè)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也就是對經營企業(yè)產生了興趣，進而產生了樂趣。說得更俗一些，即辦企業(yè)上了癮。這正像一些釣魚的人，起初是為了吃魚而釣魚，結果上癮了，不吃魚也要釣魚，甚至，釣魚的過程比吃魚更有樂趣。

　　在人們的溫飽和小康問題都已解決之后，人們之所以還要繼續(xù)辦企業(yè)，之所以還要不斷地把利潤用于積累而不是用于消費，除了辦企業(yè)上癮外，還有以下幾個激勵因素：

　　第一，為了成就事業(yè)，實現(xiàn)人生價值。人們從事任何活動，包括作家創(chuàng)作、演員演出、經濟學家搞研究，以及企業(yè)家辦企業(yè)，在初級階段都是為了填飽肚皮。肚皮都沒有填飽，其他就無從談起。肚皮一旦填飽，人們，特別是那些有強烈事業(yè)心、有遠大抱負的人們，就力求成就某種事業(yè)。成就事業(yè)的途徑很多，當作家寫一部成名小說是成就事業(yè)；當經濟學家寫一部經濟學著作是成就事業(yè)；當企業(yè)家建一座高樓大廈，也是成就事業(yè)。而要通過辦企業(yè)來成就事業(yè)，惟一的辦法就是把企業(yè)辦大。而要把企業(yè)辦大，首先，利潤不能都吃掉或揮霍掉，而是要盡可能多地用于積累，用于擴大企業(yè)規(guī)模；其次，個人的時間和精力不能都用于吃喝玩樂，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業(yè)經營和管理。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種財產制度，而是私有財產在運用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一種社會機制。

　　私有財產中有多少會變成私有公用財產，一是取決于社會富有程度和人們所擁的私有財產數量；二是取決于人們對私有財產的安全感。

　　人們在基本消費問題解決后，都是為八個字而奮斗，即“實現(xiàn)自我，奉獻社會”。只不過，不同的人實現(xiàn)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獻社會的內容不一樣。

　　第二，激烈的市場競爭。馬克思曾把資本家進行積累的動機概括為兩條：即追求利潤的內在動力和競爭的外在壓力。在競爭中，企業(yè)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這種外在壓力也迫使企業(yè)的老板不得不把更多的利潤轉化為投資，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企業(yè)的經營活動。

　　第三，社會榮譽感和人們好勝心里，也促使許多老板把盡可能多的資金和精力用于企業(yè)的發(fā)展。我經常去溫州等地調查，與那里的老板接觸比較多。每個縣都有幾個規(guī)模比較大的私人企業(yè)，這幾個企業(yè)的老板在政府部門比較有影響力，在社會上也比較受尊重。因此，其他一大批中小老板都力求進入這幾企業(yè)老板的行列。而這幾個大老板依據其財力的大小，也有一個排序。如張三是老大，李四是老二，王五是老三，等等。他們幾位明爭暗賽，誰都希望在本縣當老大，而當老大的辦法就是把企業(yè)規(guī)模做大。

　　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原因，人們一旦進入財富積累的軌道，似乎就身不由已，你就必須把企業(yè)辦大。為此，企業(yè)每年所創(chuàng)造的利潤，就得多積累少消費。而且，你整天忙于辦企業(yè)，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個人消費和享樂。這時，真正的個人享樂甚至不是來自于消費，而是來自于事業(yè)的成功。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機制，即拼命創(chuàng)造財富和拼命積累財富，卻又很少消耗財富的機會，而這種辦大是沒有止境的。結果，巨額財富名義上歸自己所有，實際上為社會所用。這就是私有公用制。所以，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種制度，而且一種社會機制，這種機制促使人們拼命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卻又很少消費這些財富，這些財富最終成為永遠為社會所用的財富。

　　3、關于四種財產形態(tài)的價值判斷

　　對國家來說，對人民來說，并非公有財產越多越好，而應是私有公用財產越多越好。這種財產越多，整個社會財產被消費、被浪費的就越少，財產的利用率就越多。

　　但也不是所有的財產都應當采取私有公用的形式。比如，首都機場的高速公路，如果不收費，而是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效率會更高。

　　最不好的就是公有私用財產。因此，我一直主張降低稅賦，主張國有企業(yè)改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減少公有私用財產。

　　請注意，本文不分析財產來源，即不管這些財產是通過正常的勞動和經營而獲得的，還是通過非正常途徑獲得的。關于當前中國社會私有財產的來源，我在《勤勞人經濟學》一文中已有兩個基本判斷。

　　如上所述，整個社會財產客觀上存在四大塊，即公有公用財產，公有私用財產，私有私用財產，私有公用財產。我們自然會想到，哪些財產采取公有公用形態(tài)更好，哪些財產采取私有公用形態(tài)更好。

