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瓜分與掠奪式的住房發展模式必須叫停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矛盾的中國。一方面，GDP增長速度列全球之冠，政府財政收入以兩位數的速度持續增長，人均收入也已經越過了1000美元大關；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的幸福并沒有和GDP的增長速度同步上升，相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社會風險繼續上升。其中一個根源，就是相對于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私人產品的豐富乃至過剩，公共產品的短缺已成為當前大眾“不幸福”的根源。

　　新一屆政府就職以來，關心民生，銳意創新，在發展理念上力圖糾正以往偏差，已經從強調GDP增長轉向了對科學發展觀的追求，從單純強調經濟增長轉向了對和諧社會乃至政治文明的追求。但是，這一轉型是痛苦的，并且要受到舊的慣性的束縛。其中尤為觸目的，是GDP增長時代所形成的扭曲、畸形的房地產發展模式依然存留，業已成為科學發展觀與建設和諧社會時代的一道瘡疤，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及政治文明的一大阻礙。

　　權力與資本結盟，房地產模式已成病態

　　事實上，只要睜開眼睛，就不難發現，由于體制和發展模式的缺陷，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所謂房地產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演化成了權力與資本結盟瓜分公共土地資產以及掠奪居民存款的工具，房地產在中國事實上成了一架不斷制造貧富差距、不斷制造社會不和諧的病態的機器。

　　這樣一場瓜分與掠奪的運動，在中國社會早已名聲狼籍，如果不能及時叫停，轉變發展模式，勢必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危及社會安寧，妨礙和諧社會的構建！

　　反思中國住房發展的歷程，必須看到其與科學發展觀及建設和諧社會有重大背離。

　　中國房地產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是1998年國務院出臺23號文件，大力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但其目的卻是通過房地產的發展來拉動經濟增長，應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增長壓力。或者更直白地說，所謂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一開始就是政府機會主義的產物，并非致力于解決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安居問題。2003年6月份，央行為了宏觀經濟調控，抑制投資的過快增長又出臺了121號文件，這個政策的取向是防范經濟泡沫，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保障經濟增長。即便如此，為了不影響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國務院隨后又出臺了18號文件，進一步強調房地產的發展。因此，很顯然，房地產在中國發展的從始至終，增長導向幾乎都是唯一的要旨，而民生取向以及政府要在百姓安居中所要扮演的重要公共角色則長期被擱置、被淡漠乃至被遺棄。

　　本來，住房市場化的目的應該是通過市場化更好地解決一部分民眾(主要是富裕階層)的住房需求問題，與此同時，其他人群(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也應該在公共方案中一并予以考慮。但中國的住房發展卻只考慮了通過市場化來分流百姓的儲蓄存款，以此啟動消費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并沒有將民生納入到最為重要的發展方向并在體制上保證這一方向的實現。

　　市場轉型迅速，政府轉型異常緩慢

　　如果說房地產發展過去以來在總的政策導向上存在著偏差的話，那么，這種偏差的發展理念在現實中就走得更遠了。在中國的不同地方和城市，“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這一提法被地方政府奉為至寶，推至極致并演變成畸形的增長模式。這里面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地方官員要依賴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政績打造的利器(目前全國房地產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高達18%，一些地方房地產投資占其總投資的比重高達55%以上)；其二，是因為房價上漲是政府地價上漲的前提，地方政府可借助房地產泡沫增加手中的可支配資源。這兩者都使得地方政府有極強的讓房地產市場化并不惜手段幫助開發商提高房價的積極性，而權力與資本的結盟最終使得房地產脫離了“居住”供應的性質，演化成利益集團尋租的“工具”。

　　本來，中國的住房貨幣化就是要改變住房的分配方式，卻不應該全盤否定住房福利，因為福利分房作為一種帶有社會保障性質的制度，是市場經濟各國普遍實行的一項社會福利制度。然而，遺憾的是，在實行貨幣化分配過程中，政府為了給房地產商創造需求，總是迫不及待地將福利分房者們趕到了市場上去，卻一貫疏于對低收入大眾群體的住房保障。迄今為止，各級政府所采取的實物配租、租賃住房補貼、經濟適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政策只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包括英國、美國、瑞典、新加坡等不同類型的國家，都能按照住房“供應--分配(公平)”的二元目標，或按“市場--救濟型”或按“市場--福利型”的政策導向來保障“居者有其屋”，不僅如此，不少國家甚至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權利寫入了憲法。然而，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非常不應該地忽視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最重要的職責。

