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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住房發展模式與利益分配機制面臨根本性轉變
趙曉/文
筆者曾一再強調，房價高漲只是中國住房發展諸多矛盾的一個爆發口，但并非根本問題。對于中國房地產深層問題的認識，需要借助于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分
析框架才能認識清楚。以森的分析框架，我們會看到中國房地產發展的嚴重缺陷，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權力與資本結合、社會參與和分享極不充分現象，其典型特征便是筆者所概括的“開發商發財，官員發展，成本社會掏”。
改變調控思路
君記否？1998年，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不足數十億元。然而，2005年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已經超過了5000億元，開發商的利潤則超過了1000億元。
因為權力結構不平衡，因為市場的扭曲，房地產的利益分配嚴重畸形，中國房地產業已經到了眾人聲討的地步，因此政府必須超越一開始的房地產調控思路，轉向發展模式的重建，盡全力開創符合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政治文明建設的新的公平發展、利益共享的新增長模式！
由此，才能讓社會公眾能夠分享中國經濟的繁榮，分享房地產發展的收益，為此必須在地方官員考核、經濟發展體制等方面作出重大改變。而所有這些，又勢必將對地方政府形成新的壓力方向、新的激勵方向，引致中國住房發展的游戲規則發生改變。
政府保障責無旁貸
當然，筆者認為，對地方進行房地產調控效果的督促檢查(請注意這次的調控文件首次讓監察部參與其中)的辦法畢竟是短期的行政辦法。其實，國務院的政策措施還可以更嚴厲些，在政治文明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情況下，不妨在房地產調控問題上實行一票否決制。也就是說，對房價失控、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沒有解決好的城市，政府主管應當承擔直接的行政處罰。如此一來，地方政府官員便再也不能只考慮增長，而必須在增長與民生間尋求平衡，中國住房發展就將轉而進入新的軌道。
除此之外，房地產游戲規則的改變還牽涉到土地產權的變革，因此，“國六條”細則后，政府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改革努力。在這方面，筆者建議，最重要的是應該按照十六屆四中全會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改革方向創新土地制度和政策，改變目前地方政府作為壟斷性商品房土地供應商的局面。
游戲規則的改變還牽涉到市場的權力結構的平衡。為此，筆者也建議，應該允許失地農民、城市中低收入購房者成立維權協會，合理表達并捍衛其正當權益。
顯然，只有真正明確政府保障居民住房的職責，并從產權、權力結構以及政治文明的高度來重構中國房地產發展模式，中國房地產發展才能走向真正的希望之途，才能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政治文明的新的發展理念相適應。
讓民眾分享房地產發展收益
筆者注意到，“國六條”細則出臺后，遭到少數學者的批評。其實，這些學者既沒有弄清楚中國房地產的現實性質，也沒有理清楚房地產的市場性質。從現實看，中國房地產市場并非標準自由市場經濟形態的市場，所以根本不能用自由市場的標準來評價當前政府的調控政策。而從房地產市場的性質看，由于住房供給不具有無限供給的特性，因此住房市場在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是一個壟斷競爭市場。對于住房這樣的特殊市場，各國政府的監管與調控規則與完全競爭市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認不清房地產市場尤其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現實性質，只是根據想象中的市場經濟原則來討論中國的房地產發展并以此進行政策進言，那樣的討論就難免劍走偏鋒。
回想過去兩年多來，房地產爭論可謂是一波接一波、房地產調控也是一浪接一浪，但均未能對游戲規則的改變和利益分配的調整產生影響，因此中國住房發展的格局也就始終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時光永是流逝，街道依舊太平”。緣于此，筆者才轉而呼吁要叫停舊的游戲規則，構建新的游戲規則。現在，有了“國六條”細則，這怎能不讓人破涕為笑呢！如果說，新“國六條”雖然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但大家對于政府是否真的能痛下決心改變游戲規則仍是將信將疑的話，那么，在“國六條”細則之后，這些疑慮都可以消失。相比于1998年以來任何文件、條例、政策，大多數的中國百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希望從中國房地產的發展中分享收益，為此，我們怎么能不打開香檳酒，像歡慶中國國家足球隊出線一樣歡慶一下庶民的勝利呢！(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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