　　一般說來，私有公用財產是一種最好的財產形態(tài)。某些財產歸張老板私有，但張老板又沒有消費掉，而是把它變成了工廠，變成了商店，變成了學校。所有權對于張老板來說，只是一種責任。他必須把這些財產看管好，比公有制財產看管得更好，不要浪費，不要被人侵占，使同量財產能提供更多的就業(yè)崗位，能創(chuàng)造更多的社會財富，能提供更多的稅收。為此，張老板每天不得不工作十多個小時，累死累活，連睡覺也不會安穩(wěn)。私有公用財產，意味著張老板既不消費這部分財產，也不會消費這部分財產所帶來的利潤。利潤的積累和投資又變成了更多的私有公用財產。因此，更多的社會財產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態(tài)，則象張老板這樣看管財產的人就更多，財產的浪費和被侵占的就越少，財產的效率就越高。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財產都可以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態(tài)。比如，北京的長安街、平安大道等，如果都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態(tài)，即歸私人所有，所有過往的車輛和行人都得交費。那顯然是非常麻煩。象這樣的財產就應當采取公有公用的形態(tài)。像北京到首都機場的高速公路，應該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這樣效率更高。遺憾的是，這條公路到現(xiàn)在仍然是收費公路，不知有多少人因為在收費站排隊而誤了飛機。

　　整個社會最不好的財產不是私有財產，而是公有私用財產。即這些財產名義上是公有，但實際上為私人所用。所謂私人所用，包括一個私人享用，也包括幾個或幾十個人的小團體共同享用。比如，某國有企業(yè)請客吃飯，叫了一桌子酒菜花費3000元。這桌酒菜就是公有財產。兩小時后，這桌酒菜已被10人吃掉。我們雖然可以照樣把這桌酒菜稱為公有財產，但已經是存放在10個人肚子里的公有財產。

　　為什么說公有私用財產是最不好的財產形態(tài)呢？首先它是不勞而獲，是用而無理；其次，這種財產是與腐敗聯(lián)系在一起；其三，這部分財產對整個社會的創(chuàng)造和積累是做減法。這部分財產越多，整個社會的財富創(chuàng)造和積累就越慢；其四，它會直接打擊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熱情。這一塊財產越多，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就越弱。

　　在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有財產演變?yōu)楣�有私用的內在機制。因為公有財產只有用掉，消費掉才是自己的，不消費掉就不是自己的。這一點，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恰恰是相反。

　　公有公用財產的多少，取決于兩個因素：

　　一是整個社會公有財產的總量，例如：隨著這幾年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一個明顯的現(xiàn)象是，政府及有關部門的辦公大樓蓋得非常多，蓋得非常高檔。

　　二是公有財產在使用過程中的監(jiān)管機制。監(jiān)管越嚴，公有財產變成私用或小團體使用的就越少，否則就越多。近年來，國家審計署有李金華這樣的署長，以及他所領導的團隊把關，我相信公有財產變成公有私用的難度會加大。但應該看到，這么大的中國，這么多的公有財產，就是多幾個李署長也遠遠不夠。

　　正因為如此，我一直主張，在中國實施低稅賦政策，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工廠人民建，人民電站人民修；同時，我也一直主張加快國有企業(yè)改制的步伐。這樣既能調動人民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又能把公有私用財產降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社會財產成為私有公用財產。

　　4、私有公用制形成的前提就是私有財產要受到法律和輿論的保護

　　私有公用制的形成，要有一個重要前提，即私有財產受到法律保護，受到社會輿論的保護。人們感到私有財產的積累最終仍然歸自己所有，他才會拼命地積累資產。對于那些拼命積累財產的人們，如果我們總是罵他、批他，讓他們提心吊膽，沒有安全感，總感到這些財產遲早還不知道是誰的。其結果就是鼓勵他們把財產消費掉，甚至揮霍掉，甚至轉移到國外，使許多本來可以作為私有公用的財產，變成了私有私用的財產。

　　指出私有公用現(xiàn)象，提出私有公用制這一概念，只是想說明一點，不要怕私有財產多了。就個人來講，他們的私有財產越多，他財產中私有公用的比重也就越大；就社會來講，大的有產者越多，這個社會的私有公用財產的總額也就越大，最終獲取好處的，是這個國家的廣大老百姓，是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

　　因而，對私有財產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有一個正確的對待。我們的法律和政策要給予人們積累財產以足夠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越強，人們積累財產的動力就越大。我們的社會輿論，包括經濟理論和文學作品，應鼓勵人們去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鼓勵人們成為有產者，而不是去打擊人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要多創(chuàng)作一些像《受拼才會贏》這樣的歌曲，多塑造一批像阿信這樣的人物形象，激勵廣大國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那些創(chuàng)造了很多財富而自己又消費得很少，甚至比一般人更加節(jié)檢的人，應該給予歌頌，將他們樹立為社會的楷模。他們也是社會的奉獻者，雖然他們不是無私奉獻，但他們客觀上是向社會奉獻了巨額的私有公用財產。

　　總之，通過法律、政策、社會輿論以及全體國民心態(tài)的調整，在我國社會形成一個鼓勵勤勞和拼命創(chuàng)造財富的機制，而不是形成一個鼓勵懶惰和等靠要的機制；形成一個鼓勵節(jié)儉和拼命積累財富的機會，而不是形成一個鼓勵吃光花光甚至上吃祖先下吃子孫的機制；形成一個鼓勵更多的人通過勤勞和積累成為有產者的機制，而不是形成一個鼓勵人們懶惰和奢侈而一無所有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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