　　說到底，在中國住房發展中，市場的轉型是迅速的，政府的轉型卻是緩慢的；通過市場化掏老百姓的口袋來拉動經濟增長是積極的，政府通過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的供應來保障民生是被動的和消極的。這使得中國的房地產整體發展典型地演變成了溫家寶總理多次講到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足發展的局面。

　　房價：利益博弈下的偽問題

　　從最新的房地產調控看，“新國六條”雖然涵蓋了稅收、信貸、土地、供應、市場、結構乃至信息，大體稱得上全面、完善而穩妥，并且將以往的“增加與發展經濟適用住房為主、建設廉租房為輔”改為了加快廉租房的建設和規范經濟適用住房的提法，顯示出中央政府對住房供給體系的修正，管理重心要更多向買不起房的低收入家庭轉移和過渡。但是，“新國六條”仍然強調了房地產的重要產業支柱的地位，強調了房地產的問題只是局部市場的問題，并且沒有涉及到根本的體制的變革和發展模式的轉變，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料，中央的看得見的手勢必還將受到多只看得見的小手的掣肘，地方與中央對于房地產調控的博弈仍將象上一輪調控中那樣上演。

　　其實，在中國畸形的增長模式下，房價具有自動升溫的趨勢，已非中央一家所能主導。更關鍵的是，中國房地產的根本問題其實并不在房價，房價調控的成功也不等于住房矛盾的解決。就算房價穩住了，圍繞著中國房地產發展模式而產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將繼續積累，乃至一發不可收拾，引爆經濟與社會危機。

　　顯然，如果政府不能從“經濟增長型”轉向“公共服務型”，如果增長永遠是積極政府第一位的關注對象，民生的考慮卻被忽視，我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就會越來越變形、變態，越來越遠離公眾，成為公眾痛苦一大傷口。顯然，如果不及時叫停舊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形成的利益集團，就可以在未來不長的時間里瓜分中國迄今為止最龐大的一筆資產(全部土地資產遠遠高于國有工業企業的全部資產，也高于股市市值，甚至高于全部居民本外幣存款)并借機掠奪居民一生的儲蓄存款。

　　到了叫停住房模式的時刻

　　中國房地產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必須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房價調控和房地產調控，必須回到根本的增長模式的問題上來。中央和國務院要超越房地產調控，適時轉向重構中國住房發展的游戲規則，果斷叫停當前以城市化和市場化為名的瓜分土地資產和掠奪居民儲蓄存款的運動！

　　必須警省，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從長遠看沒有高效率經濟發展不可能實現社會公正，但是沒有社會公正，經濟效率也不可能長久維持，經濟增長甚至會在社會危機暴發的火山口上一朝斷送。

　　雖然還有許多學者仍在基于善良天性及市場的空想討論住房的細枝末節問題，雖然政府不斷地付出努力調控房價，然而事實上，我們一直忽視了，在中國，房子和土地，原始資金的積累和社會機會的搶占，從一開始就是在非市場、非合理、非人性甚至有悖倫理和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并不能用簡單的經濟學教科書去生搬硬套；我們也忽視了，即便房價合理，然而瓜分和掠奪的游戲不結束，中國住房的矛盾就就越積越深，最終達致暴發的地步！

　　顯然，如果政府必須在房地產發展上真正從“經濟增長型”轉向“公共服務型”。如果增長永遠是積極政府第一位的關注對象，民生的考慮卻被忽視，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就會越來越變形，越來越遠離公眾，并且房地產調控的成果也無法從機制上得到保證。

　　現在，各地都在倡導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并出臺了種種舉措。但從結果來看，收效甚微，基本上只停留在辦事效率方面的改進等屑小的方面。既然城市中70%的居民都沒有能力購房并因此而陷入安居的絕望與痛苦之中，既然教育、衛生、醫療、住房早就成了大家公認的百姓最憂心的問題，政府就必須從政治文明與和諧社會的叫停落后的發展模式，重新出發！

　　我們建議，可借鑒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的作法，在保障當地大多數居民有房住的問題上，在防范當地房價上升的問題上，可以采取一票否決的作法，即不能再讓地方政府官員不能只考慮增長，而必須在增長與民生間尋求平衡。

　　我們建議，要創新土地制度和政策，將農民的土地產權歸還給農民，并允許私人土地產權、集體產權和國有產權具有同等的買賣權力。

　　我們還建議，應該允許失地農民、城市中低收入購房者成立

　　《財經文摘》 作者：趙曉