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勝利（之一）

　　趙曉/文

　　曾記否？2003年6月的某個黃昏，當房地產調控的信號最早從央行121號文件發出時，開發商們曾群情激昂。一番公共關系工作之后，建設部聯合其他五部委起草并頒布了國務院18號文，強調全國房地產市場是健康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此文讓本已感到房地產要“步入冬天”的房地產商們一時歡欣鼓舞，一位著名開發商掩飾不住內

心喜悅地表露心聲：“這個文件寫得很到位，感覺是開發商參與起草了一樣。”

　　好個“感覺是

　　三大轉變凸顯調控回歸

　　筆者從來不反對利益集團對合法利益的追求，但無疑更關注庶民的勝利。因為庶民的勝利不同于小利益集團的勝利，它也是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經濟學法則的勝利。說到底，經濟學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真正要關注的并非增長，而是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增長不能帶來全社會福利的增進，如果大多數人無法分享繁榮，那么無論表面上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多快，無論城市形象工程搞得有多漂亮，無論“城市化”與“市場化”的口號多么動聽，就統統都是偏離了發展的根本目標。

　　為什么說“國六條細則”代表著“庶民的勝利”？因為它帶來了“三大轉變”，即中國房地產發展理念與發展方向的轉變、房地產調控理念與調控方向的轉變以及房地產發展模式(游戲規則)與利益分配的轉變。這“三大轉變”一定會對中國住房發展乃至國民福利增長帶來重大影響，其意義值得高度評價。對比2003年以來的一系列調控文件，再回顧中國房地產的發展歷程，“國六條細則”帶來的這“三大轉變”稱得上是真正有實質意義的轉變，是真正重要而正確的轉變，是自1998年國務院出臺23號文件,刺激房地產發展以來最具革命性意義的文件。在經歷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偏差之后，在進入到科學發展觀階段后，中國住房發展終于逐步回歸，開始回到應該的起點上來了。

　　第一重：民生至上

　　首先是從增長導向到民生導向、從效率導向到公平導向，中國住房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向開始發生轉變。

　　房地產在全世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歷來都是“政府的歸政府、愷撒的歸愷撒”，即房地產發展的市場化與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齊頭并進、并行不悖。然而，1998年以來中國房地產的發展幾乎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偏差，政府住房發展的理念被單純的市場化和效率導向所主導，政府公共職能中的民生導向與公平導向被嚴重漠視。

　　本來，住房市場化的目的應該是通過市場化更好地解決一部分民眾改善住房需求問題，與此同時，政府要為更多的人群(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提供公共解決方案，但是，傳統“經濟增長型”的經濟體制和對地方官員的不恰當的政績考核機制卻無法保證這一方向的實現。

　　其結果，在中國住房發展中，市場轉型迅速，政府轉型卻非常緩慢；地方政府通過公共政策來保障民生卻做得不夠。體制的局限與機制的缺陷最終使得中國的房地產整體發展典型地演變成了溫家寶總理多次講到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足發展的局面。

　　當前，老百姓住不上房的問題已經和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等問題并列為中國最大的公共問題，也成為總理的心頭最痛。顯然，如果政府不能轉變房地產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向，從單純的住房增長導向轉向增長導向與民生導向并重，從住房發展的單純的效率導向轉向效率導向與公平導向并重，從單純的住房市場化方向轉向市場化方向與住房保障體系的方向并重，中國的住房發展就會越來越遠離公眾，最終使得住房成為社會問題的火山，極大地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定，而新一屆政府所開創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新理念也將無法真正落實。

　　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從“國六條”特別是“國六條細則”開始，雖然文件仍然強調了“房地產業是我國新的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支柱產業”，但同時更加強調“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落實和完善政策，調整住房結構，引導合理消費；堅持深化改革，標本兼治，加強法治，規范秩序；堅持突出重點，分類指導，區別對待”，這就開始將民生置于首位，而從文件內容來看，如何有效地解決百姓的住房需求成為政策的主導內容，這意味著中國的住房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向已經改變，從此以后政府將兼顧房地產市場化與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并著重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各級政府也必須在增長與民生、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求平衡。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本文將分期刊發，請明天繼續關注《庶民的勝利(之二)》。相關話題和調查請見網易財經頻道，歡迎讀者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