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制度被腐敗牽著鼻子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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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6月02日 09:40 東方今報 | |||||||||
今報記者 馬凌/文 韋森簡介 韋森,原名李維森,1953年出生于山東,1995年獲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主要學術專著有:《社會秩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
5月27日下午,鄭州越秀酒家第142期學術講座開講,以研究制度經濟學聞名、治學嚴謹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教授應邀作了題為“市場深化過程與未來中國法制化道路”的精彩演講。 韋森說,中國的法律并不比西方國家少,但中國的問題卻要多得多。尤其是政府方面的腐敗問題層出不窮,2004年,檢察機關共查辦各類大案1.8萬多件,查 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2900多人。2005年,縣處級以上干部貪污犯罪數字有所下降,但國家公務員貪污犯罪案整體上卻大幅度上升。 雖然中國的法制建設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距,但中國并不缺少法律法規,這是中國法制建設中一個奇怪的現象。 韋森說,全國人大、國務院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制定和頒布法律法規的速度很快,且西方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法律法規,我們目前差不多都有了。 以反腐倡廉的有關法規為例。按照2005年2月23日《東方早報》所發布的一則消息,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擁有與反腐敗有關的法律、法規最多的國家,僅省部級以上部門就有規范性文件2000多件。 但為何有這么多法律法規,腐敗事件在全國仍到處上演,出現“制度被腐敗牽著鼻子走”的怪現象? 韋教授認為,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出在我國的法律法規不系統和司法程序不健全上,而是出在支撐我國法律制度的法學理論最深層的基礎問題上,與人們的法律意識有 關。社會上大多數人對與自己經濟與社會活動有關的法律法規根本不知道,甚至也不想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怎么自覺遵守。 他說,要使這種狀態發生改變,就要真正迫使政府官員依法行政,從而也引導普通老百姓依法行事。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法學家和學術各界對我國既存法學理論 的基本精神重新進行審視。更進一步,也需要對我們傳統中國文化中的法律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的精神傳統進行深層反思。 他解釋說,如果從法律功利主義的觀點出發,僅僅把法律當作為主權者進行統治和社會控制的工具,不管制定了多少法律法規,也不管有多少法院、法官、律師和法 律從業人員,這個社會最多只能達到“依法而治”和“用法來治”的階段,難以走出“人治”和“德治”的困境。相反,只有從法學理論上以及在普通人的認識中共 同把法律理解為天理人道和人世間公平正義的化身,才能真正高樹法律的神圣尊嚴,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普及,達成社會共識。 有了這個社會共識,政府官員、政黨和個人也才能開始有意識地把自己放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和法律規則體系的約束之下,并自覺地在與他人平等的地位上進行社會活動和交往。 只有這樣,才能建構成有效制約市場運行的法制體系。法律才會有真正的約束力,人們才能相信和尊重法律的尊嚴,才能信任政府,社會也才能真正達到法治階段。 韋森印象: 像康德一樣生活和思考 今報記者 馬凌 韋森教授很平和,平和得像你身邊的一位師長。 記者趕往指定地點與韋森教授見面時,他正與其他媒體記者正愉快地交談,他很謙和,表述自然易懂,對一些簡單的問題也耐心作答。 韋教授博學,關注領域廣泛,在哲學、語言學、社會學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詣,但多方面的優勢,韋教授集合應用到了一個點上,就是集中研究制度經濟學。 “什么是制度?”這看起來不是特別難以解答的問題,為什么他對這樣一個問題要研究許多年,并且直到現在,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回答仍在繼續?韋森解釋說, 其實,現今社會上的許多問題,追問到根本,就是制度的問題,只有真正明白了制度是什么,才能從根本上尋找解決之道。 聽了他的這些話,才會明白他說另一些話的意思。 現今社會上很多經濟學家,熱衷于關注熱點事件,喜歡跟隨社會的潮流來行事,頻繁地出現在大眾視野中,他們中的一些人,被人們尊稱為主流經濟學家,有很高的社會聲譽。與這些人相比,韋森有些沉寂,他稱自己是邊緣化的經濟學家。但他說,邊緣化并不代表不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在內心深處,他一直在思考。 “我是一個書生,主要活動范圍在書房、辦公室這兩點一線。” 以書生評價自己,在韋森教授這里,既是對自己一個清醒的認知,也是對中國現在經濟學界浮躁狀態的一種抵抗,這可以從他的一些言語中得出判斷,他說,“現在的很多學者,已經不能稱其為學者,他們少了學者的研究精神、專注精神,而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 “擁有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風范”,這是韋森對自己的要求。正是如此,他最欣賞的學者是康德,他稱:“康德是知識分子的典范,康德的一生是用著作和思想為自己立傳。” 已過50歲的韋森教授仍然勤奮鉆研,他說:“凌晨3點半到上午9點是我的黃金時間,這段時間比任何時間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